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志云

20世纪60年代的陕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里90％以上的人们没有去过县城。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还难以解决温饱的人们，没有能力供孩子上学，大部分孩子只是在村里念到三四年级就辍学回家种地了。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女孩子与上学就更无缘了，她们在家里做家务，带弟妹，父母早早地就给找婆家出嫁了。知青的到来，使这封闭的大山活跃起来，闲暇之时、收工之后，老乡经常到知青点与知青谈政治，聊文化，说科学种田、兴修水利，从知青那里，他们了解了大山之外的事情，感受到了封闭带来的愚昧和没有文化的难处。他们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要供孩子上学，走出大山见世面。村里的婆姨、女子更是整天围着女知青，从知青那里她们知道了婚姻要由自己作主，结婚不要彩礼，知道了时代不同了男女要平等，村里的女子积极与父母力争与男孩子一样走进学堂，学习文化。

知青的到来，使村里原本愚昧落后的生活习惯，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由于用水不方便，人们常年不洗澡、不洗头，很少洗衣服，劳动一天的汗水和泥土总是由被子来擦，被子脏得分不出里面，不论冬夏，衣服里都藏有虱子。女人的长发得不到梳洗，也长虱子和虮子，痒了就用篦梳往下篦。村里卫生很差，家家养猪、鸡都放着养，从来不圈，每户的厕所也都是十分简陋地挖个坑，一到夏天满地是蛆，卫生环境十分恶劣。知青良好的卫生习惯首先带动村里的婆姨女子们，他们主动把从家里带的洗头膏、洗衣粉送给老乡，从此婆姨女子也像知青那样经常洗头、洗澡、洗衣服，学着讲究卫生了。知青养猪、养鸡带头圈起来，并告诉老乡这样既能积肥也有利于环境卫生，老乡听着有道理，纷纷把猪、鸡都圈起来，村里点滴的变化，使知青看到了自己的作用。

砍柴

砍柴、烧火、做饭，这是我们知青插队生活必须经历的事儿，砍柴对于我来说可真难，我们住的村子在川道，砍柴要到几里之外的梢沟（树比较多的地方）。每次砍柴，天不亮我们就要出发，一般都是老乡刘大叔早早地走到门上叫我们：“娃娃们，该起了，上山＇乱＇柴去了。”听到叫声，我们一个个从梦中醒来，披上衣服，提上鞋，肩上扛着斧子，斧把儿上挂根绳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刘大叔后面。走到深沟梢大的地方，砍柴的目的就到了。只见大叔三下五除二地边砍柴边整，一阵儿功夫一背柴已经整好，他悠闲地坐在地上抽起旱烟。我这时还傻乎乎地不知从哪儿下手砍呢，总是东看看、西砍砍，费了老大劲儿没砍下多少。同学们一背背的柴都开始捆起来，刘大叔看看这个的，整得不顺怕铬后背，就

用脚踹两下，看看那个的，垫背没放好重新给放放。我这时真急了，生怕大家走了把我落下，不知哪儿来的劲儿，抡起斧头猛劲儿地砍一棵粗树，手上起了茧子，树文丝不动，大叔慢条斯理地走过来说，“娃娃，砍柴千万别这山望着那山高，连挑带选地砍是砍不到柴的，你站在哪儿就把周围的大大小小的柴都拦住，一一地的砍，一会儿一背柴就会整好了。”在大叔的指教下我掌握了砍柴的窍门。

还有一次，我们去六联大队周围很远的山上砍柴，正逢六月天，山杏儿熟了，我们边砍柴边摘杏儿。几个人正高兴得得意忘形，不知从哪儿蹿出一窝马蜂，不客气地冲我袭来，吓得我失魂落魄，扔下杏儿抱头就跑，但还是没跑过马蜂，被蜂蜇了。同学们纷纷过来，帮我挤蜂钩子，抹唾沫·······尽管挨蜇了还是没有放弃，我们又换了个地儿继续砍柴摘杏儿。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天阴了下来，电闪雷鸣，我们匆忙往家赶。走到半路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几分钟的功夫浑身上下湿透了，背上的柴禾越背越重，山路越走越滑。不知是年轻好奇心盛，还是人多互相壮胆，一点不知道害怕，反而觉得很开

