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肉丸
编辑| 伊力瞎掰
两汉之际文人群体主要有两个群体，一是退隐江湖的隐士，一是投身社会的幕僚｡
时值二十岁出头的班彪避难西北加入了幕僚之列，先后投靠隗嚣和窦融，成为他们众多幕僚谋士中的一员｡
对比周遭幕僚谋士群体，尤见班彪的为人、为文之独特，可惜学界对班彪的研究，于此鲜有关注，实际是忽略了真正解读班彪及其作品的关键｡
与同时代同环境下其他谋士及东汉初期文人如王元、申屠刚、冯衍等相比，班彪作品“羚羊挂角”式睿智的儒家谋士形象尤为突出。
●—≺ 儒生本色 ≻—●
两汉动乱之际，班彪二十余岁离开长安，先后投奔隗嚣、窦融幕府，充当谋士的角色，进入东汉以后仍然屡屡出谋划策，形同智囊｡
班彪作为乱世中的一位谋士，第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彰显着儒生本色，不但依经立义，而且很少单纯关注某一个体的利益，明显区别于纵横家风气的谋士｡
这个特点与同时代其他谋士如王元的对比尤为显著｡王元曾与班彪同在隗嚣幕，王元任大将军，班彪为宾客｡
面对割据军阀争夺天下的形势，王元劝隗嚣表面归附光武、暗地谋划自立｡
班彪的政治取向与王元相反，曾面劝隗嚣投归刘秀，见隗嚣不听便又作《王命论》 以劝，此后还代窦融作《与隗嚣书》｡
面对同样的形势同样的幕主，王元、班彪都为之出谋划策，但是王元之文丝毫不提仁义、道德，通篇只讲权术，只谈论己方上层人物的利益。
而不提追随他们的芸芸吏卒及老百姓，也不顾及依王元计策而被送去作人质的隗嚣之子的安危，并且明白地吐露对儒生迂腐的反感｡
有学者以为王元此文“激扬纵恣，极有气势｡读之，觉其与战国策士之说辞无异”，该评价虽然是从文风得出的，其实就王元精神内核而言亦类似战国纵横家｡
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元之文，有谋略智慧，但唯利而忽义，加之激扬的文风，颇具纵横家之风｡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班彪的作品尤具儒生本色｡班彪阐述问题时，首先便注重引经据典，从汉儒所崇尚的天人合一观、天命历数观、符瑞观等方面予以宏观把握｡
然后再结合人事分析，形势、百姓、力量等，前后贯通，将幽微玄妙的天命、真切具体的人事和暗示天意的符瑞都囊括起来，像是最为彻底地掌握了天地间全部的真理，使人无懈可击｡
班彪在论说中十分强调道德、神明与民间力量等因素的重要性｡代窦融所作的《与隗嚣书》 中更是以仁义、恩德、吏卒、留子、苍生诘难隗嚣，无不显示出其儒生的立场｡
因此可以概言，班彪之文虽然也有逼人气势，也充满谋略智慧，却不学纵横之风，依经立义，彰显儒生本色｡
●—≺ 有度的刚正 ≻—●
班彪是儒化的谋士或者说是具有谋士智慧的儒生，这种儒生本色的谋士的一个独特之处是，极尽中正诚恳却始终不刚硬极谏，能将中正谏言与自保安危兼得起来｡
班彪的散文及劝说之词，一方面不卑不亢，一方面又充满了策略技巧｡这个特点在与申屠刚的对比中十分明显｡
申屠刚是汉文帝丞相申屠嘉的后代，曾被举贤良文学，因而可以说是个儒者，西汉末年同入隗嚣幕下｡
申屠刚与班彪同为儒生，所以两人文中都以征引儒家圣人言语为常事，都强调仁义、忠孝、道德、节操、恩德等儒家名教，都关心百姓、留子、大众的安危，都在乎上天的保佑等因素，这是他们作为儒生行文的共同点｡
但区别极大的是，申屠刚之文耿直不阿、直来直往，丝毫不回饶｡比如对已然称霸一方的幕主隗嚣说话，毫不忌讳隗嚣早年的窘事，直言其本无寸土、孤立一隅、以布衣为乡里推举，等等｡
又直接说隗嚣“廊庙之计，既不豫定，动军发众，又不深料”，且反复以众人所畔、专己拒谏、亡国之风、背离道德、违逆人情等一般人难以容忍的话语劝诫，语言通俗，却尖锐刺耳｡
申屠刚敢说这种刚硬刺喉的话，的确不是一般的勇敢｡班彪之文虽然也是忠诚的，也不曾阿谀、不曾低三下四，也反复地劝谏隗嚣所不同意的“辅人”之策，但是他却一方面不卑不亢，一方面充满了策略技巧｡
