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试即发解试。所谓发解试，“依额取人，荐名于朝廷，谓之乡贡。若从来无学籍者，经营请举，则必费力。如曾赴混补，则犹庶几于科举也。此系本州及第出身官主文考校。”各州县将考试合格的举子，送往京师参加尚书省礼部试，而这个选拔考试就称为发解试，在宋代一般简称为解试。

隋朝处于科举制的萌芽时期，尚未形成严格的二级考试制度。据贞观二年（628）吏部侍郎刘林甫所说：“隋制以十一月为选始，至春乃毕。” 也就是说，整个选拔人才的工作是从十一月开始，选举始于地方官员举荐，也就是说地方举士开始于十一月。唐代要想参加礼部省试，一般有两种形式。

“大唐贡士之法，多循隋制。自京师郡县皆有学焉，并具《学篇》。每岁仲冬，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长吏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行乡饮酒礼，歌《鹿鸣》之诗，征耆艾，叙少长而观焉。既饯，而与计偕。其不在馆学而举者，谓之乡贡。”

唐代的举子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中央和地方各级学校的学业考试，得以选拔到尚书省的，称为生徒。另一种则是不经过学校而通过州县考试合格者，称为乡贡。生徒和乡贡的考校即为地方一级的考试——解试。据此，州县解试的时间在仲冬，即十一月。两种不同的举子来源，其地位也不相同。

“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所谓“两监”，是指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的国子监。“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都说明唐代存在严重的轻乡贡重生徒的现象，到天宝十二载（751），甚至一度下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赋，皆须补国子学士及郡县学生，然后听举。”

要求所有举人只能通过学校考试取解，但该制度只实行了几年，到至德元年（756）以后，“依前乡贡。”唐初的武德四年（621），朝廷要求州县考试合格者于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显然州县的发解试必须在十月之前完成，这又与《通典》记载的仲冬（十一月）才举行解试相矛盾，不知是记载有误，还是记载了不同时段，故而出现了不同的时间？

徐松在《登科记考·凡例》中记载了唐代举子赴省的时间：“其应举者，乡贡进士例于十月二十五日集户部，生徒亦以十月送尚书省。”生徒十月已经解送尚书省，显然不可能如《通典》所说在十一月举行发解试。

宋代钱易也有记载，唐朝贞元年间，“长安举子，自六月以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己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人忙’。”

说明当时取解的时间是在七八月间。此外《太平广记》也有“秋八月， 果有取解，具名投刺…… 。”牛希济在《荐士论》中也说是“孟冬之月，集于京师。”孟冬为十月，举子们十月已经到达京师参加礼部省试，显然不可能十一月才进行解试的考校。由此推断，唐代解试应当是在七八月间，而不可能是《通典》所载的十一月。宋代科举考试沿袭唐朝，“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

故发解试又被称为“秋赋”、“秋贡”或“秋闱”等。宋代的发解试包括各州县发解试、国子监发解试、开封府发解试和各类别头试。在这里，主要讨论作为主体部分的各州县发解试。“秋闱”，顾名思义，是在秋天举行。

但具体在哪一天，北宋时期尚无定制。北宋初期，由于科举考试的周期尚不固定，每当科举之年，都需要皇帝下达科举诏令。科举诏令颁布之后，士子们才可以投牒申请参加发解试。宋代各州发解试的时间，北宋和南宋情况有所不同。

北宋时期解试尚无固定时间，“国朝三岁发解进士，率以秋季引试，初无定日。”宋代锁院最早用于省试，宋太宗淳化三年（992），苏易简被任命为权知贡举之后，径赴贡院，以避请托，从此省试锁院成为定制。发解试中开始锁院，见于记载最早为大中祥符四年（1011），十一月十二日诏：“自今知贡举及发解官，并令门辞，遣官伴送入院锁宿。”

北宋时期发解试锁院时间尚且没有统一规定。嘉祐元年（1056），全国出现大范围的连续降雨，大面积房屋毁坏，物价上涨，为避免举子长期羁留京城，也为了取信于民，赵上书请求在规定期限内早日举行解试。奏状中说：“开封府、国子监秋试举人，朝廷近降指挥，取七月锁院，已行晓示多日。”

说明宋仁宗嘉祐年间前后，发解试锁院在七月。但《宋会要辑稿》又有记载：“祖宗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锁院。缘福建去京师地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又用六月。”这时的旧制，由于史料的局限性，不能确定具体是北宋什么时期。当时大部分州县是在八月五日锁院，但又可以依据距离京师开封的远近自由决定解试锁院的时间，距离较远者，则锁院相对较早。

