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26日清晨，杜聿明指挥的第13军和第52军，击破八路军李运昌部的顽强阻击，攻陷了辽西重镇锦州，及至东野在辽沈战役中，再次解放这座关外第一名城，已经是三年之后了。就在之前一天，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主力，刚刚到达锦西（今葫芦岛）的江家屯一带，已然来不及驰援锦州了。
（黄克诚）
新四军第3师自苏北盐城出动，奉命北上前往关外的时间，是同年9月23日。此前该师兵力已达37000余人，经过出发前的必要精简，实际出征兵力为35000余人，编有四个旅和三个特务团，时任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
在长达近两个月逾3000华里的艰苦跋涉中，第3师期间仅在山东临沂休整了两天，其他时间全都在赶路，加之水土不服，掉队和伤病人员激增，赶到河北玉田境内时，部队已损失3000余人。
按黄师长的预估，只要赶到东北后得到一定的休整和补充，第3师仍然能够迅速投入战斗。毕竟敌人这两个军的总兵力，不过60000余人，如果第3师的32000人能够及时参战，加上山东军区第1师、以及冀东八路军留驻锦州的7000余人，我军亦有50000之众。
那么锦州这座关内外咽喉之地，或许能够守住，如果再坚持到各路出关部队的到达和汇合，那东北解放战争的局面，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黄克诚和三师部分干部）
一、苏北来的新四军主力师
遗憾的是，第3师在锦西地区几乎一无所获，既没有武器弹药和粮食军费的补充，也没有像在苏北老区那样，得到百姓们的欢迎和支持。
尤其要命的是，东北此时已经寒风刺骨，而远道而来的3师指战员们，还都穿着在苏北行军作战的单衣，一个个冻得直哆嗦，这还怎么打仗？
这还是在黄克诚在某种程度上抗命，坚持全师携带轻重武器上路的结果，否则新四军第3师的整体情况会更糟。饶是如此，仍然缺乏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加之部队极为疲劳，确实无力参与锦州的争夺作战。
11月26日这天，性格直爽的黄克诚给延安发出一封急电，说明了部队遇到“七无”情况后的巨大困难，建议东北我军暂时避敌锋芒：“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再行作战，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黄克诚之所以直接给延安发电报，是因为第3师根本联系不上“东总”，尽管他们相距不是很远，而暂时没有大功率电台的“东总”，当时唯一能够掌握的出关老部队，只有梁兴初的山东军区第1师，这也是导致锦州迅速失守的原因之一。
关于新四军3师在东北的作战历程，不是本文的讨论重点，许多历史爱好者深知，在解放战争初期，蒋军的一个嫡系军或者“整编师”，兵力基本在18000到30000人左右，个别满编率较高的单位，也就30000人冒头的样子，比如整编第74师。
顺便举几个例子：罗列整编第1师26000余人、赵锡田整编第3师18000余人、罗广文整编第10师25000余人、胡琏整编第11师30000余人，而进入东北的第13军和第52军，由于未及参加整编，仍各辖三个师平均约30000人，大体就是这么个情况。
军级单位兵力最多的一个，那得算西安绥署下辖之钟松整编第36师，拥兵36000余人，已经属于特例了。因为该整编师除去所辖三个整编旅之外，还额外配备了三个独立步兵团，是胡宗南集团在关中的战略预备队。
既然蒋军的军级（整编师）单位兵力普遍在30000人以下，则师级（整编旅）单位的兵力，当然普遍在6000到8000人左右，很少有超过10000人的，否则三个师（整编旅）再加上直属部队，那就要突破30000人这个值了，这是军事常识。
实际上，八路军山东军区出关各师的兵力，跟对手的规模也大致相同，比如梁兴初第1师到达7500人、罗华生第2师到达7500人，第6师和第7师均到达6000人左右，普遍还略低于东北蒋军（全部未参加整编）一个步兵师的兵力。
也就是说，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其初始兵力之多，几乎四倍于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各师，更是超过了敌人兵力最多的一个军级单位，成为非常特殊的师级建制，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黄师长在苏北）
二、新四军各部的发展历程
抗日军兴，“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初建时，并未下设师级单位，而是编组成为四个支队（旅级），全军兵力只有10378人，尚不及当时南京政府一个“调整师”的额定兵力，即两旅四团约10923人，这是历史事实。
但是新四军又确实是一个普通的军级单位，这是双方反复谈判的结果，所以叶挺才被任命为中将军长的职务军衔。其主要原因，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实际兵力，受条件所限，恐怕当时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统计数字，我方估计应有20000到30000人左右。
