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三贤”原型考略

——移花接木，偷窃历史

黄忠平

2023年12月16日

【西史辨按】：随着西史辨运动的深入，对作为西方中心论核心的古希腊文明产生怀疑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从2023年10月14日视频号总裁读书会发布了金灿荣教授对亚里士多德提出质疑的视频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

然而，人们所提出种种质疑，大多从古希腊地理环境、时代局限、语言文字、书写载体、著述总量、词汇数量、字典词典、学科范围、版本流传等方面，大体限于指出其“不可能存在”；但对其作伪的实际情形，何时由何人实施伪造，所据为何等史料素材，尚难尽窥真相。

本文作者批阅大量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留下的文献，从中搜寻蛛丝马迹，找出当时欧洲对所谓古希腊三贤的认识尚未定型的铁证，大致勾勒出欧人杜撰古希腊三贤故事的脉络，进而通过对古波斯文献的解读，找出亚里士多德老师亚历山大大帝的原型，初步揭示出西人偷窃他人历史，构建自家古典的概貌，对于理解西方伪史形成的过程有启示作用。

本篇为黄忠平先生向第三届西史辨伪与中华文化复兴学术论坛提交的专文，现由西史辨伪公众号首发，以飨读者。

据现行西方史叙事，与中国春秋战国同期，欧洲有一个“古希腊文明”；与中国的孔子同期，“古希腊”有一位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比秦始皇统一中国早百余年，“古希腊人”创建了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希腊化“亚历山大帝国”。按“古希腊史”叙事，“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而“亚里士多德”又师承“柏拉图”，师徒三人被奉为“古希腊三贤”，是照耀世界的“伟大导师”；而所谓亚历山大帝国的开创者正是古希腊思想的集大成者——“古希腊三贤”中最后一位贤人——亚里士多德——的得意门生。

然而，这样的历史叙事有历史根据吗？

现行西方史说，“古希腊三贤”的生卒年，苏格拉底是公元前469至前399年，柏拉图是公元前427至前347年，亚里士多德是公元前384至前322。而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卒年是公元前356年至前323年。有趣的是，苏格拉底享年70岁，与孔子相仿佛；柏拉图享年80岁，与孟子差不多；亚历山大享年33岁，与耶稣同寿命。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傅泛际《名理探》写到：

古称大智者三人：一索加德，一霸辣笃，一亚利斯多特勒。亚利学问尤深，后学宗焉。亚利者，马测独泥亚国人，生于天主未降生前三百八十一年（周安王二十年己亥，距孔子殁后九十六年），距今二千有九年矣（天启丁卯），初受学于索加德，索加德殁后，又学于霸辣笃。在门二十年，聪颖无俦。[1]

这是明末来华传教士的“译著”中难得一见的有时间概念的文字。大意是，西方古代三大贤人索加德（苏格拉底）、霸辣笃（柏拉图）、亚利斯多特勒（亚里士多德），其中，亚里士多德水平最高。亚里士多德是马测独泥亚国人，生于耶诞前381年。亚里士多德起初拜苏格拉底为师，苏格拉底去世后，又以柏拉图为师。跟随柏拉图学习了二十年，水平之高无人能敌。这一说法，显然与现行古希腊史不符，而且连师徒关系也对不上。

事实上，“文艺复兴”晚期即中国明末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根本不知道古希腊三贤到底生活在怎样的年代。例如传教士高一志写到：

束格辣德，亦近古理学也，凡习其门，先修七年之默，然后许言。[2]

束格辣德，上世大贤也，妻山弟伯性悍。[3]

束格辣德及其弟阿日搦，皆上古名士也......[4]

束格辣德（苏格拉底），17世纪初传教士在其中文著作中，说起他的身世，一会儿说“上古”，一会儿说“近古”，一会儿又是“上世”，整个一笔糊涂账。上古与近古之间至少相差千年以上。

可见，关于古希腊三贤生活的时代，直到十七世纪上半叶，仍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

根据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的说法，“古希腊三贤”又似乎应该是耶诞纪元后的人物。例如：

束格辣德，吾西大贤，往往感谢天主三恩：一曰天主生我，即赋我以性灵，不投于禽兽中；二曰天主生我，即赐我男位，不投于女中；三曰天主生我，置我于文学之邦，不投于陋夷中。[5]

罢辣多，上古大贤，其治国所叮咛者，惟是敬天主第一，事奉父母第二。盖曰：“天主恩大，父母恩亦大，故施仁于天主者，无不施仁于亲。不施仁于亲者，可谓施仁于天主乎？”[6]

