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北伐战争》，系贺龙之女贺晓明根据其父生前对她的多次谈话整理而成。

由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失败，贺龙陷入了一种苦闷之中。

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常德、桃源师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走上街头抵制日货，追查奸商，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贺龙受到很大鼓舞。

1921年下半年，贺龙驻防湖南桃源时，从上海来了两个学生，一个是他的老相识陈图南，一个是陈图南的朋友花汉如。

他们带来很多书籍，贺龙常同他们一起讨论政治问题，并听他俩辩论。

陈图南讲的克鲁泡特金主义，漏洞百出；

花汉如介绍的社会主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深深吸引了贺龙。

而且贺龙经过前段亲身体验，这时已觉得“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设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他问花汉如：“有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政党?”

花汉如告诉他：“在外国有，就是共产党。”

这是贺龙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这次接触，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他曾经回忆说：“我知道共产党以后，就注意这个党了。”

他在50岁生日讲家史的时候，还提到这件事，提到民主革命时期同他在一起的人，其中特别讲了陈图南和花汉如，并说：“这些人对我是有帮助的。”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贺龙逐渐成熟起来，更加积极自觉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4年2月下旬，赖心辉（1884—1942，字德祥，四川三台人。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1912年后，历任川军护国军二支队司令、川军二十一师四十二旅旅长、川北边防司令、四川边防军司令等职，1924年授将军府正威将军。1925年任四川省省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二军军长。1929年任国民政府军新编十一师师长。1932年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42年在成都病故）和刘湘谈判达成协议，赖当了四川省省长，四川境内的战争暂时结束了。

贺龙入川作战多年，见到军阀之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认识到跟他们干没有出路，于是打定主意回湖南，等待时机消灭赵恒惕（时任湖南省省长）。

不久，他派出使者去广州与孙中山先生联系。

不巧，使者到达广州时，孙先生已去北京。

这时候，又有两个关键性的因素促使了他的思想进一步转变。

1924年春天，中共湘区委员会根据中央“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斗争中，决定的要素是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加这一斗争”的指示，在各地寻找有革命倾向的部队，并派陈章甫到湘西了解部队情况。

陈章甫找到了贺龙，谈得非常融洽，贺龙爽快地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

这是他与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

1925年上半年，贺龙得到广东黄埔军校寄来的很多书刊和信件，其中有《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宣言》和简章。

宣言中讲到“列强帝国主义，以经济侵略为目的，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我国因此便成了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利用军阀，以遂他们侵略的野心。……军人自救，即所以救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

贺龙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信心，增强了力量。

1925年4月16日，贺龙就任澧州镇守使。

同年10月离开澧州去贵州铜仁。

在短短6个月的任期里，他的活动很多，可以看出他的施政思想和政治倾向。

贺龙上任不久，上海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湖南，各界爱国人士异常激愤。

贺龙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动当局的残暴行径，非常愤慨。

为了表示援助和支持，贺龙给上海工人寄去银洋3000元。

长沙《大公报》民国14年(1925)7月11日报道说：

“澧州镇守使贺云青氏(贺龙原名)以此次青(岛)、沪惨案，举国悲愤，近据报载沪上罢工人数，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俾克坚持到底。爰于日昨(五号)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近就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洋三千元，以资救济，并已另电上海青沪惨案失业工人募捐处查收矣。”

这年，澧州地区遭受10年未有的大旱，财主豪绅囤积居奇，有粮不卖，市场物价飞涨，加上连年战争，到处都有饥民。

贺龙设立粮食公卖处，同时规定殷实富户提前缴纳两年田赋，并用这项征来的粮食救济饥民。

他还亲自带领农民到地主家“吃大户”，在街头搭“赈饥台”，发救济粮。

贺龙把澧州历来按人头收税法改成按田数收税法，严办抗交捐税的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

贺龙说：“宁让一家怨，不使千家哭。”

为了解决城市贫民和穷苦青少年的生活问题，贺龙创办了平民工厂。

从澧州地方税中提出百分之五做建厂资金，招收失学失业的男女青年400多人进厂劳动。

工厂有7个车间，十几幢厂房，贺龙还亲自到工厂看望工人群众。

为了整顿社会秩序，贺龙治理了匪患，镇压了恶霸，得到城乡民众拥护。

他还支持学生到福音堂斥责违犯中国法纪、损害中国民众利益的外国牧师。

当时澧州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国正天心顺，

官清民自安；

贺龙当州官，

百姓都喜欢。”

由于贺龙在澧州严重地打击了土豪劣绅，激怒了湖南军阀赵恒惕。

赵秘密布置湖南三个师，并纠集贵州两个旅和湖北一个师进攻贺龙部队。

此时，贺龙通电表示：

“……贺师长耀祖，刘师长铏，竟于荒年饥馑之时，不听政府命令，不顾地方糜烂，协而谋我。……爰于本日率部退驻慈(利)、(大)庸待命。倘再不顾大局，无故进逼，则衅自彼开。……”

并率部前往贵州。

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讲过：

“当时中国的镇守使多得很，连北京政府都不晓得封了多少。他们把你没办法了，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乌纱帽。他们要是能把我吃掉，大概连骨头都咬成碎渣渣了。没办法，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当个镇守使吧。我这个镇守使是枪杆子打出来的。”

