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柳条边是清王朝为保护其"发祥满洲重地"和垄断东北特经济贸易利益所置定的封禁界限。同时，清王朝也把修筑柳条边作为盛京、宁古塔、内蒙古几个行政区的分界线。

一、清代统治模式

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汉地设十八个行省，省级最高行政长官是总督和巡抚。各省均设巡抚（有的是总督兼），每一省或二三省设一总督，掌握一省或数省的军政大权。他们都是皇帝的心腹，一切秉承皇帝的旨意行事。此外，每省还设有提督学政一人，以侍郎、京堂、翰林、詹事、科道及部属等官由进士出身者兼任，会同督、抚主管一省的教育、科举等事务，不论原官阶高低，在充任学政期间，其地位与督、抚平行，素有学台之称。督、抚之下，各省均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设布政使、按察使各一人。布政使又称藩台，主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和人事。按察使又称案台，主管一省的司法、刑狱和纠察，兼领驿传，而对于自己的龙兴之地——东北三省，则采取军管，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进行军事化管理。对于新疆、西藏、蒙古地区则采取“藏人治藏、蒙人治蒙、维人治疆，驻官监视”的半羁糜统治方式。

二、清代柳条边的设立——从“管控”到“封禁”

清朝初年，八旗入关后，东北地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土地肥沃，大片皇庄、旗地因八旗入关而无人耕种，导致田园荒芜。为了大规模开发东北地区，清政府在初期大力鼓励北方百姓进入东北，定居东北。顺治年间，大量百姓在政府的鼓励下移居东北，向全国发出《辽东招民开垦条例》，奖励如果有人能招揽百人去东北随着人口的增多，东北在那一时期得到快速的发展。奉天府尹张尚贤道出了清政府此举的根本目的："充实根本，以图久远之策。"这样的情况到了1668年发生了变化，考虑到南明政权以被剿灭，而东北作为满人的龙兴之地，眼下却涌入了大量的汉人，为了保持自身民族独特性，防止东北地区满、汉民众矛盾，在康熙七年，康熙皇帝下令，正式对东北实行管控政策："设立柳条边墙，永行禁止流民，不许入境。"但是对于八旗在籍汉人和合法前往东北地区经商的商人则不在“封禁”之中，康熙皇帝对封禁政策下达之前迁入东北地区的汉民做了妥善安置，康熙帝还命户部郎中郑都等人协调盛京户部侍郎和奉天府府尹，亲自前往奉天，详细查访旗人田亩。经过六个月的走访调查，清政府重新规划了旗人的田地界线，并下令："嗣后分界之地，不许旗人、民人互相垦种，以滋争端。如有荒地余多，旗、民情愿垦种者，将地名亩数具呈盛京户部，在各界内听部丈给，庶界得分明，旗、民各安生业，不致互相争告。"清政府如此详细的要求确定旗民地界，可见清廷对于大力开发东北的态度是坚决地。从康熙帝"俟满洲藩衍之时，渐次给予耕种"的话语中可见，在清廷统治者看来，东北无疑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之地。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前期清廷大力鼓励汉人百姓进入东北、开发东北，可是一旦汉人百姓的开发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或者清廷统治者认为汉人势力危及到满足在东北的长久利益，则清廷必然会采取措施限制汉人百姓的活动，保护东北的旗人，保护其根本利益。