斐里伯，往为西国智王，初闻世子生，曰：“天主赐我子，喜其可以承祧。又有亚里斯多名贤可师，喜更甚矣。”[7]

束格辣德（苏格拉底）、罢辣多（柏拉图）、亚里斯多（亚里士多德）乃至国王斐里伯（腓力，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照此来说，统统是天主教徒！

正如释迦牟尼、默罕默德之前不会存在佛教、伊斯兰教，耶稣之前也不可能存在天主教。据此，则古希腊三贤及亚历山大大帝必然而且只能是耶稣之后的人物。按现行西方史叙事，结合“斐里伯”（腓力）与“罢辣多”（柏拉图）将宗教信仰引入国家政治的言行，所谓古希腊三贤及“亚历山大大帝”必然是公元4世纪之后的人物了。鉴于“斐里伯”只是蕞尔小邦之酋长及亚历山大的军事扩张行为，他们应是欧洲中世纪的人物，比所谓的古希腊晚了千年之久。

据现行西方史叙事，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的普通人家，当过兵打过仗，中年成名后日子勉强过得去，老年因遭受诬陷而死于非命。柏拉图生于雅典贵族之家，一辈子除了著书立说及办私立学校教书育人，便是旅行和逃命。总之，二人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好在柏拉图收了一个千里迢迢前来拜师的亚里士多德为弟子，而亚里士多德当上了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于是“古希腊三贤”形象特别高大。

然而，在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笔下的说法明显不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厄肋济亚”国人。因为有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厄肋济亚”成了西方世界的“文学名国”。

昔者厄肋济亚，文学名国，有一童，习于罢辣多名门。[8]

中国自古讲究“六艺”，耶稣会士也无不宣称西方自古有“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这“六科”[9]，但必须在政府所创办的学校授课，禁止私相传授：

以上诸学，自非帝王之胄，莫能各觅私师，大都本国之王就各名城处所所立公监延请众多高师，隆以厚俸，而令诸生从焉。[10]

现行西方史叙事中的柏拉图“雅典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属于民间办学行为，与此处禁止民间办学的记述相矛盾。

在传教士的记述中，桃李满天下的束格辣德（苏格拉底）、罢辣多（柏拉图）等，确实是官方人士。苏格拉底是厄肋济亚国权力不小的官员：

束格辣德大贤，劝进其门者，设两道……罢辣多久习此学，计继其师业，则避华美之地，而于荒僻之处设帷焉。[11]

束格辣德及其弟阿日搦，皆上古名士也，遇幼者溺于邪，即杖其亲、掌其师。[12]

厄肋济亚，吾土邻国也。古俗，恐人有困冗，失训其子，则在在立公学，延四方名师，重其禄，以公教之。又恐有懈不教子者，则立公司，以指其迷而开导之。[13]

由此可见，传教士所描述的苏格拉底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负责全国教育机构（公司）的首领。如果发现哪个孩子不成器、不走正道，他不仅杖击这个孩子的父亲，而且会扇他老师耳光。如果不是厄肋济亚国的“教育部部长”，哪能如此威风？

苏格拉底日子过得舒坦，唯有一事烦心，就是老婆太凶：

束格辣德，上世大贤也，妻山弟伯性悍。或问何以忍之，贤答曰：“水车之轮，无时不嚣，曾无怨者。吾于妻，亦作是观耳。”[14]

苏格拉底到底是大贤，很善于安慰自己，他说：水车的轮子，无时不发出噪音，没见谁抱怨过，我就是把老婆当水车看待的。

苏格拉底的这番话，引出一个思考题：欧洲何时出现水车？古希腊有水车吗？有兴趣者可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名师出高徒，柏拉图就更了不起了。柏拉图身边有仆人，他的孩子有乳母，可见他家仆佣成群。

罢辣多大贤，常戒乳母，勿使乱述邪言，曰：“童心若蜡，印易成迹。”[15]

霸拉笃一日怒其仆，曰：汝幸值我怒，故释汝；若值我不怒时，必刑汝也。[16]

罢辣多（柏拉图）又作霸拉笃，传教士笔下的柏拉图应该是厄肋济亚国的宰相。例如，因为假冒伪劣产品盛行，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他下令，一经发现，对造假者按正品价格处以罚款：

罢辣多氏禁工人无得造赝物，犯者罚正值。[17]