贺龙率部到铜仁后就整训部队，招考军官。

考试题目是“阐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

贺龙由铜仁回湖南参加北伐，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

贺龙攻占常德后感慨地说：

“北伐战争是打土豪劣绅，打军阀，打外国强盗的，是谋求中国统一的，这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的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我以前的想法太狭隘了，以为打富济贫就等于革命。现在懂得要想大家富裕，不许少数人发财，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只依靠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的理想是让大家都富裕。”

多年来，贺龙艰难地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共产主义。

他主动要求北伐军总政治部在他的部队办政治讲习所，并在周逸群同志率领的宣传大队到达第一师后的第三天，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逸群是贺龙与党密切联系的纽带，他帮助贺龙加快了思想演变进程。

他们两人成了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战友。

周逸群依靠贺龙的全力支持，在部队里进行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为我党掌握和改造这支部队，顺利北伐，动员友军参加革命以至组织南昌起义的力量，奠定了基础。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贺龙的阶级觉悟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赖。

政治讲习所举办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出优秀党员到这里担任教员，对学习优良的学生奖给《通俗资本论》([德]博洽德编，李季译，1926年6月出版)。

学习的课程和内容有军事知识、中山主义大纲、民族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现代经济学、“五卅运动”等。

讲习所因此吸引了湘、鄂、川、黔边境的大批有志青年，这里的共青团组织先后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

师政治部和讲习所还查封了贩卖日货的商店，将日货充公；部队的革命风气高涨。

由于革命的深入发展和贺龙坚定的革命态度，他的部队里一些不愿继续革命的人逐渐分化出来了。

例如陈图南，他对贺龙早年的革命活动起过一定的支持作用，但随着蒋介石同武汉政府的分裂，陈图南倒向了国民党右派，企图阻止北伐，因而受到处决。

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贺龙对此极力赞助。

他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我贺龙是两把菜刀砍出来的，是打土豪打出来的。”

那时，公众评论贺龙说：“他虽还不是共产党员，可他做起事来比有些共产党员还要做得出色。”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夏斗寅（1884—1951，字灵炳，湖北麻城人。早年毕业于湖北武备学堂。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1927年5月发动叛乱，企图推翻武汉国民政府，被叶挺率部击溃）、许克祥（1890—1967，湖南湘乡人。1927年担任国民党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在长沙驻防。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在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许克祥积极响应，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马日事变”，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工农兵群众100多人。因此被蒋介石晋升为独立第二师师长）纷纷叛变。

贺龙当时正在河南与奉系军阀作战，他马上找来周逸群，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提醒共产党人要早做准备，预防不测。

他说：“现在时局紧张，我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议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在我这个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要继续做政治工作。”

从河南回到武汉，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

在反动派的枪口和屠刀下，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鲜血洒满了大江南北。

在这种情势下，贺龙与共产党的关系却越来越密切。

周逸群问他，有一批工人纠察队员要不要?

贺龙当即坚定地表示欢迎。

就这样成立了二十军教导团。

贺龙还把教导团交给党组织，使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会会员、军校和农校干部学员、黄冈县赤卫队员，纷纷云集鄂城，进了这个教导团。

贺龙以二十军教导团的名义，在我党最危急的时候，保护了党的大批干部，保存了党的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之前，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人。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恽代英（1927年初到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兼湖北省政府委员）、吴明（1901—1968，又名无名、陈公培，湖南长沙人。1920年夏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武汉工人运动讲习所教员）等许多领导同志就住在二十军的军部，贺龙同他们亲密无间，无话不谈。

贺龙除坚持主张暴动外，对起义的前途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他表示：“张发奎（1896—1980，字向华，广东始兴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临近起义前，他在团以上军官会议上讲话：

“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前曾派他的秘书长（应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李仲公到武汉游说。

李仲公找过贺龙，结果被贺龙押送到唐生智（1889—1970，字孟潇，湖南东安人。1927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会七人主席团成员、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司令部处理。

南昌起义之后，蒋介石又想拉拢他，派人给他送委任状，贺龙没理睬，并报告周恩来，把来人枪毙了。

南昌起义前后，革命正处于低潮，党遭受严重挫折。

对贺龙这位军长来说，不参加南昌起义，不跟着共产党走，是很能官运亨通的。

此时此刻贺龙却毅然决然地接受共产党的决定，担任了南昌起义总指挥，并在起义部队南下到达瑞金时，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他多年来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共产党最背运的时候参加的”，“有的材料写着我70次找党……没有70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

贺龙同志入党的第二天就召集官兵开会，亲自宣布：“昨天晚上，我入党了。”

会昌战役后，他到二十军教导团讲话：

“过去我们所作所为，无非就是打富济贫，扶弱抑强，替穷苦百姓平冤出气，但干不出什么大名堂。现在我知道，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万恶社会。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里来，如果大家愿意入党，我来当介绍人。”

贺龙入党后，中央指示召开的“流沙会议”决定让他离开部队去香港。

贺龙服从党的决定，把兵权交给党，离开了部队，同刘伯承、吴玉章、廖乾吾、彭湃（南昌起义时分别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二十军党代表、革命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委员）等同志乘坐木船去了香港。

大革命失败好比大浪淘沙一样，有的人脱党了，有的人叛变了，有的人回家赋闲了。

而贺龙等一大批忠诚的战士，抱着对党的坚定信念，以满腔热血继续顽强地战斗下去。

贺龙由香港转到上海后，又坚定地回到湘鄂西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组织革命队伍。

贺龙早期的革命活动，在他走过的光辉历程中，留下了一个老共产党员最初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