一则明知隗嚣表面归附却暗藏自立的野心，然心了然而不明言｡二则虽欲劝诫隗嚣，告诉他自立野心必败的下场，却不明言隗嚣之必败｡
三则明知隗嚣形势之危险却不予明言，一直到离开隗嚣幕进入窦融幕、代窦融写《与隗嚣书》诘难隗嚣时才将这些内容直白地明说出来｡
但纵然如此，仍为隗嚣留下薄面，将这些错误的决策与野心归罪于隗嚣属下之贪功建谋，末了还委婉而亲切地说“为忠甚易，得宜实难｡
忧人太过，以德取怨，知且以言获罪也”，语气一转，缓和了上文的直言切责｡
如此种种，足见班彪中正诚恳与小心翼翼背后的策略技巧，他总能很好地把握中正谏言与委婉曲折的程度｡
因此站在切言极谏的角度说，班彪及其文章不及申屠刚及其文章｡
王先谦曾说申屠刚“明天人之理，与郅恽上书王莽相似｡是时班彪著《王命论》，马援《与杨广书》，欲以譬晓隗嚣，然皆逊此至诚”｡
一般最是真诚才会推心置腹，推心置腹才会无所顾忌地极谏，因此王先谦的话恰从另一个角度点破了班彪与申屠刚两人为人、为文的区别，揭露了班彪为人为文的个性｡
●—≺ 适可而止的务实 ≻—●
作为东汉初年不被重用的文人之一，班彪的独特还在于少浮词多实务、认真用世却淡泊自处，并且乐意悠游于史籍，偶感失意却不出怨言｡
这个特点在与冯衍的对比中特别明显，冯衍是从西汉末进入东汉前期的谋士、将军，也是创作颇丰的文人。
其劝更始大将鲍永之《计说鲍永》与被光武帝摒弃不用之后写作的《显志赋》可与班彪《王命论》等作品对比｡
同为出谋划策之文，冯衍《计说鲍永》铺陈排比的成分相当重，冯衍用大量的笔墨、以铺陈的手法描绘天下形势的种种表现｡
而班彪则将天下纷繁复杂的万象予以归纳总结，得出本质规律，如代窦融所作《与隗嚣书》曰：
“当今西州地势局迫，人兵离散，易以辅人，难以自建”，《奏议答北匈奴》 曰“今北匈奴……故数乞和亲，又……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诞也。臣见其献益重，知其国益虚，归亲愈数，为惧愈多”等，皆精练且抓住实质，一语中的｡
冯衍的寒暄之语、夸誉对方之词、赞美朝廷之句，肆意铺陈，虽文采飞扬，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浮词，因而掩盖了文章的主题，遮掩了谋略散发的光芒｡
然而光武帝、明帝都不喜欢浮词，可见冯衍文章风格本身即不得光武帝、明帝的喜欢，加之其他因素，自然难免被弃置的下场｡
班彪的文章虽有夸赞对方的成分，但却适可而止，笔墨不多却基本已经准确到位了，远不到过分的程度｡
他将文章的重点落在言事之中，而言事又抓问题的核心与本质，因此其文章虚少实多，精练而到位，谋略得以突出，显得十分务实、睿智｡
所以少浮词多实务的班彪，谋略往往被光武帝采纳，此区别一也｡
冯衍因大量铺陈排比，又较多使用短促的四字句而间杂以五六字为主的中长句，使得文章气势非凡，有如纵横家气势，故张溥曰东汉文章“若言豁达激昂，应扬文囿，比首敬通”｡
班彪之文虽然也注意使用长短句的效果，整体气氛亦不刻板，但转折跌宕而尤显逻辑严密、层次清晰、论断精辟，有醇儒冷静的纯正之气，并不慷慨激昂，此区别二也｡
放眼两汉之际文人群里，班彪是其中独特且璀璨的一员，班彪将儒生本色、经世谋略、处事睿智与章法技巧融熔为一炉，铸就了其韬略散文的独特性｡
既恪守了儒家操守、主动地中正进谏，又能睿智地处世、保证自身不因言获罪、确保自身安全，犹如羚羊挂角不给自己留下祸患之源｡
这些特色使班彪在同时代同处境的谋士文人中与众不同，光彩特异，这个特点恰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班彪独特的人生境遇：
虽处卑位而谋划策略屡被幕主窦融、光武帝采纳；屡有谏言却不曾因言获罪；虽不受重用却能成就于史学｡
故孟祥才先生誉之曰：“班彪平平淡淡的人生步履中透出的何尝不是绝顶的深谋远虑、睿智神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