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提到每年这个时候最忙碌的人，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紧张备考的学生们和努力做好后勤的家长们了。

但其实还有一批人，他们正躲在暗处，紧锣密鼓地布局，就打算利用这一年仅有的2天开张机会，狠赚一笔，他们就是高考舞弊案的组织者们。

打开中国裁判文书网，输入关键词「高考 作弊」，你会找到248件刑事判决，其中不乏一些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

高考，源于科举制度和西方现代考试制度，尽管有时会遭受非议，但它依旧是目前大多数中国人实现阶级跃升的重要台阶。

越长大越会发现，高考可能是所有人生测试中最公平的了。正是因为高考的重要性，自其诞生以来便年年有人为之铤而走险。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藏在暗处」的高考故事。

1977年是中国高考恢复的第一年，这一年实施的是全国各省自主命题。

考试时间也不统一，从11月28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25日结束，570万考生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走进了考场，将自己这些年的辛勤所学，尽数地挥洒在卷子上。

然而，由于时隔11年重启高考，监考制度极度不完善，这一年就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高考舞弊案。

事情发生在河北省故城县，该县如今隶属于「中国高考圣地」衡水市。

时任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有6个女儿，前3个女儿分别于1973年、1974年、1976年被「推荐」上了大学。

四女儿是故城县郑口中学的高中在校生，我们就叫她「小四」吧。

当时高考还是选优报考，只有通过高考前的选优考试，才有资格参加高考。

马连宝为了能让小四上大学，先是通过打点相关官员和郑口考点负责人，使其女儿非法获得了参考资格。

然后，又为了女儿能考出个好成绩，动用资源，两次为女儿改考号、三次变座次，四次换「助考」，甚至从五十里外请来一个数理化成绩好的考生和小四做同桌，为其助考。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考试进行中，马连宝还能把女儿叫出考场，问她哪些题不会做，随后把答案送进考场。

县委书记带头作弊，可想而知，小四所在的故城县郑口中学考点一片混乱。

考点办公室、教师宿舍、马棚都成了场外做题的据点，厕所、医务室则成了试题与答案的「交换站」。

有的为抢答案而破口大骂，有的因送进了错误的答案而号啕大哭。其热闹的程度不亚于林嗣环的那篇《口技》所描写的场景。

事件被曝光后，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发现故城县涉及舞弊行为的机关干部、中学教师超过100人

这些人都受到了严肃处理，其中马连宝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其女儿小四因作弊永不被大学录取。

由于整个考点作弊情况太严重，1978年1月底，郑口中学考点又重新组织了高考。

2000年前后，广东电白县出现了非常具有时代特色的BP机作弊案。一些不法分子将BP机改装成手表的样子，在考前高价卖给考生。

一台BP机500元，如果租用的话，需要交150-200元的押金以及每天10元的租金，还有25元的改频费，200元左右的入台费等等。

当然了，这只是机器的费用，答案还需另外收费，最高的3000元一科，少的也要一千几百元，组织者生成答案正确率能保证在85%以上。

有人可能会好奇了，这帮人是怎么弄到正确答案的呢？

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利用彻底没有考取希望的学生在开考后不久，退出考场，并将抄记出来的题目交给守候在外的教师，教师解题后利用BP机将答案传送给作弊学生。

1234分别代表着选择题ABCD的答案。二是让在现场监考的教师边监考边利用该考场的备份试卷迅速解题，再将结果传给外面的联络人或者直接传给作弊学生。

事后来看，教师解题确实是降维打击，发出的语数两科的答案正确率达到了90%，比宣传中的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

事情败露后，多名涉案人员和教师被捕，直接涉案的考生近40名，各科成绩全被取消，且 3 年内不得再次参加高考。

时任电白县教育局局长陈建明被电白县法院以玩忽职守、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8 年。