这是行政管理者的职责。的确，他谈论的都是“治国”的顶层问题，俨然一“主政者”：

盖治国安邦，道莫善于文学也。故罢辣多尝云：“国家之幸，莫大乎使持政者务文学，或务文学者持国政也。”[18]

罢辣多，上古大贤，其治国所叮咛者，惟是敬天主第一，事奉父母第二。[19]

人问霸拉笃曰：何以知人之贤否？曰：誉不可骄，毁不可怒。[20]

无疑，柏拉图的小邦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王国。在耶稣会士笔下，唯有亚里士多德的故事与现行西方史大致相似。

“马测独泥亚国”版图很小，所以，亚历山大的父亲斐礼伯王与中国的县令差不多，事必躬亲，要亲自坐堂审理各种案子：

斐礼伯王听讼，忽寐。……[21]

斐礼伯即上文斐里伯（腓力），亚历山大大帝的父王，亲自断案。继承王位后的历山（亚历山大大帝）依然如此：

历山王听讼，闻告者，反塞一耳。或异而问故，王曰：“留其一以听诉者。”[22]

斐礼伯（腓力）王少年时代读书不多，工作中常常感到知识不足，所以高度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任命亚里斯多（亚里士多德）为太子太师：

古西名王，有子曰历山，傅以亚里斯多，命之曰：“尔师大贤，幸勿懈于学；吾昔未成学而听政，几不胜任。兹尔当国重统，以吾为戒可矣。”世子受王命，侍贤师数载，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无理不究，竟成其学，壮而以美治，君数大邦矣。[23]

在亚里士多德精心培养下，亚历山大无书不读，无物不格，无理不究，成长为统治几个大国的明君。当然，亚历山大的地盘的扩大，是靠武力打出来的：

历山，古明王，帅师数万，征服敌国。[24]

亚历山大十分敬重“帝师”亚里士多德，说亚里士多德的恩情比父亲还大：

有臣问曰：“斐里伯，王父也；亚里斯多，王师也。二恩孰大？”王曰：“父使我嗣国为王，师使我为国明王。彼传性，此传学，则善师之助亲多矣。”[25]

但是，关于亚里士多德之死有不同的传说，如《名理探》说他在寿终正寝时向造物主祈祷，仍然没有弄清楚“耦利波海潮一昼夜进退七次”而死不瞑目[26]，而《职方外纪》却说他因此羞愧难当跳海自杀[27]。

按现行西方史叙事，古希腊的雅典就是当今希腊的雅典。明末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职方外纪》关于希腊的记载，与此显然不同：

厄勒祭亚在欧逻巴极南……其都城周裹三层，生齿极众，城外居民绵亘二百五十里。有一圣女殿，门开三百六十，以象周天。附近有高山名阿灵薄，其山顶终岁清明，绝无风雨。古时国王登山燎祀，其灰至明年不动如故。有河水，一名亚施亚，白羊饮之即变黑；一名亚马诺，黑羊饮之即变白。[28]

厄勒祭亚的这个规模巨大的都城从其有“圣女殿”来说，应当就是现行古希腊史叙事中的雅典，其所描述的“阿灵薄”山，应当就是所谓古希腊圣地奥林匹亚山。问题是，作者宣称“阿灵薄”山就在这都城的“附近”，而事实是，奥林匹亚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与雅典相距三四百公里，直线距离达二百公里；加上从其所描述两条河来看，好像又与今天雅典的情况对不上，因为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而这个小半岛上根本就没有河流！

按说，雅典和奥林匹亚山是古希腊文明的两大圣地，应是“文艺复兴”晚期来华耶稣会士的常识。《职方外纪》由庞迪我、熊三拔、邓玉函等耶稣会士参与撰写传抄，且来华传教士的著作，都是经在华教会有组织地审定批准后才出版的。[29]显然，厄勒祭亚的都城和奥林匹亚山位于同一个地方，是耶稣会官方的认识，是来华耶稣会士的共识。

因此，要么古希腊的雅典在当今的奥林匹亚山附近，要么古希腊的奥林匹亚山在当今的雅典附近，要么古希腊的雅典和奥林匹亚山都在其它地方，或者纯粹出于杜撰。事实是，在整个希腊半岛上，不存在耶稣会士笔下所描述的古希腊雅典城。

那么，苏格拉底、柏拉图教书育人、亚里士多德拜师、收徒、讲学、伯利克里发表演讲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按现行西方史叙事，古希腊人拥有统一的语言、文字，古希腊圣贤用这种文字创作了无数伟大的著作，并经历了多方曲折，终于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得以复兴、传承。《职方外纪》也这么说：