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关内地狭人稠，满清入关的圈地无法养活日益膨胀的八旗人口，养活八旗旗人的俸禄人均越来越少，京城旗人由于沾染汉地不良习惯整日挥霍无度加之俸禄减少生活日渐窘迫，乾隆为此忧心忡忡。乾隆二年八月，舒赫德上书："盛京、黑龙江、宁古塔（按，此处的宁古塔是指吉林将军辖地，而不是指宁古塔地方）三处，为我朝兴隆之地，土脉沃美，地气肥厚，闻其闲旷处甚多，概可开垦。虽八旗满洲不可散在他方，而与此根本之地，似不妨迁移居住。"舒赫德一并规划了迁移的具体细项，先是招募百姓，选择合适的地方开垦，再形成城镇，京旗进驻，最终使得京城旗人"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以简朴，返其初风，则根本绵固，久远可计矣。”舒赫德的上书为清帝国移关内满人充实东北三省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时期，清政府还制定了人参、貂皮等东北名贵特产专卖政策，有例证如下：亲王参七十斤，世子六十斤，郡王五十斤，长子四十五斤，贝勒四十斤，贝子三十斤，镇国公二十二斤八两，辅国公十七斤，镇国将军十二斤八两，辅国将军十斤，奉国将军九斤，奉恩将军七斤八两，入山海关不课税，此定数之外多得之参每斤照杀虎口定例征税六钱。八旗若有买人参贩卖经商之人，由该旗出具保结盖印送户部后，由户部发给票照，领取此票照时由税官登记档册，出山海关时八旗、王、贝勒、贝子、公等领取票照，购买挖得人参，买得之参入山海关时由该监督照数查明征税。在票照上加盖印信。倘若逾限不交票照，伽号一个月，鞭一百，买参之人到盛京、开原等处攒买，不得到采参之处购买。买参之人，一票不得超过四人。针对这样的专卖政策，盛京将军多次告诫汉民切勿盗采人参，可是人参、貂皮等名贵特产的走私在关外汉民间仍然屡禁不止，这让清政府大为恼火，乾隆皇帝因此下了彻底封禁东北三省的决心，制定更加严厉的封禁政策：一是为垄断关东地区的资源，保护国有土地；二是为维护关外旗人生计；三是为保持满洲本色"国语骑射"，谨防汉化，保护旗人的尚武精神；四是为防止汉、蒙民族之间的结合。东北三省从此以后除了发配宁古塔的“披甲奴”之外，普通汉民进入东三省难上加难，东北地区开启了大约两个世纪的封禁政策，直到1860年之后才逐渐废止。

三、柳条边的系统分布与“闯关东”

清代柳条边是按段分时修筑而成的，具体分为老边东段（英我至凤凰城边门）始筑于崇德三年。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廷分别于凤凰城、暖阳、英莪、兴京、谦厂五边门处设笔帖式一员，即威远堡至凤凰城边门间的柳条边，已经正式形成。老边西段（平川营至威远堡边门）进行大范围修筑，并最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是在顺治年间。顺治八年（1651年），于水口设边门。顺治十一年清朝于新台、黑山口、高台堡、平川营、长岭山、松岭、九官台、清河、白土厂、威远堡、法库、彰武台等十二处，设了边门笔帖式、马法、关口守御等职，由此可知，老边西段于顺治十一年已经修筑完成。从威远堡边门稍西杨堡至吉林东亮子山段柳条边，相对于盛京地区的老边修筑时间较晚，因而也称"新边"。"插柳结绳，以界蒙古"，最初指此段柳条边。康熙二十年三月，宁古塔将军"巴海请设界限，许沿边蒙古就近入口，采樵围猎"。清廷"遣侍郎沙赖前往设立边界"，并由"理藩院晓谕蒙古"。《吉林外纪》载：康熙"二十年，添设巴彦鄂佛罗、伊通、黑尔苏、布尔图库等四边门防御四员，笔帖式各一员"，可见新边于康熙二十年已经修筑完成。据《柳边经略》记载："（老边）西起自长城，东到船厂（今吉林省吉林市），北自威远堡（今辽宁省开原市境内），南至凤凰山（今辽宁省凤城市）止。设边门二十一座，每门设苏喇章京一员，笔贴式一一员，披甲十名。"全长1900余里，由盛京将军管辖。柳条边构造据《柳边纪略》记载：今辽东皆插柳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控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柳条边的筑法是：用土堆成高宽各1米的土堤，土堤上每隔1.7米插柳条3株，每株间再用绳连结横条柳枝，即所谓"插柳结绳"。土堤外侧，挖深2.7米、底宽1.7米、口宽2.7米的边壕，以禁止人们越渡，因为柳条边壕修于清代，后世又称"清沟"，对于敢于偷越柳条边的百姓，清政府严厉缉拿，治重典论罪。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帝国关内人口日趋增长，人地矛盾日趋尖锐，关内民众生活越发艰辛，根据马嘎尔尼《英使觐见乾隆纪实》记载：“中国的全部土地只有极少数例外主要是种植人吃的粮食。除了皇帝的御花园外，全国很少有公共娱乐场所，全国没有公地，大地主们也不肯划出土地来不事生产而改作娱乐场所，所有耕地从不休耕，如此激烈的人地矛盾，使得中国百姓实际上相当贫穷。最让英国人印象深刻的是由于清政府送来的礼品过多，很多猪和家禽在路上碰撞而死，于是英国人就将这些已经发臭的动物从船上扔了下去，此时，岸上的中国人就疯了一样跳下海马上把这些死动物捞起来，洗干净用盐腌好。”由于黄河水患，加之华北地区地狭人稠，蝗灾不断，华北地区成了粮荒的重灾区，清朝京师严重依赖运河漕粮运输，由于黄河泥沙淤积，运输不畅，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清政府用于对京城汉民出售的粮食多为陈年积粮，足可见清代京城粮荒的严重，京城尚且如此，华北地区粮食供应可想而知，故关内粮荒十分严重，下层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拼死逃到土地肥沃的关东地区成了华北下层流民的重要目标。闯关东路线分为两条：一条是从山东半岛出发，渡海进入辽东；一条是私自翻越长城柳条边墙进入辽西。这两条路线均会面临清政府军队拦截和严苛的自然环境考验，但是仍有很多饥民冒死进入关东谋生，到了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仅山东流民入关者就达到10多万人；1776年（乾乾隆四十一年），据估计在关东谋生的华北农民总计达到180万人，这些流民都是在闭关条件下、私自进入关东的，所谓"闯关东"即由此而来。