但陈建明连监狱大门都没进就神秘「蒸发」，原因是他以「患有传染性乙肝，不宜长期关押」为由，申请了监外执行。

然而，陈建明申请保外就医后，根本未曾去医院就诊，反而一直在外面从事商业活动。直到2009 年 5 月，被重新抓获。

由于作弊行为过于猖獗，此后电白政府开始加大打击高考作弊的力度。以至于用力过猛，此后多年的高考期间，所有BP机都被禁止发送带有ABCD和1234的消息。

如果你来自中国大陆，且出生于1985年左右， 那么你可能仍对2003年的那场惊心动魄的高考记忆犹新。

2003 年是高考时间从7 月改到6月的第一年，那年高考给很多考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心理阴影，因为考题堪称史上最难，没有之一，尤其是数学。

据说，那年数学考完后，有一半的人是哭着从考场里走出来的，试卷里一大堆超纲题和奥数题，放眼望去，试卷上的每一个字都认识，但就是做不出来。

满分150分的数学试卷，各省平均分也就五六十。如今的网红张雪峰老师就是那年的考生，他数学只考了89分，连90分及格线都没过。

然而，就这成绩，他排名全班第二，上了郑州大学这样的211。而网上一度有传言称，造成2003年高考惨况的罪魁祸首，是一名当年应考的19岁高中生。

2003年6月5日，距离高考开考还有两天，四川南充市公安局副局长杨森富来到南部县教育局例行巡查，以确保考卷的安全性。

在大陆，高考试卷的保密程度仅次于核武器，每年6月3日左右都会由武装人员持枪实弹，将试卷送往各省市教育局。

随后继续进行严格的保管，直到高考当天在考生们的围观下，正式拆封。

在这样严密的举措下，历年来，高考试卷的保管从未出过差错，直到2003年6月5日杨森富打开保密室大门的那一刻。

只见存放试卷的柜子上封条被破坏了，柜子也被撬开了，包括理综和文综在内的6个科目各丢失了一份试卷。

杨森富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不敢耽搁，立刻将消息上报，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多位顶尖刑侦和痕迹专家，火速赶往四川南充展开调查，其中就包括有着「中国福尔摩斯」之称的刑侦专家乌国庆。

乌国庆来到现场后发现，保密室窗户上的钢筋栏杆被人掰弯了两根，窗台附近有很多凌乱的鞋印和指纹，且都属于同一个人。

很明显，罪犯是单枪匹马翻窗进来的。根据脚印的大小，乌国庆判断，作案者身高大约在170到176厘米之间。

能通过变形的钢筋栏杆钻进保密室，说明作案人身形偏瘦。

当时同样保存在保密室中的其他试卷，比如高职考试和教师资考试的试卷都保存完好，这意味着作案人就是冲着高考试卷来的。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起初，警方猜测作案人可能是想通过兜售高考试卷和答案来牟利，于是派出大量人手盯死了南部县以及周边县镇的打印店

同时留意网上是否有售卖高考试卷的信息，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

警方还对教育局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排查，重点关照了那些当年有子女参加高考的职工。

教育局大楼门卫老龙有作案条件，又有作案动机，老龙的女儿正好要在当年参加高考。

可一番盘查下来，警方又发现老龙有不在场证据，指纹也和在现场发现的指纹不符，就这样线索又断了。

不过，很快警方又收获了一个重要情报，教育局附近的居民区，有至少6户人家在6月5日凌晨4点左右听到了狗的狂叫声。

一位早起晨练的退休老教师也表示，曾在5号当天清晨5点左右，看到一个陌生人慌慌张张地从教育局里走出来。

老教师回忆，此人身穿红色的短袖，身形比较瘦，但可惜的是离得比较远，没看清他的长相。

这些线索虽然重要，但却也无法立刻帮助警方破案。眼看高考在即，试卷失窃，犯人逍遥法外，接下来的高考该怎么办呢？

有一种说法是，为了公平起见，当年启用了紧急备用卷。

由于四川省当时使用的是全国卷，这就意味着使用全国卷的其他各大省市，都跟着改用了备用卷，而恰好那一年数学备用卷的题奇难无比。

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作案人可谓是凭一己之力害苦了全国数百万考生。

但也有说法称，当年其实并没有启用备用卷，因为警方调查后发现，试题并没有被大规模泄漏，事情也还在可控范围内，再加上临时更换试卷恐会造成大规模恐慌，影响考生们的心态，所以考试还按照原计划进行了。

