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家族为东晋皇族，却因为某些原因而不断北迁，使其舍弃皇族身份，进入北魏，甘为人臣，其中缘由值得探寻；而北迁途中所遭遇的种种，也是促进这个家族进入北魏并成为北魏大族的重要原因。

西晋末年，官员腐败不堪，酒池肉林，权臣相互倾轧，政局混乱；皇族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吞噬，导致八王之乱，使中原大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混乱的中原形势，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趁虚而入，大肆掠夺，西晋皇族得以在南方延续。

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在南北世族的拥护下，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史称东晋。

但东晋政局依然动荡不安：南渡的侨姓士族与南方本土士族之间争权夺利；皇族内部的矛盾；皇族与士族、寒族的矛盾；使得东晋同样处于混乱之中。

东晋末年，司马氏家族甘愿放弃皇族身份北奔，由君变臣，一定有其不可抗拒的因素，要了解这一因素，就不得不分析东晋末年的社会状况。

在孝武帝即位之前，东晋的社会经济在王导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政策之下平稳发展，并陆续实行了土断制、度田收租制和禁止豪强霸占山泽等措施，百姓安居乐业，几乎能够做到家给人足。

后来的桓温、谢安继续了王导的经济措施，兴宁二年（364），桓温“大阅人户，严法禁”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由此，东晋前中期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又逢天下无事,时和年丰,于是百姓安居乐业,“便自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同时，统治阶层无心收复北方领土，甘心苟安于南方，社会渐趋稳定。

东晋末年，这份和平繁荣并没有延续下去，反而催生了上层阶级的惰性。门阀制度下，世家大族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以及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特权，其他阶层难以对其构成威胁，他们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极尽奢华，聚敛无度；世族子弟在门荫制度下入仕，身居高位却“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

高门子弟不学无术，即使没有相匹配的能力，也能高官厚禄，例如：谢安明知谢万没有军事才能，但依然让他担任北府兵将领；面对其他有政治军事才能的门第低微的子弟，他们非但不惜其才，反而因其门第极尽排挤、打压，例如范宁、徐邈。

孝武帝即位后，为了抓住世族人才凋零，势力渐弱这一契机，打破门阀政治的格局加强司马氏皇室权利，于是将朝政委托于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使其取代谢安的地位，以巩固司马氏的皇权，同时，还提携其他依附于皇权的社会阶层与势力。

太元五年（380）任命时为骠骑将军、琅玡王的司马道子为司徒，三年后，“九月，诏司徒、琅玡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

又两年后，任道子为“扬州刺史、录尚书、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府文武，一以配骠骑府”。至此，司马道子完全取代谢安地位，一时风头无两，权倾朝野。

随着司马道子手握权利增大，其专权野心日渐显露，弄权也愈加严重；他亲近小人，如：王国宝、赵牙、茹千秋等人，赵牙、茹千秋都是一介寒人，但二人却极尽贿赂谄媚之能而受到司马道子的重用。

他们“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司马道子及其党羽如此专权乱政，上使朝廷政刑谬乱，下致人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司马道子的行为，引起其他官员的不满，中书郎范宁向孝武帝上书陈述司马道子所为，并要求贬黜他。

另外，司马道子常在酒后做出失礼之事，如此种种，“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无所废黜”，孝武帝虽对司马道子心生不满，但也并未对他有所惩罚，原因在于，二人一母同胞，同为皇太妃李陵容所生，孝武帝因太妃之故没有废黜他。

虽然兄弟二人的矛盾有太妃出面调和、规劝，但司马道子仍然不思悔改，一次，孝武帝去到司马道子府中，看到他府上修建豪华的山林水池，不禁出言规劝：“修饰太过，非示天下以俭”，司马道子听后并未有所收敛，甚至变本加厉。

孝武帝不能直接废黜司马道子，便只能借助其他势力来制约道子的权利，“出王恭为兗州，殷仲堪为荆州，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傅”，司马道子也不甘示弱，他起用王国宝堂弟王绪为心腹，升王国宝为中书令、中领军，“由是朋党竞扇，友爱道尽”。

二人之间的矛盾，是兄弟君臣之间的主相之争，他们之间的争斗，具体体现在太原王氏之中。

帝党一派的王恭与相党一派的王国宝同为太原王氏一族，属于不同的分支，“王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蕴子，定皇后之兄也。”王恭是孝武定王皇后的兄长，光禄大夫王蕴的儿子；王国宝则是司马道子妃家王坦之之子，“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

