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一词是理解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统意识的增强和道统理论的系统完备，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宋明理学的核心内容是其伦理思想，因而这种伦理思想上的道统特征也异常明显。

从汉唐到宋明，道统论有一明显转向，这就是由注重儒学的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法律公正之规范，确立的通经致用方面，逐步向注重儒学本身义理精微之论证与展开、德性人格之培育的理论的推进方面转向。

这一转向实为对孔孟之道，本身义理之道的承接，周敦颐在此转向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实为一关键人物。

所谓“统”，从最本质的含义上来理解，实为一虚构的历史系谱，只有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才存在，历史本身的发展是不能用谱系的概念来描述的。

虚构这种谱系的人本身是有特定意图的，将“过去”存在的或者出现过的，一些人物或者思想凸显出来，将他们按时间顺序联系起来，构成一种“历史发展”，在这种发展中，共同传承某种思想或理论，并因其具备历史连贯性而具有统的意义，在赋予这种历史神圣性的同时赋予思想的神圣性，这就是“统”的真实含义。

在这一基础上，因其侧重点和标准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统”，如“政统”就是主要就国家权力的更替承接，和权力的具体运作与国家权威的突出方面而言的，是政治形态发展的统绪。

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这种“政统”与“治统”、“君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时候呈现一种一致的景象，而道统的含义有其特殊的理解思路。

从“统”的本初意义上来讲，各家各派思想都可以建立自己的统系，事实上思想宗派的发展也是这样呈现的，例如佛家道家本身就有着自己传承谱系。

儒家谱系从理论上有意识地完整地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佛家道家谱系的对抗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统就是儒家自己的思想谱系，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核心的精神和思想。建立道统也就是为了通过赋予儒家思想的历史神圣性，而使得其具备正统的地位。

儒家思想本身起初，只是作为一种思想系统的面貌来呈现，与诸子百家思想没有特别之处，但由于其秉持的核心精神和理念，由于历史的逻辑发展，而逐渐具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主导地位，从而取得思想的正统地位。这种正统地位的确立不是虚构的历史，而是现实的历史。

儒家道统因其具于正统地位，而使得其道统的意义得以扩大，不再是作为儒家思想的统系，而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谱系，这就是中华文化之道统。

这种意义上的道统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上的道统，这种道统的建立是儒家思想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儒家思想捍卫其正统地位的一种有效方法。

既然统系的建立在于思想地位的捍卫，那么，思想内核的区别和论证，则成为统系地位之争的关键。因为从方法论上来讲，都可以立统，而对“以什么思想为内核？为何因神圣合理而必居于正统？”问题的解决则决定着统系之争的成败。

统系之争之所以成为宋明理学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是佛道二教的外在冲击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儒学本身发展面临困厄所致。

周敦颐在这一道统的重新建立方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实为汉唐至宋明伦理思想转接的关节点。周敦颐对于道统论的重建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道之形上论证确定道统之神圣性；

2、以中正为道统内涵之关键；

3、以道统之转向承接孔孟之道。

周敦颐的理论著作中，没有明显的那种谱系化的道统阐述，他对道统论的贡献主要集中在道之权威性的形上论证、道统内容的勘定和道统侧重的转向与承接三个方面。

1、道之权威性的形上论证。对于道的统系建构其目的，是通过历史的发展角度，来完成其神圣性的证明，由于其谱系的历史性存在，而彰显其理论的正确和适用，从而具备神圣性而具有居于正统地位的魅力，这是一种常见的思维进路。

但周敦颐没有从这方面出发去论证，而是从最根本的形上角度，论证儒家之道的神圣性，从天人合一的角度、从理论的角度，认定其具于正统的合法性。

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周敦颐论证天道和人道的沟通与统一，是通过“诚”本体的论证而得以完成的。这一“诚”本体也就是“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的天道人道领域的贯通。

“诚者，圣人之本”与“诚者，天之道”的沟通与承接，无疑给儒家的人伦学说，赋予了最高的神圣性，坚持这种“道”就是坚持了“天道”，从而理所当然的可认定儒学之道统地位的正统性。

这种形上论证是周敦颐开启的，在其后的理学家当中予以不断强化和精湛的展开，而最终成就了儒家道统论神圣性的最高论证。

2、以中正勘定道统内容之核心。道统的建立最终必以内涵之不同而得以区别，儒学道统所传之道到底是什么呢？据此我们只能就儒家经典来加以寻找。

与韩愈将此道视为“仁”“义”不同，周敦颐认为圣人所传之道为“中正”。以“中正”为儒家之道自有其经学上的依据。

汉唐儒、甚至宋初儒虽也认识到道统的重要性，但对于孔孟之道内涵的精准把握还有欠缺，以中正之道概括儒家道统内涵，上承尧舜孔孟，下起宋明诸儒，周敦颐实为有功。

更为重要的是，周敦颐对道统内涵的中正之道解释的过程中，将之转向孔孟儒家内在心性义理，注重儒家道统的教统之意义时，更加强化和稳固了儒家道统性，这种作用是独特的。

3、道统侧重点的转向。在孔子时代这种道统与政统的分离尚不明显，孔子虽不为王，但以学治天下，其学仍是儒家道统一以贯之的道。

以孔子为主开创的原初儒学具有开放、综合、阔远的特征，它既涵盖政教生活、基本纲纪，也关注成人、成圣之德教。

从这一特征出发，儒学道统发展从内在理路上来说，就必然呈现两种方向：一种是注重儒学纲纪天下、政治教化之功能；一种是注重成人成圣之德教。

汉唐时期，儒学以官方经学的形式，逐渐强化了其治教之功能，而本身精神资源的传承与挖掘逐渐弱化，宋代形成士大夫群体与统治阶层分庭抗礼，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分离的独特局面，周敦颐强调这种以学统立道统的提倡，对其形成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