我们知道汉代中央和地方存在的众多官员。然而，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油然而生，这数量众多的官员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究竟具备何种条件与特质的人才能够有幸担任宰相、御史大夫，乃至各个部门的长官呢？这无疑是在中国政治制度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居于核心地位的重大议题。
从历史的长河中回望，汉代的选官制度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例如，汉初为了稳定局势，曾大量任用功臣及其后裔为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方式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官员素质参差不齐、能力与职位不匹配等。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汉代尊崇儒家思想，对于官员的道德品质和学识修养有着较高的要求。那些熟读经典、品行端正的士人更容易获得晋升的机会。
从社会层面分析，家族背景和社会关系在官员的选拔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些名门望族的子弟，凭借着家族的声望和资源，往往能够在仕途上占据优势。
总之，探讨汉代官员的来源以及选拔标准，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漫长的古代封建世袭时期，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天子的儿子必然会成为天子，公的儿子依旧为公，卿的儿子仍是卿，大夫的儿子依旧为大夫。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做官之人有着特定且明确的血统归属，自然而然便不会产生诸如身份混乱或者资格争议之类的问题。
然而，当历史的车轮行进至秦汉时代，情况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曾经根深蒂固的封建世袭制度被彻底推翻，一个崭新而关键的问题摆在了众人面前：究竟谁应当投身于政治事务，而谁又不应当涉足其中呢？
在封建世袭制度瓦解之后，人们首先可能会联想到军人政治。毕竟，在那个动荡不安、战乱频繁的年代，谁能够牢牢掌握兵权，谁就能够拥有强大的实力，从而得以掌控政权，主宰仕途的走向。比如在某些乱世之中，手握重兵的将领往往能够凭借军事力量割据一方，成为地方的实际统治者。但汉代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其次，人们或许会认为是富人政治占据主导地位，谁拥有丰厚的财富，谁就能够更加轻松地步入仕途，更加容易地掌握权力。在某些时期，财富确实能够为个人带来诸多便利，例如通过贿赂官员获取官职，或者凭借财富积累的人脉关系打通仕途的通道。但在汉代，这种情况也并非普遍存在，汉代的选官制度有着更为复杂和多元的考量因素。
我们在探讨汉代在这一方面的制度，需要明确的是，要到汉武帝之后，才逐渐趋向于清晰明确的形态。在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太学，其性质就如同当下的国立大学。当时的国立大学仅有一所，在这所大学里的学生，在考试毕业时会被划分成两个等级，在当时被称作“科”。其中，从甲科毕业出身的被任命为郎，而从乙科毕业出身的则被任命为吏。郎官隶属于光禄勋，是皇宫里的侍卫人员。依照以往的惯例，凡是担任二千石官的（在汉朝，这样的官职数量众多，中央虽然只有三公九卿十多个，然而地方上的太守就多达一百多个），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必须按照规定请求被送进皇宫充当侍卫。这些子弟需要在皇帝面前服务若干年，一旦政府有人员需求，就会从这些人中进行挑选并分发任职。
这种制度，虽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与此同时也正是官僚集团，仕途依旧被贵族团体所牢牢掌控。以西方的情况来看，直到近代还能见到类似的制度。例如在某些欧洲国家，贵族的子弟往往能够凭借家族的背景和关系，较为轻松地进入政府或者军队等重要部门任职。
然而在中国，自从汉武帝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汉武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旨在打破贵族对仕途的垄断，选拔更多有真才实学和能力的人才为国家效力。例如推行察举制，让地方官员举荐贤能之士，为普通百姓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从而逐渐改变了贵族长期垄断政治资源的局面。这一变革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的选官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当时明确制定了相关制度，从太学毕业并且在考试中获得甲等成绩的学生，就能够成为“郎”。如此一来，在郎官的群体当中，便融入了众多的知识分子；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却并非都是贵族子弟。至于在考试中获得乙等成绩的学生，则回到他们各自的家乡地方政府去担任吏职。“吏”实际上是地方长官的掾属。
在汉代官吏的任用方面，存在着一项限制规定，地方长官一定要由中央进行派遣；无论是太守，还是县令，皆是如此。但是郡县的掾属，必须得由本地人来充当。打个比方，就好比台北市的居民，不能担任台北市的市长；但是台北市政府中从市长以下的所有官员，在汉代被称作“掾属”的，那就绝对要任用台北市的本地居民。不过，辟用掾属的权力，则掌握在长官手中，这被称为“辟署”。三公、九卿、郡太守、县令，这些职位都是由皇帝以及中央政府来任命的。宰相下面的十三曹，就可以由宰相自己来进行辟用。除此之外，各个衙门首长以下的人员，全部都是吏，而且全部由各衙门首长自行任用。
现在这位太学生在考试中获得了乙等成绩，假设他是会稽郡人，那么他便会回到会稽郡，被指定由郡县政府进行试用；这也就是所谓的“补吏”。无论是补郎还是补吏，都是太学生在毕业之后理应享有的待遇。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的需求。一方面，中央派遣的地方长官能够保证国家政策的统一推行；另一方面，本地掾属的任用有助于熟悉当地情况，提高治理效率。然而，这种制度也并非完美无缺。在实际操作中，辟署权的掌握可能导致长官任人唯亲，影响政府的公正性和廉洁性。而且，对于太学生来说，虽然有了补郎和补吏的出路，但竞争依然激烈，能否获得理想的职位，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个人才能、人际关系等。
总之，汉代的这一官吏任用制度，是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汉代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为后世的官吏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思考。
再深入地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在历史上被称之为“乡举里选”。在当时，各个地方在一定的时期内都能够时常选举出优秀的人才输送到中央。他们所进行的这种选举，大致上可以划分成两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三种。