不过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官媒的证实，具体真相如何，已经无从知晓了。

时间来到了当年6月12日，此时高考已经结束，这天是所有考生返校填志愿的日子。而这一年南部县填志愿的流程跟往年很不一样。

所有学生在填志愿的时候，还需要填写身高、体重、生活习惯、家庭成员的社会关系等信息，并且需要录指纹。

警方是想通过这一流程，对所有考生进行排查，看能不能找到偷试卷的人。结果指纹比对真的成功了，嫌疑人很快被锁定了。

他叫杨博，当年只有19岁，是四川南部中学的一名文科复读生，父母都是农民，平时成绩还算不错。

只是当年4月的一次模拟考试中，杨博发挥失常，考砸了，这让他非常焦虑。

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偷考卷！他之所以把文科和理科的考卷都偷了，是想掩饰他文科生的身份。

杨博被捕时，高考成绩还没出来，他是后来在看守所里得知自己成绩的，515分。超出当年四川省二本线50多分，距离一本线只有7分之差。

如果当年国家真的在考前临时换了试卷，启用了备用卷，这个成绩可以说是相当出彩了，只可惜一切都没用了。

2003 年 8 月 25 日，南部县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杨博有期徒刑 7 年。

如果你觉得偷试卷已经够离谱的了，那你真是too young too naïve了，2013年6月8日，湖北钟祥三中校门口发生了更离谱的一幕。

2013年6月7日~6月8日，正是湖北省荆门钟祥市高考考生紧张答题的时间，但有大批考生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急等待着信号接收器冒出的事先购买的试题答案。

然而，因为钟祥高考作弊早已前科累累，湖北省教育厅当年把严查考风考纪的重点放在了这里

不仅从异地调派监考老师，还增派人手加强信号屏蔽工作，致使大部分试图舞弊的考生计划泡汤。

然而，就在6月8日下午高考结束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一大批学生和家长涌向了钟祥三中校内的考点办公室，他们的目的是报复那些「不通情理」的外地监考老师。

愤怒的人群一边谩骂，一边拿文具袋投掷老师，54名监考老师抱着试卷躲进了考点的一间阶梯教室。

很快阶梯教室的玻璃被石块打破，外面的人群开始砸防盗门，教室内惊魂未定的老师们纷纷打电话报警并传简讯向同事求救。

随后赶来的警方封锁了钟祥三中所在的道路，并在校门口手挽手拉起了人墙，防止人群再度涌入学校。

一直僵持到当天晚上8点半，被围困的监考老师们才在特警的护送下回到了各自区县。

当年6月20日，《南方周末》针对此事发表了一篇专题报道，题为「“不作弊，不公平”，一个高考“强”县的养成]」。

这是高考恢复以来第一次出现监考老师被考生父母集体围攻的情况，而事发地钟祥，是远近闻名湖北省的高考强县。

南方周末的记者了解到，异地监考老师们的「不通情理」，导致一些家长前期在子女高考作弊上的巨大投入打了水漂，这是家长们愤怒的直接原因。

「我们要的是公平，不让作弊就没法公平。」这是南方周末记者在钟祥听到最多的一句解释。

在钟祥当地，早已形成了一条严密的高考舞弊利益链，学校的老师，甚至成了作弊公司的「代理」，宽松的监考为作弊公司提供了商机。

刘彩霞是2007年高考考入武汉大学的，她向《南方周末》透露说，她大学时的一位同班同学是钟祥一中校长的儿子，原本成绩在班级排二十名开外，但在监考老师的帮助下竟然成绩突飞猛进也考入了武汉大学。

刘彩霞在荆门市文科联考中经常摘得第一，在高考前，就有家长联系到她，希望以1万元的价格让她帮「写答案」，她经过权衡后拒绝了。

2013年6月13日，钟祥市公安局局长向军在钟祥市政府召开的澄清会上说，仅有一名监考老师被学生家长殴打，另一名监考老师受到了家长动粗的威胁，「但被我们及时制止了」。

然而，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6月8日事发当天下午，考点附近的市民都目睹了这混乱的一幕，现场聚集有一两千人，攻击者将校门破坏后涌入，砸毁了停在校园里的轿车。

