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阮籍到底是猖狂无比，还是无奈悲愤的装傻？

我们将从当时的社会环境、阮籍的性格特点、阮籍的选择和阮籍与王勃等四个方面来聊一聊

阮籍，字嗣宗，陈留郡尉氏县（今河南省开封市）人，三国时期魏国诗人，竹林七贤之一。景元四年，也就是公元263年去世。说个小知识点：

这一年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使用割圆术计算圆周率为3.14。

阮籍主要生活在三国时期的魏国。

当时的魏国是最强大的。

他们注重农业，推行屯田制度，兴修水利，使国库大为充实，粮食产量倍增。

据《晋书·食货志》记载，东汉动乱后的，荆棘丛生的广阔中原，到了曹魏后期变成了：

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

昔日荒凉残破的局面已为繁荣富庶的景象所取代。

在不考虑屯户、兵户、吏户等不纳入记录在籍的人口，魏国有443万人，是蜀国的4.76倍，是吴国的1.98倍。

人口和粮食，是魏国之后的晋国统一天下的重要资本。

然而看似欣欣向荣的魏国也有自身的严重危机：

1、改变不了的政体；

2、内部斗争。

先说政体：

由于东汉时期近两百年士族社会的积累，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

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

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

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

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

这一严重问题不是没有受到当权者的注意和重视。

魏文帝在称帝前，建立了九品官人法，也叫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在开始实行的时候，重视舆论，不拘爵位，“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但最终难以改变寒门晋升无路的现状。

再说内部斗争：

明帝曹叡驾崩后，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

曹爽是曹魏权臣，大司马曹真的长子，曹真是魏武帝曹操的养子，曹叡选择曹爽作为托孤大臣，还是比较放心的。

司马懿为了争夺权利，先是示弱，麻痹曹爽，在正始十年也就是公元249年，发动高平陵政变，解除曹爽大将军的职务。不久，被加以谋反之罪而被屠灭三族。

司马氏独专朝政后，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在魏国有着积极奋斗的一面，也有斗争残酷的一面。

而我们的主角阮籍，在面对生机勃勃的曹魏时：

展现出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报效国家，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

在曹魏政权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官职。

后来经历了魏晋禅代的政治动乱，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生命的无常，对司马氏集团心怀不满，又无能为力，感到世事已不可为。

于是他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

思想转变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

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看阮籍态度，莫非他要做一名大隐隐于朝的隐士吗？

笔者不这样认为。

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之后，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官晋爵，阮籍也被赐为关内侯、徙官散骑常侍。

司马师去世后，司马昭继任。

阮籍主动向司马昭请求到东平任职，大约一年后，阮籍请求作步兵校尉。

这里一定要介绍一下步兵校尉一职：

这一职位虽然是中央政府的属官，却不与皇帝由太过亲近的关系；虽是武职，又不执兵权。既能生活在司马氏的监视之下，又不会给自己造成危险，可谓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官职。阮籍担任此官职时间最长。

他想沉沦下去，但是装出来的沉沦，使他不能如此。只能用别人不能理解的行为，抒发内心的苦闷。

据《晋书》记载：

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这句的意思是：

有时自己驾车，想去哪就去哪，不走正路，车没法走了，便痛哭返回。

这就是穷途之哭的来源。

据《晋书》记载，阮籍还说过：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无论是行为还是言语，都透露着他的无奈与不甘中的愤恨。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对司马昭来说是重要的一年，他被封晋公，位相国，加九锡。

按照礼制，由皇帝下诏加封晋爵，司马昭谦让一番，然后再由公卿大臣"劝进"。

当时的步兵校尉阮籍奉命执笔，但阮籍依旧喝酒，等到使者来催稿时，阮籍只好带着酒意敷衍了一篇文章。

那年冬天，阮籍走完了自己对世间的无奈与不甘中，装疯卖傻的一生。

王勃身处的社会要比阮籍清明得多。

阮籍更多是，在报国理想与现实无奈中，产生冲突时候的借酒消愁和装疯卖傻。而王勃是想要继续走入仕途，施展一身抱负。

王勃有着积极的入世观，认为“生命不止，奋斗不息”。

身处逆境，也应心态积极，乐观向上；即使老去，也要老当益壮，壮怀不已。

阮籍就算是竹林七贤，名动千古，也不应该效仿他的逃避行为，更何况逃避之后还心有不甘，只能用怪异的行为去发泄，用宿醉去折磨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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