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93年后的今天，历史的警钟依旧在耳边回响，提醒我们不能忘那段苦难岁月和牺牲者的血泪。
在中华民族的浩荡历史中，僧侣们以其深沉的民族情感和佛教的慈悲精神，书写了一页页感人至深的篇章。他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佛教“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教诲为指引，展现了超越常人的勇气与牺牲。他们的贡献，在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今日，让我们通过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李利安的文章《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十大积极作用》，再次回顾那些爱国僧人的慈悲与大义。
文/李利安
“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是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给南岳佛教僧人写的一句话，这既是对当时投身抗战的中国佛教界的肯定，也是对当时中国佛教界进一步参与抗战的激励，在今天来看，也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历史特征的高度概括。
这句话饱含着中国佛教界参与抗战的丰富内涵，在纪念抗战胜利之际，尤其值得我们回味。
佛教向来以出世风格而著称，常被人视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遁世型宗教。然而，佛教毕竟是人间的宗教，它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生存环境，所以它总是和一定时空下的人与事密切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把时间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把空间视角调整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时，我们发现，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民族齐聚在抗战的大旗下，形成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壮烈局面。
一向清净自在的中国佛教，也自觉融入到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时代洪流之中，形成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特殊形态，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
“九一八事件”后，太虚法师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
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也通告全国佛教徒，以宗教的形式表达爱国抗敌之情，制止日本军阀的侵华暴行。
身在南京的佛教居士欧阳渐先生也积极宣传，主张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妥协，提出“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
太虚大师
1932年3月18日，太虚法师又撰写了《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大师
1932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大师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
五台山僧众抗日自卫队和尚连（图片摄影：沙飞 拍摄于1938-1939年）
五台山僧侣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至死不当亡国奴。”
弘一法师也时常向僧俗大众宣传爱国思想，激励其投入抗战救国大业。他书写了很多条幅，广赠佛门信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是满怀杀敌护国的热诚。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
为了鼓舞士气，抗战时期的中国佛教界大力弘扬佛法积极救世的“乐观”、“无畏”精神，鼓励人们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抗战。如太虚法师曾说，“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华民族，又岂能为日本完全吞灭！”
1941年1月，暮笳法师在《狮子吼》上发表了《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吁广大青年以乐观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明天。他指出：“在民族再生的新天地中，我们只有狂歌，而没有半点忧伤。”他希望广大爱国爱教的佛教青年，“要将自己的人格和庄严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参加现阶段的解放事业中，把我们的全副身心交给那个光辉的事业”。
要像佛陀教导的那样，勇于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乐地狱，且庄严地狱”，从而更深切地把握佛法“乐观”、“无畏”的人生观，真正培养出崇高的人格。
中国佛教界的这些抗战呼吁和抗战激励，充分体现出中国佛教界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将佛法与时代主题有机契合的历史自觉。
对佛教的理论与戒律做了重新的阐释，使佛教与抗战大局相适应，既为佛教界投身抗战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为全民族抗战的合理性提供全面的论证。
面对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肆意践踏，中国全社会都处于激愤状态，人们对佛教的要求也变成了“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教界爱国人士顺应这一时代大潮，对佛教理论体系与修道体系做了全面的解释，指出佛教徒的最高目标是成佛，只有战胜魔才能成佛。他们认为日本法西斯就是佛经中所说的魔，所以，抗日就是降魔成佛的必经过程。
他们认为，“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他们还以《护国般若经》为根据，认为国家有内乱和外患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
佛教界还充分阐释了“杀敌”与“戒杀”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如太虚法师就认为，“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弘一法师的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居士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
弘一大师与丰子恺（右）
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为激昂，他们坚定地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他们还以佛经为证，“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
所以，他们认为武力抗日是菩萨的救世行为，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则是最好的积善行德。他们号召佛教徒“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
佛教有三种布施之说，即所谓“财施”、“法施”、“无畏施”。太虚法师认为，这三种布施都适于抗战的需要，他解释说：“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
