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1941年春节期间，冀东地区的潘家峪村遭到日军血洗，全村1700余人被屠杀了1230人，惨案发生后，该村幸存的20多个青壮年自发组成了三个抗日复仇小分队，配合八路军打击日寇。不久以后这几个小分队整合为“潘家峪抗日复仇团”，虽然是团的称号，其实只有不到100人的规模，1942年8月升格为地方主力部队建制，番号为冀东军分区第12团独立连。

也就是说，潘家峪村这些青年是一起参军，也同时在一个连队共同生活和作战，此类情况在我军的地方部队中特别常见。因为从抗战中期开始，八路军已经形成了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力量结构，其中地方部队的独立团、独立营都是由各分区和各县组建的，所以同村战士分配到同一连队甚至同一个班的情况比比皆是。

在兵员的补充方式上，八路军也基本是递级完成的，即民兵（或游击队）升格成为地方部队、地方部队再升格为主力部队，而民兵队伍本来就是以一个村、一个区为单位组训的，那么在逐级升格过程中，一个村的熟人、甚至是亲戚、直系亲属在一起战斗的概率当然较大，看过老电影《董存瑞》吧？跟“四虎子”同班的那个战士就是原来一个村的民兵，然后集体戴上大红花参军。

东北野战军在1947年的大发展期间，最初的补充方式是把动员起来的新兵直接补入野战部队，但是很快就暴露出问题，就是这些新兵思想不稳定，想家、怕牺牲、过不惯部队生活，确实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开小差”行为。所以罗政委经过调查研究后认为，应该组建“二线兵团”，也就是以军区和各县为单位，抽调少量主力部队干部战士，征召新兵编组大批的独立团，在后方经过整训后可立即编入主力部队。

1948年1月5日，罗帅在召开的二线兵团建设会议上要求：“目前正在训练的第一批40个独立团，必须在1月底前每团补足2500人，一个都不能少；第二批独立团，东北局决定再成立126个，其中北满46个、热河50个、南满30个，每团仍然保证2500人，总计30万人”。因此，当时各根据地都是以县为单位编组独立团，一些县的参军人数都已经破万。

既然是一个县的战士在一个团，那么同村战士分配到一个连队、一个排或者一个班的情况，就非常普遍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军不可能进行全国性的征兵，只能依靠已经解放的根据地，从而造成兵源地比较集中。而兵源的集中就使部队上同县同村的现象比较普遍，其实这个现象更普遍的是红军时期，因为当时的兵源地更有限更集中，父子、兄弟、亲戚在一个连队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鉴于各纵伤亡较大，一次性将40个地方军区所属的独立团补入野战军，这些独立团都是以县为单位组建的，基本都是同乡。当然了，有战争就有损失，随着部队不断参加战斗，不断有牺牲和有补充，在部队南下的过程中同乡成分会逐渐被稀释，因此到全国解放时，同村战士在同一连队的占比有所下降。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由于人口稠密区大部沦陷，国民政府能够征兵的省份只剩下云贵川、西北、河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在新兵补充方式上，一般的嫡系部队都会分配有军管区、师管区，也就是说，某一个地区只为某一个军提供新兵、某一个县只为某一个师提供新兵，如此的结果，仍然会使同乡分配到同一部队的概率增大。

至于地方色彩的部队更不用说了，比如桂军、川军、粤军的许多部队，本就是由地方保安团队升格而成的，新兵补充也是回原籍招募，所以前述形象成为突出。到解放战争期间，蒋军把军管区和师管区统一整合为14个“编练司令部”，同样也是在某一地区集中招募和训练新兵，然后统一补充进野战部队，比如胡琏第12兵团重建时，就是以设在江西上饶的第2编练司令部为基干，因此该兵团江西籍士兵和同乡现象占比相当之大。

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情况基本得以扭转（部队过于地方化并不有利），主要原因是可征兵范围和人口基数大大增加、部队数量反而下降以及有条件进行全国性的征兵工作，比如现今我国14亿多人口但只有200多万的常备军，简单分摊下去全国3000多个县都不需要提供太多数量的新兵，早些年征兵名额甚至非常抢手，因为一个县就征兵数十人至多百余人。

部队是按兵种按建制在某一地区进行对口征兵，组织工作由各市县的军分区、武装部来完成，一般按实际征兵数量的120%完成任务，然后部队来接兵的干部还需要进行当面考察，最后带回部队的新兵营新兵连。新兵完成集训后（3到6个月）再按表现统一分配下连，本来各县征兵数额就不多，再经过层层选拔和分配，一个村的同乡能够在一个连队服役的机率真心不大了。

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即便现在如题所问的现象也肯定会存在，我们的结论是概率变得越来越小，属于特例而非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