然而在各游击队奉命下山，分头向皖南军部所在地集结期间，曾经出现了多起意外事件，彼时部分蒋系官员还是贼心不死的，加之一些游击队警惕性不够，从而遭到了对手的围攻、缴械甚至是屠杀，兵力确有一定的折损。
新四军正式组建完毕后，立即奔赴抗日战场，经过三年多的浴血奋战和发展壮大，截止到1940年底，该军总兵力已增加到到近90000人，主要战斗序列是：
新四军军部：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六个团）和教导总队。
江南指挥部：下辖四个团。
江北指挥部：下辖两个支队、一个游击纵队及直属部队共十一个团。
苏北指挥部：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和两个直属团共十一个团。
豫鄂挺进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及直属部队共十一个团。
八路军第四纵队：下辖三个旅共七个团（转隶而来）。
八路军第五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九个团（转隶而来）。
粗略计算，不计游击总队、自卫总队等等地方武装，此时统归新四军军部指挥的正规作战部队，建制数量已经高达六十个团，兵力数字是初建时的九倍。
而从部队编制的杂乱程度可以看出，由于得不到新的正规番号，新四军仍然未设师级建制，多以纵队、总队、支队再辖团的组织形式，分头在各地坚持抗日战争。
在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中，遭到顽军重兵围攻的，只是在皖南的军部和三个纵队约9000人，其中牺牲被俘7000余人，另有1000余人成功突围。
也就是说，尽管军部遭到顽军的偷袭，但是新四军真正损失掉的部队，还不到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四军得以迅速重组军部，并以陈毅为代军长。
同时对全军战斗序列进行了整编，正式下辖七个师及十几个直属独立团，总兵力约96000余人，注意这七个师的番号都是我方自行编拟的，各师初组时兵力如下：
（早期的新四军战士）
第1师：粟裕任师长， 兵力11000余人；
第2师：张云逸任师长，兵力18000余人；
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兵力20000余人（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
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兵力15000余人（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
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兵力15000余人；
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兵力8000余人；
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兵力3000余人。
三、关于"三停三发两编"的谈判未果
截至1940年底，新四军的实际建制级别，如仅仅按兵力规模计算，已经等于当时的一个“集团军”建制（下辖两到三个军）。
再到军部完成重建的1941年春夏，情况更是如此，拥兵七个师近十万人马，完全超过了杂牌军一个集团军的实力。
但问题是，“新编第四军”作为一个军级建制，不仅没有被重庆政府升格，反而被诬为“叛军”撤销了番号。
因此在1941年以后，新四军既得不到正式的承认，更得不到任何粮弹补充，完全进入到独立自主坚持抗战的时期。
新四军主要领导更换以后，随着战略方针的正确，部队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主力部队很快达到十余万人。
与此同时，在国内外舆论的声讨下，重庆当局在政治上也非常狼狈，对新四军番号的重建和存在，表现出既不承认也不深究的复杂态度。
（代军长陈毅）
一个军编为七个师十几万人，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至1942年的晚些时候，两党关系有所缓和，蒋氏也提出举行双方领导人会唔。
延安方面考虑再三，派出了刚刚伤愈回国的八路军115师林师长，以特使的身份赶到重庆，进行初步接触。
我方谈判的基调，是强烈要求重庆政府同意"三停三发两编"，所谓三停，是指必须停止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事进攻、停止在政治上进行压迫、停止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打压。
所谓三发，是指重庆政府应该跟抗战初期一样，须按时定量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军饷、发粮弹、发药品；至于”两编“则是要求重庆当局，承认和允许我军编为两个集团军的建制。
此前第八路军已经改番为”第十八集团军“，因此，另外一个集团军建制的申请，很明显是指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四军，道理明摆着，让重庆同意八路军总部升格为战区的想法，百分百是不现实的。
在这些具体要求中，蒋氏对于“三停”不置可否，毕竟都是政治层面的事情，并不触及其核心利益，或可答应。
