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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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的棉花种植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中亚地区已普遍播种。中亚当地人们利用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开始与周边地区进行棉花贸易。

直到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亚日渐成为俄国获取棉花原料的主要对象。

中亚地区的地形面貌主要有雪山、草原、绿洲、沙漠、湖泊等，属于干旱、大陆性气候，降雨严重不足，但在其内部有相对丰富的河流与地下水资源。

周边有兴都库什山、天山等山脉，来自这些高山的冰雪融水是中亚众多河流的源头。

中亚大部分地区处在北纬38—42度之间，每年的光照时数达到2500—3000小时，在夏季光照时数甚至超过埃及，符合棉花生长的光照需求。

中亚的棉花种植历史较远。关于中亚开始种植棉花的确切年代，学界存在争议。

有学者认为，5世纪下半叶中亚地区已经种植棉花；斯普里舍夫斯基则认为，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亚已经有了棉花；

也有学者认为，早在公元前5—6世纪棉花已经传入中亚。

有学者提出推论，认为中亚在公元前数百年，早在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中亚的时候就已经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种植，这些棉花从波斯引种。

在马其顿征服时期，马拉坎达居民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甚至在公元前几个世纪，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就已经开始种植棉花。

当然，对于相关问题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据考古发现表明，古印度可能是最早种植棉花的地区，随后从印度一路向北、向西传播，经中亚进入中东，然后进入地中海地区。

而中亚的费尔干纳谷地，则在2500多年前就已经种植棉花。

铁器时代初期，大型水利灌溉系统在中亚南部绿洲兴建，穆尔加布河三角洲、帕提亚、巴克特里亚、泽拉夫善河流域和花剌子模绿洲地定居农业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

考古学家在古老的塞人墓葬中发现了“用毛制作织物、毡子和大块的毡毯”。

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费尔干纳谷地、阿姆河和锡尔河地区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粟，芝麻等，与此同时，帕提亚出现了棉花。

并且花剌子模国水利灌溉系统有了一定的技术水平。

另外，由于贵霜帝国统治了印度地区，印度港口开始成为中亚地区海上贸易的进出口岸，通过陆路和海路，中亚与周边地区或国家加强了商业贸易联系。

公元5世纪下半叶，中亚农业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阿姆河流域、锡尔河流域和泽拉夫善河流域上修复、扩建的灌溉工程和大片绿洲的形成可以证明这一点。

另外，除芝麻外，原本只是在帕提亚发现的棉花在中亚各地已经普遍栽种了。

据文献记载，在沙赫里斯坦和布哈拉城之间有纺织棉布、围巾和帐幕的大作坊。当地的一些遗址中还出土了棉纺织品的碎片。

棉花不是中国原产。学术界一般认为，古代的中国南方种植的是亚洲棉。

而在中国新疆地区种植的是草棉，最早见于《后汉书》。而古印度正是亚洲棉的原产地，可能有5千年以上的种植历史。

因此，我国古代种植的亚洲棉应该是从印度传入中国华南、西南地区，距今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白叠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传·哀牢人》“答布，白叠也。”

其后，在中国史籍中时有记述。《梁书·诸夷传·高昌国》中载：“高昌国，多草木、有草实如茧，茧中丝细如纑，名曰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

显然，此种草质的棉花正是草棉。

有学者认为，“白叠”一词可能来源于古突厥语，原意为“条”、“带”，引申为织成的布，进而又指棉花。

据史籍所载，有关“白叠”的产地均与我国新疆、甘肃以至中亚细亚一带相关联。

我国学界基本上认为，我国新疆地区最早引进的是草棉，应是从非洲、阿拉伯等原产地经中亚传入我国。

公元前2世纪，贵霜帝国时期，中亚同中国及其他周边国家之间有了商业、文化联系。

汉武帝时期，张謇出使西域，从费尔干纳把苜蓿传入中国，还从那里得到棉籽。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亚与中国的贸易频繁起来，并从中获得丰厚利润。

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指出，在阿拉伯人征服中亚之前，中亚的棉花种植业和手工纺织业已经很发达，埃及对中亚工业的影响只表现在亚麻织物的制作方面，认为阿拉伯人的征服间接地推动了中亚棉纺织业的发展。