当地政府显然试图将事态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只承认作弊情况是「极少数个例」。

在政府召开澄清会后，涉事监考老师也开始集体沉默，钟祥当地老师也被要求不能接受媒体采访。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两名受到冲击的监考老师只得在有官方人员陪同的情况下接受指定媒体采访，而且所叙述内容也需经过反复酝酿，「就事论事」不得延伸，以免损害钟祥教育的形象。

2013年5月下旬，就在高考举行的几天前，钟祥市长林长洲先后用「教育招牌」「教育品牌」「教育名牌」三个词总结了钟祥的高考教育。

《南方周末》则评论说，政府追求「政绩」，家长追求「成绩」，高升学率成了双方的共识。

学校违反教育初衷、家长公然帮助子女作弊，为了高考，他们什么都想到了，唯独忘记了青年人的人格养成。

当年6月21日，《人民网》发表评论称「这次钟祥的高考舞弊案，一方面反映了钟祥这个县级市的高考舞弊风气的确很重很坏，需要教育部和湖北省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内部人”，即钟祥有关学校领导、教师及其他官员的胆大包天。

彻查钟祥舞弊案，从案件本身的侦破技术难度来看，应该不会多么复杂。

难就难在如何惩处相关违法人员。由于地方官员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经济利益的盘根错节和官官相护，要在彻查后惩处相关违法人员，应该说，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民网》可谓一语中的，这起案件也成了法不责众的典型案例。

事情的处理结果只是，钟祥市公安局依法对闹事的考生家长予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并要求他们向受害者老师鞠躬道歉。

以上提到的这些案例其实只是众多高考舞弊案中的一些典型事例，也是冰山一角，多年来，这块黑色地带，早已发展出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弊工具是高考舞弊案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刚才提到的伪装成手表的BP机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科技了，随着高考监考严度的不断加大，作弊工具也在不断迭代。

文具因为不起眼，一度成为了重要突破口。比如这种带显示屏的橡皮，外包装和普通橡皮无异，但却能完成开机、翻页、接收场外答案等操作。

同样的套路，还被用在了尺子、钢笔上。

继「电子橡皮擦」后出现的是「米粒耳机」，大小只有一颗米粒那么大，放在耳道里，十分隐蔽。

作弊团伙将答案用手机、对讲机或车载无线电台，发送给带有米粒耳机的考生。

据说因为这种耳机实在太小，导致考试结束后佩戴者不得不去医院取出来。不同于「米粒耳机」，口含式骨传导耳机可藏在后牙床上，通过咽鼓管传送声音。

还有一种作弊工具是眼镜，安装在眼镜中的摄像头向考场外传输考试内容，而放置于耳道里的微型耳机负责接收答案。

2013年11月22日，辽宁沈阳东陵分局警方展示了查获的考试作弊器械，其中就有是伪装成眼镜的摄像头和米粒耳机。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不少判决书都显示，舞弊设备的销售链条由生产商、批发商、销售商构成，层层加价，获利惊人。

例如，在湖北省阳新县法院的一份判决中，2014年5月，王某以2000元/台、200元/个的价格向宋某销售发射器和橡皮擦式接收器。

接着，宋某以3300元/台、480元/个的价格，向方某销售。方某又以3500元/台、480元/个的价格向钟某和周某销售。

钟、周二人最终以15500元/套的价格向学生及其家长销售橡皮擦式接收器和答案。

在非法器材的销售过程中，有的批发商甚至知道通过网络、以及发达的物流将产品卖向全国。

湖北沙洋县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显示，2009年6月，王某和余某成立了广州浩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具有隐蔽摄像等功能的器材。

该公司从上游进货后，采取直销、网络销售、物流送货的方式将器材卖给全国各地客户。

截至到2014年案发，该公司销售上述器材的货款共计3000余万元，王某和余某分别获得利润分红600余万元和200余万元。

不过，光有器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搞到正确答案。作弊组织者们往往会和一些成绩好的高校学生们，甚至是高中在校老师们合作。