四、柳条边封禁之地的治理——“披甲奴”与貂皮贸易

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管控封禁之后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并非完全终止，而是采取征发流人和垄断贸易的方式，征发流人方面，清政府主要是将关内犯罪官吏、文人、百姓发配到吉林、黑龙江宁古塔、珲春、海拉尔等地给披甲人——关外八旗士兵为奴隶，为其开垦旗地，充实边防。乾隆初年公布的《大清律例》规定："强盗免死减者，行劫数家止首一家者，伙盗供出首盗即时拿获者，偷盗坟墓二次者具发宁古塔等处。"发往宁古塔的罪犯，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考察他的现实表现，如能悔过自新，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回籍。但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将永远不得入关，除非皇上特准。流人到了东北各旗，都分给住房、耕牛和土地。能从事农业和渔猎生产的便从事生产劳动。尤其文人，在流人中地位最高。来宁古塔的流人中，吴兆骞等到宁古塔后，即被巴海将军看中，请到自己府上教两个孩子读书。许多流人都曾被满族的官吏请去教书讲学，为后来宁古塔创立"龙城书院"奠定了基础。流放文人在宁古塔还创办许多书房藏书，如张缙彦的"外方庵"、吴兆骞的"望蜀书社"、杨越的"读书草堂"、方拱乾的"何陋居"等。流人们在宁古塔虽然过着谪戍生活，但士大夫出身的他们不同于普通的平民百姓，在东北野味、蘑菇的滋养下，留连于诗酒，放歌塞外的山川沃野。流人们还带来了中医中药，"满人病轻服药而重跳神"，流人来后则出现"医多自内地"，善医者可行医看病，推广中药，吕留良的后人曾是著名中医，不仅解决了宁古塔地域无医药的问题，还获得丰厚的收入。至于平民百姓出身的流人，有的流人被派往官庄，当了庄丁，这些庄丁虽是流人但是比关内的生活要好的多，这些官庄每庄10人，1人为庄头，9人为壮丁，每个人一年上交粮食12石，草料300束，猪肉100斤，木炭100斤，石灰300斤，芦苇100束，交足这些租子之后剩下的劳动成果就是自己的，足够满足自身生活之用。有的流人派往驿站、矿山或衙门服各种杂役，初一、十五定期到衙门报告自己的改造情况。也有的流人是工匠，有的制酒、有的制陶、有的制盐、有的打铁、有的做木工瓦工，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还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发给披甲人为奴的流人，成为八旗的"旗下家奴"，参军作战，其他流人也需要为军队工作，吉林水师营和黑龙江水师营、火器营都有流人的身影，两次雅克萨之战也都有流人的贡献。

貂皮贸易方面，自清太祖时代对此十分重视，有“东北亚软黄金”之称，成为满清政权重要的财政来源，清朝，瑷珲一带以盛产貂皮而闻名。据记载，清初瑷珲区域达斡尔族即向清庭进贡貂皮，貂皮成为清代黑龙江流域的进贡佳品。《黑龙江述略》载："黑龙江省土贡，以貂皮为重。肇自天命、天聪之年，我朝初征诸部落时，而额定岁时名物，则不详其始制"。17世纪中叶，清朝已基本完成对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统一。一六四二年，皇太极至明崇祯帝书："予绩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茨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清政府为加强对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管理，将包括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在内的索伦诸部编入布特哈八旗，先后隶属于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承担兵役和贡貂的义务。贡貂制度实施促进了通贡贸易的产生。《黑龙江外记》载："每岁五月，布特哈官兵悉来齐齐哈尔纳貂皮、互市，号楚勒罕，译言盟会也"。"楚勒罕"初设于齐齐哈尔城西北因沁屯，虽为贡貂制度而设，但清政府鼓励各族人民到此进行商品交换，瑷珲、墨尔根等城商人皆来此地互市。届时，将军、副都统率属来此驻扎选貂，俄罗斯、蒙古的商贾更是云集于此，"轮蹄络绎，皮市山积，牛马蔽野"，市集热闹非凡，场面壮观，在给清政府带来丰厚财源的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东北边境市场。