到公元8世纪至9世纪萨曼王朝时期，在“在梅而甫绿洲，很好地发展了葡萄种植业、植棉业和养鱼业。

阿拔斯王朝统治初期，中亚大多数已形成了专业性的手工业，其中纺织业最为繁荣。

据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穆卡达西提供的一份中亚不同城市和地区向外输出物资的清单反映出，9—10世纪，除了以往的纺织业中心之外，中亚一些较小的村镇，如维达尔、赞达纳、达尔赞基也发展成为新兴的纺织中心。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布哈拉人”为主体的商人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自16世纪下半叶起，俄国和中亚之间才有了经济联系，布哈拉汗国1580年出口到俄国的棉布大约有5000匹，1585年则有2400匹。

总之，在俄国征服之前，棉花种植在中亚的农业中所占比重不大，产量并不稳定，没有大规模、专门化地种植，生产的棉布主要是用于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

受棉花市场的规模所限，因而降低了提高、完善生产技术的积极性。而且，到俄国征服中亚前后，中亚的棉花种植业已经衰退。

当时，甚至高加索、土耳其和波斯的棉花产量也都普遍下降。其原因主要如下：首先，是棉花种植面积很难大规模扩大。

在18世纪之前，世界各地都不曾出现明显的棉花种植的单一化、专门化的情况。作为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面积必须与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

如果种植棉花太多，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就相应减少。

长期以来，中亚的棉花种植都只是粮食种植的辅助，在棉花种植区，农民在水稻或小麦旁种植棉花。其次，中亚的水资源条件制约了棉花种植业。

种植棉花需要大量的灌溉水。中亚地区尽管光照充足，灌溉用水却非常缺乏。其三、是亚洲地区的棉花种子退化。

与美国的棉花品种相比，中亚的棉花品种产量偏低。这些因素都制约了中亚乃至俄帝国棉花业的发展。

其四，当时的中亚地区存在不同的政治实体，如浩罕、布哈拉、希瓦等汗国，内部政局不稳，且互相矛盾隔阂、征战无休，无法制订统一的农业政策，进行总体规划。

总之，中亚棉花生产仅仅足以满足传统社会的内部需求并少量出口，对于满足现代工业的需求来说就远远不够。

16世纪以来，在欧亚大陆有两条主要的贸易通道，一条是传统的中亚商路，另一条则为西伯利亚商道。事实上，俄国一直试图打通对东方的贸易通道。

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俄国采取了积极的东方政策。到17世纪末，俄国与中国之间直接的贸易联系成为可能。

此前，俄国与东方的贸易联系主要以布哈拉或浩罕的商人为中介，中亚商队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当时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

除将本地的产品销售各地之外，他们还从事俄国、中国、印度、波斯以及周边其他游牧部落商品的转手贸易。

这一时期，中亚与印度、波斯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

经中亚输往印度的商品，一部分从俄国、中国以及波斯转运而来，一部分则来自中亚本土。

而中亚商人从印度返程时，会从印度大量采购印度商品，销往中亚、波斯以及俄国等地。

浩罕汗国将当地所产的大米、茶叶、瓷器和丝绸销往布哈拉汗国，同时用棉纺织品从布哈拉换取俄国的铁器、钢材等。

如前所述，直到19世纪末，浩罕或布哈拉商人为中亚的商业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16世纪下半叶，随着俄国对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的征服，中亚与俄国之间逐渐靠近，贸易联系日趋加强。

1580年，布哈拉汗国出口到俄国的棉布约5000匹，到1585年则减少到2400匹。19世纪20年代，俄国击败土耳其后，开辟了通往亚洲市场的通道。

因此，俄国与伊朗的贸易日益频繁。运往波斯和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商品在各类商品中占比40%，纺织品的60%和工业品的50%出口到亚洲。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俄国对中亚的产品输出主要是在哈萨克草原。

从俄国出口的主要有金属制品、各种器皿以及呢子、棉织品、丝织品等各种纺织品。其中金属工业品、呢绒和棉织品是输出的主要项目，超过全部输出商品的一半。

19世纪30年代，俄国对中亚推行积极、主动的政策。

为了同中亚的浩罕、布哈拉和希瓦汗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俄国商人模仿“英国东印度公司”旧例，组建了“莫斯科亚洲贸易行”。