厄勒祭亚在欧逻巴极南……其声名天下传闻，凡礼乐法度文字典籍，皆为西土之宗，至今，古经尚循其文字。[30]

这一说法，显然经不起推敲。据现行西方史叙事，古希腊人是一个多种族的群体。早期生活在这里的是来自北非、西亚的移民，被称之为“皮拉斯基人”；而操希腊语的希腊人是大约自公元前2500年开始的千余年间，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分批南下的欧洲人。[31]

毫无疑问，分别来自欧、亚、非三大洲不同种族和民族的人，散居于希腊半岛的崇山峻岭之中，必然会存在无数种天差地别、语系不同、相互间无法交流的语言（不是方言）。有人说古希腊各城邦的语言差别很小，即是说三大洲不同种族与民族之间的语言差别不大，这就难以说得通了。

西方文字是表音文字，说白了就是拼音。如荷兰语、德语，据说都是日耳曼语的方言。方言变成拼音字母，再进行通用语改造，并转写在书面上，就是荷兰文、德文，成了两种文字。

形成统一的古希腊文字的前提，是诞生古希腊的通用语言。众所周知，世界各国的通用语言，必须由中央政府制定标准并强势推广，才有可能。

事实上，仅仅解决好统一语音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统一语义之后，才能形成统一的文字。例如在中国，吃字，有的地方读“掐”，有的读“奇”，有的读“搓”；又如馒头，有的叫“馍”，有的叫“粑子”。

只有通过中央政府强制颁布、执行统一语音、语义的词典，并经过持久的教育培训之后，才有可能诞生统一的语言文字。

然而，古希腊种族、民族各异，没有中央政府，缺乏统一政令，上千个互不统摄、各自为政的城邦，呈现出一片散沙的局面；与此同时，古希腊各城邦却在环地中海、环黑海地区到处建立殖民地。这些久居海外的古希腊移民，通过与来自各城邦的希腊移民、当地人融合交流，历经两三代后就会口音大变，与家乡人之间难以沟通。完全不具备制定、推广统一的语言文字的条件。

雅典、斯巴达是古希腊的两大对手，他们不仅是死敌，而且存在着血缘和语言文化的根本冲突，“雅典人在从前属于皮拉斯基族，拉栖代梦人是属于希腊族的”。[32]雅典人主要是来自北非或西亚的“皮拉斯基族”，而斯巴达人则是祖居欧洲的“希腊族”。源于北非或西亚的雅典语与源于欧洲的斯巴达语不属一个语系，语言自然天差地别。

无疑，如果真的存在过古希腊文字的话，只能是同时存在不同的方言，如雅典文、斯巴达文、叙拉古文、马其顿文等。

古希腊三贤到底用什么文字写作的？《理想国》或许是用雅典文写成的。那么，流传至今的《理想国》源于哪种希腊文版本呢？同理，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的作品也面临同样的疑问。

顺带一说，专家宣称曾经影响中国的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文物上的文字，不知是马其顿文、波斯文，或者雅典文、斯巴达文，还是马其顿语与波斯语融合后诞生了一种新语言文字？

有西史辨学者指出，18世纪之前不存在古典希腊文；所谓的古典希腊文，实际上是出于19世纪希腊民族主义者的新造。[33]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统一度量衡，连对小学生进行数学启蒙都做不了，更别提开展科研活动和发展工商业了。

和统一语言文字一样，只有通过中央政府强制颁布、执行，才能诞生统一的度量衡标准。毫无疑问，在没有中央政府，上千个城邦相互敌对，互不统摄的古希腊，不可能存在统一的度量衡标准。

如果古希腊存在度量衡标准的话，柏拉图使用的一定是雅典度量衡，亚里士多德则是使用马其顿或者波斯度量衡，欧几里得一定是用托勒密王国度量衡，阿基米德则是使用叙拉古度量衡。他们的作品在相互传播时，必然存在度量衡的翻译转换。那么，他们传世作品中用的哪一家的度量衡标准呢？

我们注意到，在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中全是中国的计量单位，如：

以六尺之线比三尺之线，则三尺为前率，六尺为后率也。[34]

李之藻翻译的《同文算指》更有意思，一开篇便介绍度量衡标准，但是，不仅全是中国的度量衡，而且例子中的物品也全是中国物产，如：

凡度，十丈曰引，五丈曰端……凡量，六粟为圭，十圭为撮……凡衡，以两为君，两有十钱……[35]

