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安史之乱后，唐朝之所以还能坚持150年，主要是因为之前130年打下的基础、留下的遗产太好了。
举几组数字为例。安史之乱后的唐宪宗时期，宣武节度使韩弘有一回向朝廷进贡，“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但这只是九牛一毛，他的库存是这样：“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而且，这只是他手里的现货。
唐穆宗时期，卢龙节度使刘整曾经一次性随手向朝廷进献战马1.5万匹。所以不难理解，为啥仅仅卢龙一镇就能压制契丹数十年。
而唐朝前期的强大，不仅在于一两个杰出的皇帝，而在于集历代之大成、接近封建社会极限的体制。
隋、唐之间的继承与发展，高度相似当初的秦、汉：
当初秦灭六国，对内一统、对外开拓，通过涵盖政治、制度、文化、经济等一系列领域的划时代改革，奠定了一个王朝的强大基因；
然而，身为世代贵族，秦始皇、秦二世父子并不懂得体恤民情、慎用民力，无尽的工程与征战，把不堪忍受的民众推向了王朝的对立面，由此步入二世而亡。
由秦朝基层官员、平民建立的汉朝，一方面避过了秦朝的坑，另一方面在几乎全盘继承秦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改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文明的汉帝国，甚至在被篡夺后还能顽强复活。
隋、唐之间也是这种继承、发展的关系。隋朝像秦朝那样终结分裂、整合制度、开辟新时代，同样因贵族气质浓厚的隋炀帝导致二世而亡。
而由于两大因素，让唐朝的崛起、比当初的西汉迅捷得多：
其一，天纵英才而又勤于政事、“自古以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的唐太宗李世民；
其二，兼收并蓄、集合了南北贵胄的名臣群体：李氏本身固然出自周、隋关陇集团，而萧瑀、陈叔达等人则是南朝梁、陈皇室后裔，封德彝、唐俭、长孙顺德、殷开山、李靖等都是贵族子弟，李世勣、魏征则代表了关东豪族…
立国之初的大唐朝廷，汇集了当时综合素质最高、涵盖面最广、最具代表性的人才群体，他们承接隋朝的经验教训，君臣戮力同心、励精图治，成功将南北朝以来北方的武力与吏治、南方的人文与思想整合为一体，建立了一个集历代之大成、高度契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政权模型，奠定了王朝强大的基因。
这种强大是涉及到所有领域的。
第一，中央权力的重新构建。
两汉的强大，基于君权、相权的相辅相成。而东汉的瓦解，也正是由于权臣在乱世中凌驾于皇权之上。
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传统权力的均衡架构不复存在，君臣之间相互猜忌，帝王以中书、侍中等近臣来制衡朝廷，世家大族抱团自成体系，这也是那个阶段政治混乱、更迭频繁重要原因。
到了唐朝，则进一步发展完善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成为朝廷宰相，中书执掌命令权、门下掌握审驳权、尚书则手握施行权；帝王的命令下达后，必须经由中书颁布、经过门下副署，方能进入执行阶段，这就是以分散的相权节制君权。尚书省以左、右仆射分管六部，往下再设二十四司，全国政务悉数由中央朝廷统一管理。这种宏大而精密的中枢架构，是自西汉以来封建帝国的又一次跨越性进步。
第二，地方政权结构的重组。
两汉时期，长期实行郡县、郡国并行制，地方长官一并掌握军政财大权，这实际上是先秦“封建”思想的延续。因此，到了东汉末年，地方长官、豪族地主割据一方几乎水到渠成；东晋时期，地方大员也有能力屡屡发动兵变。
隋唐时期，上述分离趋势得到制度性遏止。唐朝全国共分为358个州府、1573个县，数量远超前代，地方长官的权力被敲碎；即使上等州的刺史也只是从三品官员，地位今非昔比。
更关键的是，官员的任命均由中央朝廷掌握，地方长官无法像前代那样自己自行设置官署人员。“往者州惟置纪纲，郡置守、丞，且惟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第三，文、武领域的两大划时代制度。
在隋朝的基础上，唐代不断完善贡举选才制度，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允许士人自行举荐、参与考试，由朝廷吏/礼部直接处理，不需像汉代察举制那样必须经过地方长官挑选，也不用向魏晋南北朝那样受限于身份、门第，首次让所有阶层的才俊都能获得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这一转变的历史意义远超今人的想象：
它让平民都有机会改变命运，彻底从制度上摧毁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阶级分化，加速了国家治理队伍的新陈代谢；
它加大了全体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自豪感、爱国心与自信心，强化国家意识、自发维护国家的统一；
面向所有人的考试，客观上加速了全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唐朝诗歌的兴盛与此密切相关。
在“武”的层面，自然是让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府兵制，这一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它的优点有三：
“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将领无法在军队形成派系、避免武将擅权，还可以兵养兵、减少国家财政负担；
相对于西汉的“全农皆兵”，府兵制是“全兵皆农”，即在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对象充当府兵，这是一种事实上的“精兵”思路，既免去了大部分百姓服兵役的负担、专心于耕种，又能提升军队的技战术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它为普通百姓提供了另一条改变命运的途径：若读书不行，但家庭条件尚可、身体健壮，就可通过参加府兵积累军功、获取财富，从而改变人生。它带来的积极意义，不下于科举制。
第四，藏富于民的税制。
唐代前期的税制，是大名鼎鼎的“租庸调”制。简而言之，每个成年的劳动力授予百亩地，其中80亩在60岁时还给官府，另20亩归其世代所有。他们每人每年上缴2石粟，是为“租”；每户每年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做“调”；服徭役20天，可以缴纳布匹抵消，这称做“庸”。
这一制度的优点有二：
其一，轻徭薄赋，以“租”为例，相当于四十而税一，远低于孟子所推崇的“王者之政”——十而税一，也低于西汉初期的三十税一；而在西晋初年，则是“百亩课田六十亩”。说到“庸”，西汉是1个月；至于“调”，西晋的户调“岁输绢三匹，绵三斤”。
其二，条目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让不法官员难以横征暴敛、巧立名目。
概而言之，“租庸调”制真正实现了藏富于民、安居乐业。
综上，唐朝的政治架构，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皇权与臣权的协调与均衡，让大一统政权深入人心；科举制与府兵制，在文武两方面打破了阶级垄断，调动了全国的资源，建立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库；租庸调制，奠定了相对富足而宽松的生存条件。唐朝的前半期，因此而繁荣昌盛、强大奋进，社会各阶层从未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个封建皇室之下。
而安史之乱，则是府兵制崩坏之下、过于注重拓边带来的沉重代价。这次战乱后，藩镇割据、宦官参政成了唐王朝持续150年挥之不去的梦魇；同时，由于均田制不复存在，租庸调制也被更为沉重的两税制取代。
但安史之乱前的成果，仍让这一时期的唐王朝享受着红利：
早已形成的向心力、认同感，让人们仍对李唐皇室抱有认可，社会中不存在谋朝篡位的土壤；
无数仁人志士通过既有制度进入国家权力中心，以主人翁精神竭力匡扶时政、改革旧弊，李泌、裴度、韦皋、李晟、浑瑊、马璘、李德裕......在一代代名臣的辅佐下，出现过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等短暂的可喜景象；
虽然王朝税收锐减，但依靠富足稳定的南方，仍能在内忧外患下竭力支撑；
虽然藩镇林立，但直到黄巢起义爆发前，一直没人具备对唐王朝这一“共主”取而代之的能力、野心与舆论。
毫不夸张地说，但凡宦官、藩镇两大痼疾去其一，唐朝也许都可以继续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