佛教界的教义阐释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热情，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1937年在栖霞古寺千佛岩的难民
参与抗战的各种后勤性工作，主要可以归结为五类：一是掩护和救治伤员；二是掩埋战死人员；三是收容救护难民；四是承担搬运战备物资；五是慰问犒劳抗日战士。
1933年5月7日，太虚法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佛教与护国》，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青年佛教徒成立护国团，支援前方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反对内战，赵朴初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积极地投身于救济战区难民的工作，先后负责收容难民数十万，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1938年的一份报告称，佛教界救护队救护安置的负伤军人和租界难民共有8272人。
圆瑛大师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也在“七七事变”后于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界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法师任团长。随后，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京沪各寺青年僧徒于申城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救护队员100人，编为3个大队，经过一周集训后，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
继上海之后，汉口、宁波、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僧侣救护队，其中重庆僧侣救护队因救护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国民政府通令嘉奖。
▲1937年栖霞古寺舍利塔前的难民
被称为“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的《栖霞寺1937》则描写了位于南京的这座佛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保护、营救两万四千多名难民的历史。
淞沪战役结束后，阵亡的中国军人及罹难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法师的带领下，从2月至5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万多具遗体。
湖南南岳的僧人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慧旦法师、演文法师还请周恩来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亲笔题词，在当时南岳佛道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僧道因此受到启蒙，纷纷投奔到抗战救国的行列中来，在巨赞法师、演文法师、暮笳法师等的带动下，许多青年佛道教徒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服务队，在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难民。
其中于1938年成立的南岳僧侣救护队由五大寺的120余人组成，道安法师任大队长，大定法师、智圆法师任分队长，经过集中训练，每遇空袭，即赴战地救难。
在内蒙的大青山地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古族上层、宗教上层建立了密切联系和深厚友情，并依靠他们沟通了与一些伪军、伪蒙军的内线联系，取得了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支持、合作和帮助。
地处西北大后方的陕西也于1939年春由西北行营批准成立了“陕西佛教抗战救亡救护队”，奔赴山西中条山、潼关、华阴三个伤兵集中处进行救护工作。
皖南事变后，永宁寺住持雪松法师组织了盐城县佛教界抗日救护队，自任教官，以自己会中医的一技之长，救护过不少新四军伤病员，陈毅、刘少奇称他“革命和尚”。
1939年5月，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
总之，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时期所从事的抗战后勤性工作，从工作类型来讲是全方位的，从参加者来讲是全国范围内的，其数之大，其功之高，实难尽述。
▲1937年拯救了2.4万名同胞的寂然法师（左五）与难民在三圣殿合影
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投入巨大人力，也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在国力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只有全社会的支援，抗战才有望坚持下去。
1936年印光法师在上海发出的献金息灾倡议在社会上立即引起积极的回响。为了支援抗战，江苏的许多寺院如常州的天宁寺、句容宝华山的隆昌寺等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
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
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广大佛教徒纷纷响应，慷慨解囊，购买飞机，支援前线。
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
那时，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为了表彰嘉木样五世的抗日爱国精神，1946年国民政府特赐“疏财卫国”匾额一块，至今仍保存在拉卜楞寺中。
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失去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通道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照此计算，每年可运物资3000吨（单程）。而在这些马帮中，有许多人是西藏寺院派出的僧侣。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援了抗日战争。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为抗战募捐，到战地抢救伤患，被称为“战神之敌”。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募得国币3.24万元，分别汇给上海、浙江等地的慈善团体、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1938年秋，圆瑛法师回国视察各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了解到经费仍十分困难，遂于当年冬天再次到南洋一带进行爱国演说，发动筹募“一元钱救国运动”，又为祖国筹集了一笔经费。
中国佛教界的抗战捐款活动在当时形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显示了中国佛教界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励了全国人民支援抗战的热情，在中国宗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
中国佛教的这一光辉历史，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宗教、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宗教、契机的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
内容节选自李利安教授《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十大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