问织绢每匹用丝一斤，工价即与丝四两。[36]

在明末来华传教士的其他著作中，无不如此，如《名理探》：

几何无悖，丈尺寸分，固不相悖。[37]

那么，他们翻译的西洋原著底本中，使用的是哪一种度量衡标准呢？原来，欧洲中世纪以前本来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标准；直到19世纪，欧洲各国才完成了国内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

（16世纪）流通货币繁杂，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使用起来既不方便且混乱不堪。在这一点上，英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她只有一种货币，而且，除了兰开斯特外，她只有一种度量衡（1390年法案）。商业活动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统一，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汉萨同盟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币制或统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这两种弊端，他去世前四个月（1483年）曾招来一个商人代表团，以谋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国境内建立单一度量衡制和单一流通币”。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时，直到1789年。[38]

18世纪的法国，由于全国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走街串巷卖布卖米的商人，不仅得准备好多种尺子和秤杆，而且得准备好多种货币的零钱。

一些学者对“古希腊三贤”著作书写载体的来源提出了质疑。我所关注的是古希腊圣贤的衣食来源问题。根据古希腊的耕地面积和古代的粮食单产量，希腊半岛的总人口至多30万，雅典至多5000人。在雅典，从事非农业的成年男子，包括专职从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和工商业的男子，至多100人。[39]其规模和中国较大的行政村、小一点的乡镇差不多，根本支撑不起现行西方史叙事中古希腊文明那么众多的学者。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衣食来源都成问题，何谈学术研究，更不存在“雅典学园”和“吕克昂学园”生存的土壤。

在现行西方史中，古希腊、罗马名人的生卒年及其活动时间，都十分精确详细，这令人感到大惑不解。

据现行西方史，古希腊的天文学知识来自巴比伦。然而，苏美尔、巴比伦的天文历算史都属于伪史范畴。没有天文台，就不可能诞生天文学，这是科学常识。古代天文台须数百名专业人员才能正常运行，且天文台持续稳定运行三五百年才能获得比较丰富而可靠的天文观测数据，从而诞生相对可靠的天文学，并支撑历法编制。[40]

据现行西方史，古希腊是一个城邦林立、互不统摄的所在，城邦间始终处于相互攻杀的状态，最富强的雅典城邦至多5000人。[41]古希腊任何城邦都不具备支撑天文台运转所必须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无法提供持续三五百年的稳定科研环境。同时，以古希腊城邦林立、互不统摄的状态，连统一的度量衡标准都不可能出现，更何谈天文历算？古希腊不可能诞生统一的历法，更不可能由某个城邦独立创制历法。

按明末来华传教士的说法，西方天文学源于亚里士多德：

其后有一大贤名亚理斯多，其识超卓，其学渊深，其才旷逸，为历山大 王之师。……天学得此为先导。[42]

亚利斯多者，古名师也，西国之为格物穷理之学者宗焉。[43]

既然“天学得此为先导”，说明亚里士多德为天文学的开创者，则在之前西方不可能有历法的观念，自然不会有确定历史时间的概念。

据现行西方史，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天文学上也有突出成就。然而，所谓的巴比伦天文学实属子虚乌有，也不存在所谓的古希腊天文台，亚里士多德更没有在天文台的工作经验……那么，他是怎样知道大地是一个球体的？而且和中国古代天文学理论一样，将宇宙构想为一个天球：宇宙是一个球体，地球位于中心，由里到外依次是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土星、恒星，围绕地球运转。更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老师柏拉图还创建了和中国天人合一的学说和中医学理论高度相似的“见解”：天地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由此“推演出一种关于宇宙的性质和结构的见解来，甚至推演出一种关于人体生理的见解来。”[44]

有趣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凭空创造的天文学、医学理论，竟然与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家、医学家创建的理论高度近似，这一现象，与明末来华欧洲传教士的中文著作的表现完全一致。

可以与之相互印证的是，第一，古希腊亚历山大天文台和儒略历为子虚乌有；第二，现行世界历史叙事中，古希腊罗马、古埃及巴比伦所使用的历法都是以一年四季为基础的历法，众所周知，上述地区根本没有四季的节候，说明这种一年四季的历法不成立；第三，当今世界天文学的基本规则来源于中国[45]。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证明有关“古希腊三贤”活动时间的记载均为后世杜撰，同时也可以证明所谓的古希腊天文学史也是出于杜撰。