心，摔倒了爬起来，柴禾再重也要坚持背到家，大家相互鼓励着，一曲《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伴随我们安全地到了家。

等米下锅

插队第一年知青粮食由国家供应。那年的八月正逢雨季，连阴雨一下就是一个多星期，知青灶的粮食眼看快吃完了。去买粮，不知哪儿的规定公社粮店雨天不开门，买不到粮食，怎么办？到队里借粮吧，贫穷的生产队一无所有，老乡家每年的口粮也很难熬到秋收。二十八张嘴一日三餐从哪儿来，这下可急坏了负责知青灶的汪大姐。她顿顿饭算计着做，生怕有揭不开锅的一天。雨天不出工，三顿饭就改两顿吧，粮食少了就多吃菜，每顿饭不能放开吃，就限量分着吃，大家想了好多办法应付“粮荒”。知青小组每天都有人去粮店打听什么时候开门，每天我们总是站在灶房门口抬头望着天，祈盼着老天爷给个晴天，我们好能买到粮食。熬到最后一天，我们真没米下锅了，汪大姐把粮柜扫了又扫，不知从哪儿翻出了粉条头儿和起了虫子的豆子，顾不得挑拣，放了好多菜煮了一锅“救急饭”。可能是老天看到了心疼我们，第二天雨过天晴，我们立马派几个小伙子向公社粮店奔去，把粮本上的粮食都扛回了家，大家饱餐一顿。这是离开北京我们第一次为吃饭担忧，真正感受到离开家了，今后一切都要自己操心了。

这一年分红我只分了两毛二

用一个“穷”字概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陕北，一点不为过。当时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不允许搞多种经营，农民几乎没有经济收入，队里卖粮的几个钱，按工分分到各户还不够一年的油盐钱。老百姓就靠养几只鸡卖点鸡蛋换个灯油钱，砍几背柴，背到

镇上卖了钱，供娃娃上学。

我们到队里时，队里给女知青定的工分是一天四分半，早上出工就多加半分。到底干一年能挣多少分，能否养活得了自己，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简单地认为好好干一年，生活肯定没问题。我们和老乡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跟着他们上山掏地、积肥送粪、学着除草间苗。种果树往山上担水，我们这些女孩子毫不含糊，修水库铲土推车我们能赛过小伙子。春季播种、夏季锄草、秋季收割、冬季修梯田，一年四季没有星期天，只有轮到自己做饭时好像才能松口气，那时真盼着得个感冒发个烧，好能睡个懒觉，不用出工了。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干，年底分红时，我只分到了两毛二，拿着这两毛二，我心中真不知是啥滋味，辛辛苦苦干了一年，除了口粮外就这22分呀，这意味着第二年我还要家里资助，我还没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

大家都喊我“总理”

1970年10月招工开始了，队里推荐我和几个同学去汉中三线工厂，在体检时说我有克山病被拒之门外，为了照顾我，北京干部决定让我负责知青的后勤工作，因此得名“总理”。负责二十多人的后勤工作可不是件小事，一日三餐由我安排，既要让大家吃饱，还要想办法使大家吃好。陕北粗粮多，队里每年一人也就分三五十斤麦子，其余都是玉米、谷子、糜子、豆子，还有少量的荞面。我学陕北人粗粮细做，荞麦面里放榆树皮压饸饹；蒸馒头就多放些玉米面；主食是粗粮想办法让副食丰富多采。我利用回京探亲的机会到郊区买改良蔬菜籽，买蔬菜种植技术指导的书籍，自己动手在自留地里种西红柿、茄子、柿子椒、芹菜、胡萝卜，在玉米地陇上点上豆角。播种、浇水、除草、施肥样样不落，精心抚育着小苗的成长，呵护着每一颗果实。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知青的菜地总是硕果累累。除了种菜我们还喂了两头猪，养了鸡，用谷糠、麸子、土豆皮、菜叶子把猪喂得腰圆膘厚，每次杀了猪除了美餐一顿外，还学老乡把猪肉腌了，这样可以经常改善改善伙食。学着做豆腐、做凉粉、做年糕，生活虽然很艰苦，但过得还是有滋有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