高考期间，在搞到卷子内容后，让枪手们迅速做出正确答案，再通过通讯设备将答案群发给那些付了费的考生。

当然了，也有一些作弊组织者们，自己都不知自己手上的这答案是哪儿来的。

2017年吉林镇赉县的高考作弊案中，组织者在收取了家长的费用后，通过N个中间人买答案，最后，答案是发给学生了，然而与标准答案相差十万八千里。

还有2008年的浙江永康特大无线电作弊案中，民警在考试还没结束时，就因为无线电监测车发现可疑信号，而捕获了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后来发现他们发送的全国语文卷的的答案绝大部分是正确的，这让民警惊出一身冷汗。

但随后马上就笑了，因为浙江是自主命题，用的并不是全国卷。

说到底不论作弊的工具有多先进，原则上还是需要有人来答题，所以有些同学为了更直接地解决问题，干脆找枪手替考。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枪手也是分等级的，而在所有枪手中，研究生的水平似乎是最烂的。

可能是因为对于研究生而言，高考已时隔久远，如果不特意复习的话，那些解题思路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2018年，两个山东的家长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买了「双保险」。先是花六、七十万打点，把孩子的户籍迁到了西藏，再是花重金找到高校研究生来替考。

其中一个哈工大研究生枪手在高考中夺得321分的战绩，二本线都没过，一举将考生送进了职业技术学校。

相比研究生，高二在校生，似乎更靠谱一些。

2008年轰动一时的甘肃天水替考案中，16名替考者大部分是来自山东省阳谷县第一中学的高二学生。

山东有中国内卷之王的称号，即便是那里的高二考生，到了其它地区，也基本都是降维打击。

不过，要说枪手中水平最高的，那还得是刚考上大学的成绩优异的高校新生了。

《法制晚报》2015年的一篇报道指出，据统计，枪手多为出身农村、家庭困难的高校生。

2014年的河南杞县、通许县替考事件中，枪手由牵线人从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中选出，多为农村大学生。

枪手的选拔过程也是十分苛刻的，通过模拟考试，水平过关的学生才能最终上岗。

当然了，报酬也相当丰厚，根据央视披露的信息，考上二本给2万，一本给3万，重点一本给5万，要是能上全国名校，酬劳还可以商量。

有人可能会好奇了，近些年来，高考报名时，考生就已经录入了自己的指纹。

高考当天，考生的指纹必须与指纹验证机内存储的指纹数据相符，才能入场，这些枪手又是怎么混入考场的呢？

央视记者通过暗访得知，操作高考代考一般都在偏僻县城的考点进行，组织者可以买通关系，在监考的各个环节获得通融，枪手只需要带上一个提前准备好的指纹膜，就能通过检验了。

即使是被发现了，只要买通了主监考，就不会出问题。2013年，打点一个考场的起步价是6万，2014年，涨到了7万。

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也发现了，大部分高考作弊行为还是依赖「团队」的，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上，家长、组织者、器材生产商、枪手、教育系统的「内鬼」，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当然了，考场上也是偶尔会出现单枪匹马的「孤勇者」的

比如2021年6月7日下午的数学考场上，刚开考50分钟，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的一位考生，就用智能手机将试题拍下，并上传至小猿搜题APP搜索答案。

但因为考试期间，平台关闭了拍搜功能，所以系统和人工均未作答。

次日，小猿搜题APP回应此事称，考试结束后，工作人员发现了用户上传的题目疑似高考题，随后立刻将后台截图和数据等线索打包留证，向相关部门报了案。

小猿搜题APP还特意强调该题目从未在前端显示，也从未以任何形式泄露。

说来这位考生也是真奇葩，她在拍题上传的时候，竟然把自己的名字吴某某和座位号24也一起拍了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这位吴同学是怎么把手机带进高考考场的呢？

6月9日，教育部发布的情况通报中称，吴某某是将手机藏于手拿的薄衣内，然后高举双手避开了安检。

考试中，将手机藏于草稿纸下拍题，于开考46分后，将题目上传至app寻求答案，但并未获得。

黄陂区教育局也承认了该考场在入场安检和监考方面都存在失职。

关于考场上，手机为何会有信号这一疑惑，黄陂区招考办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可能是因为5G信号屏蔽存在漏洞。