据现行西方史，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亚历山大率领3.5万人的精锐之师，用13年时间打下了一个面积多达55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随着亚历山大大军的征服，及后来“希腊人”大量移民统治，这里的人们在衣食住行与文学艺术，例如壁画、雕塑等方面，统统都被“希腊化”了。

假设按平均每1000平方公里设一个“县”级单位，每个县驻扎希腊军人90人，负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医学、教育之类的希腊文人20人，即每个县110人（否则无法实现“希腊化”）。那么，550万平方公里的亚历山大帝国，负责统治和“希腊化”的希腊人共计需要60万人。

假设亚历山大东征官兵就是这60万人，整个东征过程中无一伤亡。60万人东征，必须有络绎不绝的军需粮草运输大军跟随。假设每1名前线人员配备4名后勤人员，那么，为前线部队供给给养的人员为240万人。由此可知，亚历山大东征时，出动的成年男子总数为300万人。

打仗是最烧钱粮的。1名前方人员，希腊本土至少需要4名成年男子来支撑：或治国，或种地，或制造武器，或军事训练，或教书，如此等等。因此，留守希腊本土的成年男子1200万人。

上述合计，亚历山大东征前夕希腊的成年男人数量为1500万人。

以平均每个成年男子一个家庭，户均5人计算，亚历山大东征前夕，希腊共有7500万人口，是当今希腊人口的7倍。

换句话说，古希腊拥有7500万人，才能实现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

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化显然是杜撰的。例如，亚历山大亲临并成为希腊化王国的托勒密王国的首都的亚历山大里亚，即当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当时还是海面。[46]又如，亚历山大的军队和波斯帝国军队中都拥有大批的“弓箭手”，而据《汉书·西域传》（《史记》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依现行西方史，《汉书》《史记》所说的上述地方，起初属于波斯帝国，后来属于塞琉古王国，再后来属于巴克特里亚王国。但是，直到汉朝时，这里的人们依然不懂铸造技术。既然不懂得铸造技术，自然就不会铸造货币，不会铸造箭镞，必然不存在什么弓箭手了。

亚历山大故事的原型来自波斯。在伊朗历史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国王，名叫亚历山大。在伊朗史诗《列王纪全集》中，关于他的记载多达220余页。这位于波斯的亚历山大王国叫做罗马国，在波斯的这则故事里，也有亚里士多德的身影。波斯亚历山大的故事梗概如下：

西亚的罗马人（与现行西方史中的罗马无关）与伊朗人（波斯人）同根同源。但是，这个罗马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罗马与伊朗交战，结果罗马大败，只有很少人逃回首都阿姆利亚城（位于今土耳其的图菲兹湖西）。

罗马国王（凯撒）菲利普（即斐里伯）被迫向伊朗求和。伊朗国王达拉布接受了罗马臣服的请求，还娶罗马国王菲利普的女儿纳希德为妃。因为纳希德在与国王达拉布同床共寝时发出长叹，招致达拉布的厌恶。纳希德自此郁郁寡欢而患病，后来靠吃一种名叫“亚历山大”的草药而痊愈。

不久，达拉布休掉了纳希德，将她送回了罗马，此时，纳希德怀孕九个月。一回到罗马，纳希德生了一个男孩。纳希德给他取名为“亚历山大”，因为这种草药治好了她的病。罗马国王菲利普没有男性后人，得了外孙，非常高兴。菲利普对外宣称，亚历山大是他的儿子（注：据《列王纪》，西亚地区有娶亲生女儿为妻的习俗），是国王的继承人。

国王达拉布早已另觅新欢，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达拉。若干年后，达拉继位为伊朗国王，亚历山大当上罗马国王。这一年，达拉按照老规矩，派出使臣，到罗马收取贡赋。亚历山大宣布不再承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拒绝缴纳贡赋。于是，双方开始备战。在罗马城里有一位名士，名叫亚里士多德，主动求见亚历山大。双方相谈甚欢，亚历山大便以亚里士多德为谋士。罗马出兵打下了伊朗的属地埃及，继续向前进攻，大军抵达幼发拉底河边。伊朗出兵应战。双方大战八天，伊朗惨败。伊朗重新招兵买马，再次惨败。罗马大军攻入并占领伊朗。

达拉在逃亡途中，被跟随他的两个大臣所杀。亚历山大正好遇到这两个大臣，命令他们带路，见到了临死的达拉。达拉临终遗言是：请求亚历山大娶他的小女儿鲁珊娜克为妻。亚历山大隆重安葬了达拉，公开绞死了两个弑君者，这赢得了伊朗人的极大信任。亚历山大在伊朗的埃斯塔赫尔正式登基，娶鲁珊娜克为妻。