从具体的形式来看，其中一种是察举，即由地方官员对本地区的人才进行考察和推举。地方长官会根据个人的品德、才能、学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选拔出他们认为有资格进入中央任职的人才。比如，那些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品行端正且在乡里有良好声誉的人，就有可能被察举为官。
另一种是征辟，这又分为皇帝征聘和公府、州郡辟除。皇帝征聘是指皇帝听闻某人的名声和才华，特地征召其入朝为官。公府、州郡辟除则是指中央的三公九卿以及地方的州郡长官，可以自行选拔属吏。
还有一种可以看作是特殊的选举方式，那就是太学培养。太学中的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考试，成绩优异者也有机会被推荐到中央任职。
从社会背景来分析，这种“乡举里选”的制度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汉代社会相对稳定，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地方的宗族势力和乡绅阶层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种基层的选举方式，能够将地方上有能力、有威望的人才选拔出来，为国家的治理提供新鲜血液。
然而，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并非毫无瑕疵。由于选拔权力主要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可能会出现徇私舞弊、任人唯亲的情况。而且，选举的标准有时过于注重道德品质，而对实际的治理能力考察不足。
但总体而言，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为国家选拔了不少人才，对汉代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由此能够清晰地看出，这一制度在当时的政治领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满怀理想与抱负的青年踏入太学求学，在经过数年的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后顺利毕业，接着被派遣到地方去服务。在地方服务期间，他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当在地方行政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再经由地方长官的仔细察选得以进入中央。然而，这还并未结束，他又必须经历中央一番严格规定的考试。只有在顺利通过这些考试之后，才能够正式开启自己的仕途生涯。毫无疑问，那在当时是步入仕途、参与政治的唯一正统途径。
政府中的一切官吏，几乎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此项途径获得出身的。面对这样的政府构成，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将其称作是贵族政府了。虽说在郎官之中诚然也存在着不少贵族子弟，但终究只是占了少数比例。我们同样也不能将其定义为军人政府，因为这些郎官并非是凭借军人身份出身的。我们更不能将其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政府，原因在于这些郎官，没有一个是来自商人资本家的子弟家庭。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对于读书人的尊重和推崇由来已久。在汉代，这种“士人政府”的形成，正是对这一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它体现了知识和智慧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强调了通过教育和学习来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
从社会影响的层面来看，“士人政府”的出现为社会各阶层的人才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上升通道，激发了广大青年学子追求知识、积极进取的热情。同时，也促进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使得社会更加注重知识的传承和创新。
汉代自昭帝、宣帝以下的历任宰相，几乎无一不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他们的出身背景，毫无例外地都是经由地方选举这一途径而来。他们并非凭借着自身的血统与皇帝或者前任的大官存在某种特殊关系，也并非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巨额的财富，才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完完全全是因为他们身为读书知识分子，凭借着自身的学识和才华而顺利步入仕途。
这样的情形，自汉代起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中国历史上自此以后的政府，既不是那种由贵族阶层把控、凭借世袭血统来传承权力的贵族政府，也不是由军人凭借武力和战功主导的军人政府，更不是由商人凭借财富和经济实力左右的商人政府，而是一个极度崇尚文治的政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士人政府”。
只允许这些饱学之士登上政治舞台，政府也正是由他们来组织架构，一切政权也都合理地分配在他们的手中。
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这种“士人政府”的形成，推动了社会的文明进步。读书人的治国理念往往更注重道德教化、民生福祉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他们通过推行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强了社会治安的维护，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
在文化传承方面，“士人政府”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和推广，使得儒家思想在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入渗透，成为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读书人的聚集也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创新，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政治制度的演变角度分析，“士人政府”的出现为后世的官僚制度奠定了基础。后世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汉代选拔士人的理念和方法，使得更多的人才能够通过公平竞争进入统治阶层，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