19世纪40年代初运往中亚汗国的棉织品超过了50万卢布，占输出到中亚的总贸易额的一半。

但是，到19世纪50年代大幅降低之后才有所回升，但主要也是向哈萨克草原出口。

从19世纪初开始，俄国一批官员、商人和制造商渴望把外高加索和中亚作为原棉来源。

19世纪初期，1808年莫斯科出现了第一家纺纱厂，1811年彼得堡出现了27家印花厂。

但是，在拿破仑战争中，法军烧毁了莫斯科，俄国的许多造纸厂、布匹厂等只好建在谢尔普霍夫、苏兹达尔等城市，这些地区的棉纱产量剧增。

19世纪30年代，俄国对棉花的需求剧增，在销售地附近新建了大批纺纱厂。1835年，圣彼得堡建立了第一家股份制的纺纱厂。

但是，当时的纺纱业发展比较慢，原因是俄国缺乏先进机器，同时，英国禁止俄国购买其最先进的纺纱机，俄国只能退而求其次，从法国、比利时购进较为粗劣的机器。

直到1842年英国才取消了禁令。

从1842年至1859年，英国取消了出售先进机器的禁令之后，俄国从英国购进机器，满足了生产需求，俄国的纺纱工业开始快速发展。

1840年到1850年间，俄国与中亚的贸易额几乎增加了40％左右，到1850年代初，中亚输出的皮棉价值超过从这里运出的棉纱的价值的两倍。

在征服之前，虽然俄国与中亚之间的棉花贸易额不断增加，但在俄国工业棉花需求中所占比重不大，到1857年，从中亚输入的棉花占俄国工业用棉花的6.5%。

但从1859年至1867年，俄国棉纺业走出短暂危机，迅速复兴。

1859年到1863年间，俄国的纺纱工业再次经受考验，在该时期，俄国正在推行农奴制改革，推动俄国工业发展。

与此同时，1861年至1862年间美国爆发了内战，导致美国出口俄国的棉花缩减到原来的六分之一，俄国的棉花缺口增大，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升。

棉纱工业急剧衰退，很多棉纺厂倒闭。幸而危机持续时间不久，到1863年，美国的棉花产量复苏，恢复了对欧洲国家的棉花供应。

此外，大批俄国农民又到工厂寻找工作，劳动力价格大幅降低。

1863年至1867年间，俄国棉纺业的产量增长了10%到25%。

19世纪初俄国的棉纺织业产量不超过每年10万普特，而到19世纪末每年则1100万普特。从1865年至1869年间，中亚向俄国腹地输送棉花24978普特，价值为1965420卢布。

因此，俄国对中亚的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增大，成为俄国征服中亚的强劲动力。

中亚棉花大量出口俄国，与俄国开启农奴制改革、俄国本土加强与中亚的联系、加快对中亚的征服进程，以及美国爆发内战而引发席卷欧洲的棉花原料危机，在时间上基本重叠。

美国爆发内战后，中亚棉花业迎来了契机。

俄国对中亚的扩张和征服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彼得大帝时期到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终征服中亚，前后经过近2百年。

若从建立突厥斯坦总督区的1867年算起，到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改革，沙皇机构被推翻，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机构。

不久，帝俄在中亚当地的政权被资产阶级临时机构机构“突厥斯坦委员会”所取代。

至此，沙皇俄国对中亚的50年的统治结束。

俄国向中亚的扩张出于战略、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而工业发展对棉花的迫切需求，是部分俄国精英主张征服中亚的动因之一。

早期的俄国试图打通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交往通道，参与，甚至控制商路。在中世纪时，曾经有一条从中亚经里海和伏尔加河通往俄国的商路，一直延续至近代。

在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中亚作为连接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东西方之间充当桥梁作用。

中亚与俄国的联系就是从贸易领域开始的。中亚的棉织品和丝织品经阿斯特拉罕汗国运到俄国。

同时，俄国也将其生产的金属、金属制品、毛皮等商品销往中亚。

16世纪俄国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打开了与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直接联系的通路。

彼得一世在位时期，为满足俄国同中亚各汗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对外扩张的需要，中亚地区受到重视，俄国与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有了较多接触。

彼得大帝曾多次派遣使团前往中亚地区活动，收集当地的政治、经济情报，与中亚诸汗国建立联系。

另一方面，为了打通俄国向南的出海口，为其进一步扩张和发展贸易奠定基础。

彼得大帝认为，当俄国开始可以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

俄国要将其势力扩展到印度洋，就得同印度建立联系，而要通过陆路前往印度就得经过中亚。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期，在中亚与俄国的贸易中，俄国处于逆差地位。当时，对中亚汗国来说，与俄国的贸易被认为最轻松、且有利。

随着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向中亚推进的呼声更加强烈。其次，是政务方面的需求。

19世纪50年代，俄国最为看重的是中亚的地缘战略地位。中亚地处欧亚大陆与东西方交通之咽喉要道，同时也是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争夺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