随即，亚历山大带着成捆的中国丝绸（用来写信、传达命令）、无以计数的军队，开始了征服天下的事业。首先，他出兵印度，杀死了印度国王夫尔，任命塞尔沃为国王。随后，去麦加朝圣，统一了阿拉伯半岛。随后，从吉大港沿水路进军埃及。埃及国王卡伯通闻讯，连忙远道迎接，主动臣服。

亚历山大在埃及呆了一年。期间，他有一段似是而非的艳遇。在埃及旁边的有一个名叫安德鲁斯的国家，该国女王名叫盖达菲。这个国家用的是中国纸笔、圆规，人们穿的是中国丝绸。女王的宫殿之奢华，令亚历山大大开眼界。女王的内殿，柱子是玛瑙翡翠，地面由檀香木和沉香木铺成，殿内布置的全是中国饰品。这位女王年龄颇大，因为他的儿女都已成家，他的儿子是印度国王夫尔的女婿。女王修养良好、胸怀韬略，令亚历山大充满敬意，不仅表示将与安德鲁斯平等相待，而且今后绝不追究她儿子为印度国王报仇的任何行为。

接着，亚历山大继续进军，征服了巴拉赫曼，接着向东征服了埃塞俄比亚。接着，回过头来向西进军，征服了野人世界，建筑了防御隔离野人的长城。

接着，亚历山大一边率领大军向中国挺近，一边派人给中国天子送信。中国天子接到信之后，派兵列队欢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坐在中国天子的龙椅上，接受中国天子的臣服。鉴于中国天子态度恭敬，亚历山大同意中国天子继续做他的帝王。在中国呆了一个月之后，亚历山大率军回到印度，平定了为印度国王夫尔报仇的叛乱。

接着，亚历山大率军向巴比伦进军。所过之处皆荒无人烟，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翻过与天相接的高山之后，终于见到了天堂般的一座大城。城里的人给亚历山大送来了王冠。接着，亚历山大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给亚里士多德写了一封信报告业绩，亚里士多德回信表扬了他。不久，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去世，他被安葬在胡拉姆草原的亚历山大城。

亚历山大去世后，他的妻子鲁珊娜克痛哭中说出了这样的话：亚历山大一生杀死了36个国王，建造了10座辉煌的大城。[47]

前述亚历山大的经历，看起来，与现行西方史中关于“亚历山大帝国”的描述差不多。但是，有两个根本不同之处：其一，这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帝国。其二，这是完全发生在西亚的故事。

恰恰在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笔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父子均为基督徒，又未谈及他们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

根据《列王纪全集》的描述，亚历山大应是7世纪以后的人物。例如，其中一再出现中国纸张，而造纸术是在唐朝中叶才传入西亚。显然，现行西方史中，将“亚历山大帝国”实行了时空大挪移，空间上转移到了欧洲，时间上至少提前了一千年。

现行西方史中的“古希腊三贤”，无论身份、宗教信仰，还是生活的时间、地点，都与17世纪初来华耶稣会士留下的汉字文献记载存在严重的冲突。

事实上，古希腊不可能存在统一的文字和度量衡，也不具备“古希腊三贤”开展科研教学活动的物质基础，更没有记载他们活动时间的历法。

至于现行西方史中的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及其王国以及亚里士多德的伪史叙事，按故事情节与宗教信仰，结合明末来华耶稣会士的中文写作，更接近伊朗历史上的故事传说。而伊朗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应该是中国唐代中期以后的人物，比现行西方史中的描述至少要晚1000年。换句话说，现代版西方历史叙事中的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其故事原型采自波斯史诗，是来华传教士将其改编为西方伪史中的古希腊、古罗马故事的。

关于“古希腊三贤”的著作，已有西史辨学者指出：所谓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版本完成于15世纪，炮制者是佛罗伦萨一位三十来岁的医学院学生马西利奥·费西诺（1433-1499），完成时间为1469年。[48]而柏拉图的原型则是中世纪一位名叫卜列东（Georgius Gemistos Plethon，约1355年-1452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人物。柏拉图的名字就是他本人的名字，其演变是：（前三者都是卜列东的名字）Plethon→Pleton→Pletho＝Plato（柏拉图）。[49]

至于苏格拉底，则只有故事、没有著作，其言行见于柏拉图的著作。德国学者卡尔·霍埃尔（karl joel，）在1921年揭露说：“整个的被设想的柏拉图的‘苏格拉底阶段’是一个武断的伪造，没有任何古代证据支持它。”[50]

