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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3岁的胡启立调至中央工作，没过多久，胡启立就和一位中央的老干部发生矛盾，闯下了“大祸”。

那么，胡启立为什么能够调至中央工作，又为什么会和中央的老干部发生冲突，最终这个矛盾是如何化解的？

胡启立，陕西榆林人，1929年出生。

当时，中国正处于十分混乱的时期，虽说国民政府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权，但是中国还是战火不断，内忧加上外患，导致民不聊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中日大战的爆发，使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更有数不胜数的人失去生命。

生活在这样的乱世中，对胡启立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的表现，让胡启立意识到科技发展的重要。

从小，胡启立就立下了为国家科技事业做贡献的理想。

十七岁时，胡启立以优异的成绩考中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期间，胡启立不仅认真学习，还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担任过北大团委书记和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毕业后，胡启立在北京大学担任职务，干得很不错。因为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胡启立和许多干部一样到了五七干校劳动。

尽管五七干校的条件比较艰苦，工作的内容和胡启立学到的东西几乎没有关系，但是胡启立没有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地完成每一项任务。

到了1972年，国内的形势再次发生变化，胡启立顺利离开了五七干校，之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职务。

五年后，因为胡启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干得不错，中央认为胡启立是个可塑之才，未来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所以将胡启立调回了北京，担任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和副校长。

1980年，天津的发展出现了较大的问题。

曾经天津是北方著名的工业城市，经济地位很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津的发展渐渐落后，到了1980年，已经赶不上全国的平均水平。

此外，天津还存在相当严重的住房和缺水问题，这是天津当时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经过研究，中央决定任命胡启立为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让胡启立带领天津的领导班子解决天津的发展问题。

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不过胡启立并没有放弃，而是迎难而上接下了这个任务。

到任之后，胡启立不分昼夜地研究天津存在的问题，并请教了许多熟悉天津情况的同志，最终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胡启立找到著名企业家王光英，说服王光英在天津开办公司，促进天津经济的发展，为更多的人提供工作岗位。

其次，胡启立使用行政的办法，借到了大量的房子，安置好了那些无家可归的无业游民，社会治安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善。

最后，胡启立经过不断协调，最终与河北省达成合作，将滦河的水引入天津，解决了天津用水不足的问题。

这三个办法，遏制了天津走下坡路的趋势。经过多年的调整，天津的发展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中央也因此看到了胡启立的能力。

1982年，胡启立调至中央工作。没过多久，胡启立就和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发生矛盾，甚至险些因此闯下“大祸”。

那么，胡启立为什么会和中央的老同志发生矛盾，这个问题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

胡启立在天津的成绩得到了中央的认可，经过研究，中央一致认为胡启立应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因此将胡启立调到了中央工作。

一段时间之后，胡启立就遇到了一个不小的麻烦。因为在中央工作，所以胡启立会收到很多人大同志提交的报告。

在一份报告中，胡启立看到有人提议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修建一个办公楼，以解决人大会议场地不足的问题。

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人大机构在不断扩大，人数也在逐年递增。

到了1982年，原有的场地已经有些不能满足人大机构的工作需求，因此这位老同志在报告中提议修建一个新的办公楼，为的是解决场地不足的问题。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这份报告中的提议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毕竟人大不能没有地方开会，否则国家机器就会运行困难。

看到这份报告时，胡启立觉得有些为难。报告里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不过胡启立觉得修建一个新的办公楼是不妥的。

天安门广场的面积是有限的，当时已经有很多建筑了，如果再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修建一个办公楼，很可能会出现其他问题。

带着这样的疑问，胡启立找到了胡耀邦，希望胡耀邦能够帮他分析这个问题。

胡耀邦知道这件事后，觉得胡启立的考虑是正确的，在人民大会堂附近再修建一个办公楼不妥，这个提议不能通过。

胡启立觉得既然胡耀邦都觉得这个提议不合适，那就没有必要送到书记处讨论，因此这个提议就被压了下来。

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胡启立却被告知“闯了大祸”。起初胡启立满头雾水，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而闯祸。

经过解释，胡启立才明白那个麻烦就是之前被否决的在人民大会堂附近修建办公楼的提议。即使如此，胡启立也觉得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这是“闯祸”呢？

当时那位提出建议的人大的老同志等了好些天都没有等到回复，一番打听过后才知道他的提议根本没有送到书记处讨论。

当他知道否决提议的人是胡启立时，这位老同志大发雷霆，他认为胡启立这是胡来，他的提议很合理，为什么要直接否决？

这位人大的老同志情绪有些激动，他直言说要找到胡启立，当面和胡启立说说这件事。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胡启立有些哭笑不得，但是事已至此，又必须给老同志一个交代。

就在胡启立左右为难的时候，万里同志找到了胡启立，告诉他完全不用担心。

1982年，胡启立调至中央工作，没过多久，胡启立就和中央的一位老同志发生矛盾。

就在胡启立左右为难的时候，万里同志告诉胡启立不用担心这件事，他自有办法解决。

那么，万里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说，他的办法是什么，胡启立和中央老同志的矛盾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胡启立在了解问题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好朋友万里同志，希望万里同志能够帮他出出主意，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万里同志听完之后，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办，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妥善的办法。因此，万里同志让胡启立先回去稳住老同志，他研究一下再来找胡启立。

过了几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虽然没有彻底爆发，但是胡启立坐立难安十分为难。

就在胡启立左右为难的时候，万里同志十分高兴地找到胡启立，告诉他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

万里同志说，这个问题，周总理早都帮他解决了。

胡启立听完之后满头雾水，周总理都去世好些年了，怎么还能未卜先知，帮他解决问题呢？

看到胡启立一脸疑惑，万里同志耐心地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之所以说是周总理帮忙解决的，是因为在1958年的时候，周总理提议在人民大会堂的西边建造一个国家大剧院。

也就是说，人民大会堂的西侧早就有了建造计划，无论那位老同志的提议再合理，都应该排在这个计划之后。

周总理提出的建造国家大剧院的计划，在很早之前就被确定为“十大国庆工程之一”。

遗憾的是，因为新中国发展初期遇到了很多困难，因此修建国家大剧院的计划只能一拖再拖，后来许多人都不记得这件事了。

为了找到这个计划，万里同志翻阅了大量的资料。

既然人民大会堂西侧已经有了明确的建造计划，那么中央那位老同志的提议就无法施行了。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中央那位老同志明白就算继续闹下去，也不会有多大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麻烦。

最终，中央那位老同志再也没有找过胡启立的麻烦，这个冲突就在无形之中被化解了。

虽然胡启立和中央那位老同志的矛盾化解了，但是人大机构开会场地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个问题也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会影响到国家机器的运转。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万里同志和胡启立多次讨论，最终拿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来。

修建新的办公楼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此，胡启立和万里同志认为应该另辟蹊径，在不修建办公楼的基础上解决场地的问题。

后来，万里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挂牌制度”。所谓的挂牌制度，就是人大机构在开会时，可以征用附近的场地，包括西交民巷、人民大会堂宾馆等。

开会时，将中华人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牌子挂上就可以。自此之后，人大机构开会场地的问题得到了妥善地解决。

2007年，国家大剧院也完成了修建，周总理的愿望也在多年后实现了。

参考资料：

《胡启立》 来源：中国政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