帝相之间的矛盾，通过后妃，衍生为王氏家族内部的争斗，其代表人物为帝党王恭、相党王忱。

太元十四年（389）六月，荆州刺史桓石民死，次年二月，青、兖二州刺史谯王司马恬死，这两个空缺的重要位置成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的争夺目标。

孝武帝死后，晋安帝继位，晋安帝智力残疾，司马道子父子掌权；原帝党众人对司马道子愈加不满，由于没有了孝武帝的制约，这种不满终究演变为军事行为。

司马道子执政，宠信王国宝等弄权之人，这引起青兖二州刺史王恭的不满，遂在王国宝劝司马道子削弱方镇势力之时，在桓玄的挑拨下，联合殷仲堪，出兵讨伐王国宝，王恭带领的京口北府军团实力强劲，司马道子一派处于劣势，遂杀王国宝、王绪兄弟平息此事。

此后，司马道子因畏惧王恭的势力，便重用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并接受了司马尚之的建议“藩伯强盛，宰相权轻，宜密树置，以自藩卫。”

但却因此损害了豫州刺史庾楷的利益，庾楷遂劝说王恭再次起兵，于是隆安二年（398），王恭联合桓玄、殷仲堪、庾楷、杨佺期起兵讨伐司马尚之，但由于王恭部下刘牢之被司马元显说服而叛变，并率军支援京师，此次起兵以王恭被杀，桓玄、杨佺期退居蔡洲告终。

为了瓦解桓玄、殷仲堪、杨佺期的同盟，司马道子任命桓玄与杨佺期分别担任江州雍州刺史，殷仲堪却被贬为广州刺史，此举非但没有使三方势力自相残杀，反而三方联合起来不接受诏令，并请求“申理王恭，求诛刘牢之、谯王尚之等”，这让司马道子十分忌惮，只得下令让殷仲堪复任荆州刺史。

三人虽然在对抗朝廷时结为同盟，但三人之间也存在着斗争，并以桓玄的胜出结束；荆州、雍州尽归桓玄的统辖之下。

桓玄势力坐大，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愈加不安，遂免奴为客，以充兵役，以强大自己的兵力，由此引起农民起义，桓玄趁孙恩集团叛乱之时，“树用腹心，兵马日盛”，并多次请求起兵镇压起义，但是司马元显担心其起兵后不受控制遂拒绝。

元兴元年（402），司马元显下令讨伐桓玄，以北府兵统帅刘牢之为先锋，但刘牢之在桓玄的劝说下，背叛了司马元显，桓玄一路东下进入京城，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及其心腹司马尚之等人。

孝武帝为了强化皇权，削弱门阀士族力量，除了启用宗室成员外，还大量任用门第低的次等士族以及出生低微的寒人。

这个群体对门阀士族具有天生的敌意，然而自身实力又较弱，所以对皇权非常依赖，利于皇室掌控。

并且由于出生低微，一旦得到出头的机会便会不遗余力地展示其才能，以求得到重用，所以，相比于门阀士族人才凋零的现状，这个群体中能人辈出，其能力不容小觑。

为了压制门阀士族，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官职、权利以作牵制之用，他们对皇室的忠诚度也极高，因而深受皇室信任。

例如徐邈，出身次等士族，得到孝武帝的拔擢，对皇权非常忠诚，还常从中调和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的关系，因而司马道子也非常敬重他。

孝武帝信任徐邈，甚至让他参与政治决策，晋书中形容他：“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虽然他们是皇权对付世家大族的工具，与皇权立场一致，但是随着桓玄颠覆司马氏政权后，他们的立场逐渐有了变化，其中代表便是刘裕。

刘裕的在掌握了东晋政府实际大权后，便开始清除异己，首当其冲的便是跟他同样具有威望的刘毅及其亲信，以及有谋反之心的诸葛长民兄弟三人。

此后，对刘裕具有威胁的就是司马氏了，许多司马氏宗室有名望之人被刘裕杀害，一部分为了免于杀身之祸而逃往他地，刘裕对司马氏一族的驱逐详见下文“北迁人员”部分。

司马氏宗室中对刘裕构成威胁之人或被杀或被驱逐，东晋司马氏已经没有人可以担当大任，东晋王朝只剩一个空壳。

终于，元熙二年（420），刘裕代晋称帝，司马德文被降封为零陵王，东晋就此灭亡。

东晋末，皇族与世家大族腐败奢靡；并且，在司马氏皇族与门阀士族、门阀士族各家族之间的混战中，各方势力对士兵的需求以及军费的开支随着战争的爆发而逐渐扩大，这些人力、物力、财力上的需求，终将转移到广大百姓身上，使人民的生活愈加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