五、“柳条边之祸”——瑷珲条约

柳条边封禁的实施无疑不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发，阻碍了东北人口的增长。东北地区的人口不仅稀少，其分布也十分不均匀。到清朝末期的1893年，辽宁有人口430万，黑龙江有100万，吉林仅有62万。黑龙江和吉林两大将军所辖的面积将近200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却如此之少，这让俄罗斯不得不时时窥探黑龙江流域。但是清政府对此并非毫无防范，东北三省屯驻着清帝国最精锐的兵团——关外八旗，兵员35361人，驻防据点四十四个，这些兵士不但弓马娴熟，而且装备大量优质火器，驻防黑龙江的索伦精兵更成了俄罗斯侵略者的恶梦。

但到了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帝国关内八旗、绿影军早已腐化不堪，清政府只能征调关外八旗入关参战，清朝至少从辽宁调离了6500人的军队，向吉林调离了2600人的军队，向黑龙江调离了4500人的军队。而这些军队不仅包括正兵，还包括闲散余丁。这就让东北地区人口稀少的弊端暴露显现出来，为了勉强维持东北的防务，吉林和黑龙江将军不得不加大征兵的规模，将闲散余丁变成正兵。余丁成为正兵，也就使得东北军队的战斗力大为下降。然而，东北的余丁也不够用。到同治年间，余丁除调军营及补兵额，老者不堪差遣，幼者尚无长成外，所存本已无多，可用更属无几，说明吉林的余丁也几近于无。黑龙江驻防甚至巴尔虎等旗将十五六岁者亦皆派选，仍不敷额。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俄罗斯以“调停”之功向清政府发难，当俄罗斯军队强制进入黑龙江时候，咸丰无奈下令瑷理当局"不可肇衅，致生事端"。1858年，俄罗斯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858年以后，俄罗斯又向吉林将军辖区进犯，到1860年逼迫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强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共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东北开禁，移民实边

清政府与沙俄的不平等条约让大清深刻意识道柳条边政策对东北治理的弊端，加之晚清时期灾荒不断，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就废除了对东北的移民禁令，废除柳条边，使得内地的流民大量涌入东北，"闯关东"合法化了。清朝还对移民给予大量的政策支持，如提供车费、食物、土地，减免税收等。清朝的移民很快改变了东北地广人稀的局面。1893年，东北人口已经达到600万，到清朝末年已经将近2000万。人口的增加为东北设省提供了条件。清朝在1862年废除了将军辖区的设置，实行了道、府厅州具等地方行政建置。根据《清史稿》记载：“令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增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并以徐世昌补授东三省总督，唐绍仪补授奉天巡抚，朱家宝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1904年至1905年，沙俄与日本两个强盗在东北大打出手，软弱无能的清廷眼睁睁看着日俄在自己的国土上打仗，却只能宣布"中立"，可谓奇耻大辱。日俄战争后，日本人加速了对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步伐，清廷也意识到自己"龙兴之地"问题的严峻性，遂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加以弥补，其中最为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废除原来的黑龙江、吉林、盛京三将军管辖体制，转而实行与内地一样的行省体制。即筹建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每省设巡抚，三省之上设东三省总督，东三省总督也由此成为大清帝国事实上的"东北王"，也是大清帝国辖区最广袤的封疆大吏。

结语：

柳条边是清王朝入关后在东北地区修建的与战略防御、军事部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道边墙，也是一种适合东北地区的例似长城的防御体系工程。后期成为防止满族汉化，保持国语骑射之风的绿色禁界线。道光、咸丰年间，清朝社会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清政府对东北的封禁逐渐演变成局部开禁。柳条边及边门等逐渐失去了作用。光绪末年，随着"禁中之禁"的盛京围场、吉林围场被放垦，以及一系列"放荒济用"政策的实施，东北地区进入了全面开禁。尽管如此，为了保护统治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清皇室的各种特需，嘉庆以后的历代清朝皇帝，都遵从祖制保留了柳条边墙及其驻防机构边门。到了近代，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打破了大清政府的地域封禁，柳条边也最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