但是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合法”扩编并发展的相关条款，那是坚决不肯让步，在谈话中更是暴露出真实的想法：
“你们既然拥护政府和委员长，而又提新四军，在报纸上、文章中皆是新四军，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今后切勿再提新四军”。
也就是说，关于新四军建制升格一事，重庆当局在会晤中，认为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谈判因此无疾而终。
关于新四军扩编为“集团军”的努力失败后，考虑到两党关系的实际状态，延安也未单方面升格新四军的编制，并且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将“新编第四军”的番号一直保留到1947年初，直至我华东野战军组建之时，才正式弃用新四军番号。
既然重庆当局不允许扩编，新四军只能一边对日伪作战，一边以各师兼（二级）军区的形式，全面开启独立自主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模式，从而出现了较为特殊的“师级编制”。
（陈毅和彭雪枫）
四、新四军3师发展为野战纵队
新四军活跃的华东和华中地区，多为敌后抗日战场，人口稠密且经济发达，并且蒋系正规军早已望风而逃，因此各师（各军区）在战斗中逐渐发展壮大，虽然还顶着师级番号的名头，但是部队数量早已超出了“师”的范畴。
在1944年对日大反攻之前，第1师兼苏浙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310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装6000人）、第2师兼淮南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330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装11000余人）、第3师兼苏北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280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装22000余人）。
第4师兼淮北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330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装23000余人）、第5师兼鄂豫皖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470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装数万人）、第6师主力部队并入苏浙军区、第7师兼皖中军区的主力部队，发展到200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装7000余人）。
可以看出，黄克诚率领的第3师（兼苏北军区），还不算新四军各师中兵力最多的一个，也反映了新四军当时的实际情况。
再经过大半年的发展，至日本宣布投降时，第3师已经下辖四个旅、三个特务团共37000余人。
总体而言，新四军各师在抗战中后期的真实状态，可谓是“编制小但兵力多”，相比于蒋系军队的“编制大而空额多”，足以说明人民群众支持的对象是谁。
比如在豫湘桂战役中，杨森第27集团军一路溃退到贵州，所辖两个军的总兵力只剩16000余人，经整补后也不过30000余人，其窘况可见一斑。
编制归编制，级别归级别，抗战胜利以后，陈毅奉命率新四军军部北上，在山东临沂接手“山东军区司令部”，充分说明新四军在我方内部，实际已达到“大军区”的级别。
此时新四军拥有主力部队215000余人、地方武装97000余人，另指挥民兵和自卫武装等96万人。
而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各师、各旅，都是各大军区按正常编制规模组建起来的，毕竟跟新四军的情况有所不同，其中山东军区的各师，多在6000人到8000人左右、其他大军区的各旅，则多在4000到5000人左右。
横向比较的话，新四军的旅级建制，所辖兵力与八路军一个师大体相当，又明显大于八路军的一个旅。
新四军第3师到达东北时，下辖第7旅、第8旅、第10旅和独立旅，历经四平保卫战等苦战，于1946年6月撤至松花江以北整补。
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整编过程中，以新四军第3师主力为基干（调出第7旅），1946年9月在黑龙江的海伦和安达地区，正式组建了野战第2纵队，以原副师长刘震为司令员，全纵兵力30000余人。
这支部队的番号，先后是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第二纵队，是东北我军最早的五个主力纵队之一，1948年底被授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的新番号。
由此可见，新四军第3师在东北我军初期的作战序列中，是非常特殊的，研读军史时尤应注意，比如东野第一纵队组建时，是以山东军区第1师、第2师和滨海支队合编而来，基本是由三个师级单位所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