福建较远，则用七月，川、广最远，又早至六月。距离开封较远的州县可以较早进行解试，也意味着距离较近者也可以晚于八月之后举行。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八月十九日诏：“解发举人，窃虑妄有保委寄贯户名，宜令开封府下司录司及诸县，并依前后条贯施行，更不得妄保寄户名。如有违犯，重行断遣。将来秋赋，限至九月终试毕。”

可见至少在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以前，有的州县发解试是在九月之外举行的。由此，锁院时间也必然有晚于八月五日的。以诸州县距离京师远近，由州县自行来决定解试时间的早晚，固然体现了宋代发解制度人性化的一面，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弊端：“举子奸计，多占临近户籍，至有三数处冒试者，冀于多试之中，必有一得，以致争讼纷然，有司多端禁止，率不能革”。

由于各地解试时间不同，便出现了制度上的漏洞，举子们把握好各地解试的时间差，并加以充分利用，便可以多地取解，以期“多试之中，必有一得。”北宋时期冒贯取解的现象非常普遍，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

南宋政局稳定之后，科举也走上了正常轨道。绍兴十三年（1143）八月，宋高宗下诏：“祖宗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锁院。缘福建去京师地远，遂先期用七月。川、广尤远，又用六月。今福建、二广趋行朝不远，可并限八月五日锁院。内川陕州军特以六月，若依近例类省试，即示以八月五日锁院。”从北宋以来惯用的省试八月五日锁院，之前由于部分地区距离京师较远，并没有严格遵循。

此时，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行在，原来距离京师较远的地区，现在并不再遥远，故重申了八月五日锁院的规定,并且阐述了原因，“试下举人生弊，冒贯而再试于他州，或作亲嫌而冒试于他路。失于彼者，未必不得于此。”显然这次下诏是针对举子冒贯取解的现象，特意做出的规定。

但是从事实情况来看，绍兴十三年（1143）的规定只是要求各州在八月五日锁院，引试时间却没有做出详细规定，“以闽、广去行在不远，并令八月五日锁院。然诸军、州例选日引试，由是举人多冒贯而再试于他州，或妄引亲贤而再试于别路，至有一身而两预荐送者。”各州、军只要在八月五日锁院即可，引试时间仍然由自己选择，无法彻底解决举子们冒贯取解的弊端。

绍兴二十四年，再次下诏：“今后国子监、临安府、两浙转运司与诸路州军并转运司，依条并以八月五日锁院、十五日引试。”这次不仅规定了锁院的时间，连引试的时间也一并统一在八月十五日。彻底解决了举子们多处冒试的问题，得到了当时读书人的赞誉。

朱熹有言：“事无有处置不得者。事事自有个恰好处，只是不会思量，不得其法。只如旧时科举无定日，少间人来这州试了，又过那州试；州里试了，又去漕司试；无理会处。不知谁恁聪明，会思量，定作八月十五日，积年之弊，一朝而革，这个方唤作处置事。圣人所以做事动中机会，便是如此。”

把解试统一日期一事视为“圣人做事”，给予了高度评价。最终，宋代解试锁院的时间确定为八月五日，引试时间为八月十五日。淳熙七年（1180）五月四日，有大臣上书请求:“科举条例，自八月十五日为始，连日引试三场，此天下通法，独饶州试院乃是隔日入试，凡五日方始终场。乞下槽司严敕饶州，今岁科举须接连三日引试。如敢唱竞，将鼓倡之人置于法。”

显然，绍兴二十四年（1154）规定八月十五日引试之后，各州县发解试的引试时间都是八月十五、十六、十七日，三天之内连续举行。惟有饶州自行隔日，五天方完成解试，到淳熙七年（1180），连日引试三场成为“天下通法”。

南宋刚刚建立的几年，因政局不稳，科举制度没有按照北宋时期应有的秩序举行，后绍兴八年（1138）稳定于杭州，此后一段时间，为宋代科举制的重创时期，许多规定在恢复北宋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又加以现实改进。北宋以及南宋初年，解试开院是在引试之后的三、四十日，到绍兴二十六年，由于各州举子增多，阅卷工作繁重，才规定可以延迟五日开院。

解试作为科举考试的起点，直接决定整个科举考试的成败。唐代解试一般在七八月举行，但程序相对简单，也尚未形成定制。北宋时期，解试增设了锁院的程序，并成为定制。一般在八月五日，距离京师较远的川、广地区提前到六月，福建提前到七月，整个解试时间初步稳定下来。

但各地解试时间不一致，给了举子投机取巧的机会。为了消除冒贯取解的弊端，南宋高宗时期，统一了全国解试时间，八月五日锁院，十五日引试。这是中国科举史上首次对一级考试时间作出统一性规定，对明清时期的科举制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