而所谓《亚里士多德全集》，则来源于19世纪中叶由德国柏林科学院授命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该“标准本”为后世各种语言《亚里士多德全集》版本的蓝本。这个花了四十年时间整理出来的“标准本”所依据的所谓“手稿”疑点重重，不仅来历不明、载体晚出，而且流传可疑。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手稿”的实物。被当成国宝保存于世界各地图书馆的最古老版本，基本上都是印在“中国纸”上的印刷品。[51]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柏拉图全集》与《亚里士多德全集》，早期内容与今天所见到的面貌有根本的不同，这是出于欧洲“经典化运动”对各类原始简陋伪造品的不断改造，正如莎士比亚剧本出于晚近学者对其原始文本不断进行改写一样。

综上所述，所谓的“古希腊三贤”及其著作，并非如现行世界历史叙事中所描述的那样，是所谓的古希腊文明时代的产物。偷窃历史是西方伪史惯用的手法。基督教和耶稣会士的神职学者（历史学家和翻译家）通常把同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置于不同时间和地点，进行不同的叙述；从而扩充历史，圆融谎言。[52]

实际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是出于近世欧洲传教士及学者们的杜撰与虚构，其故事原型及著作内容是来自对其它民族历史及作品的抄袭，并不断对所抄袭的内容进行经典化改编的产物。

注释：

[1] [葡]傅汎际、李之藻译《名理探》，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⑤）》，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2]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41页。

[3]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01页。

[4]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26页。

[5]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

[6]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

[7]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21页。

[8]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21页。

[9] 如[意]艾儒略《西学凡》所举六科之目，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⑦）》，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529页。

[10] [意]艾儒略《西学凡》，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⑦）》，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540页。

[11]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35页。

[12]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26页。

[13]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22页。

[14]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01-402页。

[15]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

[16] [意]卫匡国《逑友篇》，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①）》，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

[17]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44页。

[18]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46页。

[19]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31页。

[20] [意]卫匡国《逑友篇》，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①）》，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47页。

[21] [意]高一志《达道纪言》，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51页。

[22] [意]高一志《达道纪言》，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52页。

[23]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46页。

[24]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88页。

[25] [意]高一志《齐家西学》，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421页。

[26] [葡]傅汎际、李之藻译《名理探》，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⑤）》，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27] [意]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99页。

[28] [意]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98-99页。

[29] 如[德]汤若望：《主制群徵》末高一志、龙华民、罗雅谷注：“遵教规，凡译经著书，必三次看详，方允付梓。兹并镌订阅姓名于后”， 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①）》，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75页。

[30] [意]艾儒略：《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98页。

[31] 例如徐松岩：《古代“希腊”的起源与流变——一项概念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32] 徐松岩：《古代“希腊”的起源与流变—一项概念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33] 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48-149页。

[34] [意]利玛窦、徐光启《几何原本》，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④）》，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93页。

[35] [意]利玛窦、李之藻《同文算指》，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④）》，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7-18页。

[36] [意]利玛窦、李之藻《同文算指》，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④）》，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56页。

[37] [葡]傅汎际、李之藻译《名理探》，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⑤）》，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396页。

[38] [美国]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徐家玲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77页。

[39] 黄忠平《<二十四史>是检验西方伪史的试金石-以“食货志”为例》，载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第135页。

[40] 参阅黄忠平《论现行西方史中的时间伪史：十七世纪前欧洲无历法》一文。

[41] 黄忠平《〔二十四史〕是检验西方伪史的试金石——以“食货志”为例》，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第115-136页。

[42] [意]艾儒略《西学凡》，见周振鹤主编：《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二辑⑦）》，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535页。

[43] 叶农整理：《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9页。

[44] [英国]W.C.丹皮尔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45] 说见黄忠平《论现行西方史中的时间伪史：十七世纪前欧洲无历法》一文。

[46] 参阅黄忠平《论现行西方史中的时间伪史：十七世纪前欧洲无历法》一文。

[47] [波斯]菲尔多西《列王纪全集》，张鸿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9月，第5、6卷。

[48]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39-32页。

[49] A.T. Fomenko: Empirico-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arrative Material, p.110. 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20页。

[50] W. K. C. Guthrie, William Keith Chambers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ume 4, Plato: The Man and His Dialogues: Earlier Peri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68. 见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93页。

[51]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4页。

[52] 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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