也就是说当时的信号屏蔽仪只能屏蔽3G、4G信号，对5G信号不太好使。

最终，吴同学的各科成绩均按无效处理，黄陂区该考场的监考人员也都被取消了监考资格。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吴同学不可能是孤军奋战的

毕竟将手机带进考场、掏出手机、拍照、打开APP、上传、查询，这一系列动作，有一步出了岔子，吴同学都不可能完成上传搜题的这一步。

以至于有网友调侃说，5G信号干扰了扫描仪，干扰了信号屏蔽仪，干扰了摄像头，也干扰了监考老师的脑电波。

2016年，《刑法修正案(九)》将组织高考作弊纳入了刑事犯罪，规定在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人说，光是惩罚舞弊组织者还是不够的，要想彻底杜绝高考舞弊，应该连作弊的学生和付费的家长也一起罚，毕竟在古代，科举舞弊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明朝的《大明律》中就明文规定，凡是科举作弊的，一经发现即施杖责，随后流放三千里，为时9年。

在古代，如此长距离长时间的流放，其实就等于宣判了案犯的死刑，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关于古代科举的故事，我们放在会员视频里跟大家细聊。

多年来，一提到高考舞弊，民众之所以会义愤填膺、口诛笔伐，是因为这牵涉到了教育公平的问题，而教育公平是民众心中的底线。

2001年8月，山东青岛发生了一桩奇案，三名女考生将教育部告上了法庭。

那一年，全国还实施的是统一命卷，就读于山东青岛铁一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姜妍、栾倩和张天珠，分别考出了522、457和506的分数。

但她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发现，山东文科和理科的重点线分别是580分和607分，而北京则分别是454分和488分，相差了近130分之多。

这背后的原因是，高校招生时，会按计划给各省一个配额。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发达地区，考生少，配额又多，录取分数线自然就低。

姜妍、栾倩和张天珠的分数要是放到北京，完全可以上一个非常不错的大学，而在青岛，只能上职业大学或者电大一类的相对不好的学校。

各地之间相差巨大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让她们觉得，她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三个女生商量后，委托了一名律师，向最高人民法院起诉了教育部。

但最高院并没有受理该案，给出的理由是「管辖权错误」，按照法律规定，三名女生应该向北京中院提交诉状。

最高院拒绝受理后，三名女生之后也没有继续起诉，但此事在当时还是引起了热议。

之后，部分省份开始自主命题，一些高校也开始尝试自主命题招生。可以说，这三名女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高考改革的进程。

目前，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浙江省完全自主命题卷，海南省、山东省、广东省、四川省、江苏省部分科目自主命题，其他省市依旧采用全国卷。

北京自主命题后，录取分数线和他省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同时，「北京高考卷简单」又成了被网友们吐槽的新槽点。

北京卷是否真的更简单，这个不好评价，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高校招生的配额依旧是严重地向发达地区倾斜的。

以2023年北大清华在各省市录取人数与占比为例，北大清华在北京招生550人，北京考生一共5.4万人，录取率是万分之101.85。

而在北大清华在云南省招生100人，云南省的考生却高达38.9万人，录取率只有万分之2.57，是北京录取率的1/40。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说：「高考之路，仍是普通人家孩子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一次竞争与出路。」

越长大我们会越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教育也不例外，而高考可能是这些不公平中，最为公平的一个了。正因如此，高考舞弊必须要被杜绝。

回望历史，烛照今昔。高考四十七年，也是舞弊与反舞弊持续较量的四十七年。

如今全国各地的大多数高考考点都启用了大量高科技，什么人脸识别、静脉验证、无线电作弊防控系统，考场电子监控系统等等。

河南还实行了「无声入场」，即考生须在考点入口处先接受金属探测器的初检，再接受智能安检门的检查，无报警声响起，才能进入考点

所以千万不要动什么歪心思了，作弊一时爽，早晚火葬场。

而且最重要的是，高考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它只是一场选拔，是对过去学习成果的一个检验罢了。

高考考不好并不代表后半辈子就完了，但考场作弊是真的会让你的后半生背上污点的。

走上社会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人性远比成绩重要。

最后，祝所有即将步入考场的莘莘学子都能取得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