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田 王馨悦 摘要:19世纪初，由于英国总人口和非农人口的大量增加，以及《谷物法》对粮食价格的保护，农业经营有利可图。建立在贵族大地产基础之上的租地农场经营方式，在租地农场主的科学生产与管理下，规模效益显著，租地农场繁荣，推动了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谷物法》的废除，失去价格保护的农产品在来自美洲廉价谷物的冲击下，价格持续下跌，极端气候又使农业持续歉收，英国农业陷入萧条。危机带来土地贬值，农业经营成本上升，贵族纷纷出售地产，大租地农场难以为继，走向衰落，而家庭农场凭借经营成本相对较低，规模适度，经营灵活，可以及时调整生产结构，更能精耕细作等优势，在19世纪末开始进一步发展，开启了租地农场逐渐向家庭农场转型的过程。 19世纪70年代末的农业危机是英国农业发展的转折点，英国农业由盛转衰。19世纪中期至70年代末，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繁荣发展，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数量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农场主对土壤的改良、对排水系统的投资、对良种的培育等措施使农业生产处于良性循环，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出现了以高投资、高回报率、高生产率为特征的集约型“高级农业”（High Farming）。19世纪末，来自美洲的大量谷物以低廉的价格输入到英国，而失去《谷物法》保护的英国谷物，竞争力不敌进口的美洲谷物，谷物价格严重下跌，连年恶劣的气候导致英国多地持续歉收，耕地面积大幅减少，英国对进口粮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生产利润微薄，但租地农场的经营成本没有减少，不少租地农场主破产，贵族的土地无人租种，地租收入连年下降，在经济负担加重的情况下，贵族将土地投入市场，英国的大型租地农场走向衰落。与租地农场相比，家庭农场由于相对低成本的经营方式，受农业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并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调整了生产结构，扩大水果和蔬菜的种植面积，饲养更多家禽和牛群，农产品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不断增强。19世纪末，家庭农场的数量和占地面积均有所上升，英国农业的经营形式逐渐转型，家庭农场逐渐取代租地农场成为农业经营的主流形式。 一、租地农场的繁荣发展英国贵族对土地的大面积占有是租地农场繁荣发展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土地在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土地带来的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是其他财产无法实现的。明格在其著作中提到，18世纪末在英国有400个大地主，他们地产的总面积占英格兰和威尔士耕地面积的20%～25%，各自收入在5,000到50,000英镑，平均收入10,000英镑，即使是最小的大地主也有5,000英亩的地产。[1](P26）汤森勋爵于1865年为《英国大统治家族》撰写引言时，绘制了一幅有关英国大地主的地图，在地图上显示的202个土地所有者中，168个是贵族，19个是准男爵，只有15个人没有贵族头衔。[2](P28）可见，全国的大土地所有者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真正富有的大地主，如贝德福德公爵、布里奇沃特公爵、德文公爵、诺森伯兰公爵、埃格蒙特公爵、谢尔本公爵和罗金厄姆公爵，年收入均接近40,000甚至50,000英镑，比欧洲大陆上许多独立的小统治者都要富有。[1](P20）根据1876年时一位作家约翰·巴特曼出版的《英格兰的贵族》一书所述，当时英国土地占有严重分化，一半的土地只被150人占有，说明土地的集中程度非常高，而这只是作者统计的拥有3,000英亩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情况。后来，作者将大土地所有者的名单扩展至拥有2,000英亩土地、年收入达到2,000英镑的地主，则大土地所有者占有英国全部土地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3](P306）比约翰·巴特曼一书出版略早些时候，德比勋爵于1871年对全国的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调查统计，调查数据被称为“新末日审判书”，重点说明了各类贵族的土地占有状况，同样反映了英国土地占有之高度集中：28个公爵拥有158处地产，平均每家142,867英亩；33个侯爵拥有121处地产，平均每家45,455英亩；194个伯爵拥有634处地产，平均每家30,412英亩；270个子爵和男爵占有680处地产，平均每家14,000英亩。[4]拥有大片地产的贵族自身并不直接从事经营，而是将其出租以获取地租收入，这种经营方式是租地农场兴起的先决条件，由此形成了土地贵族—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即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层社会结构。 19世纪英国人口迅猛增长，工业革命进程带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为包括租地农场在内的农业经营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700年英格兰人口530万，1760年为600万。进入19世纪以后，人口增长步入快车道，1801年为866万，1820年为1,100万，到1851年人口达到1,670万。[5](P63）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英国的城镇化进程也在加速推进，在总人口迅猛增长的同时，非农业人口也在持续增长。18世纪早期，英国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0%～25%,1801年占33%，而到1851年工业革命完成时，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0.2%，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英国至此基本实现了城镇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国家。1881年，英国城镇人口达到乡村人口的两倍。[6](P14）总人口和城镇人口的增加，将谷物价格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英国农业经营因此十分有利可图。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谷物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1750年小麦的价格是每夸脱109先令，大麦的价格是121先令，燕麦的价格是106先令；1800年小麦的价格是267先令，大麦的价格是240先令，燕麦的价格是263先令；1810年小麦的价格是288先令，大麦的价格是260先令，燕麦的价格是279先令”[5](P64）。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在议会主导下的圈地运动迅猛发展。该时期的议会圈地，为英国圈地历史上的最后阶段，圈地面积达到约650万英亩，几乎占英国总面积的20%。[7](P91）通过圈地，不仅消除了条田，实现了土地的集中，而且彻底消除了自中世纪以来土地上存在的共用权，实现了土地占有权与经营权的统一，农场主可以完全自主经营，更利于实行新的农业改良，提高生产率，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位粮食价格的保持，圈地运动的展开，刺激了19世纪以来英国租佃经营的高度发展。自耕农出售自己小块土地转而租种地主农场的现象比比皆是，租地农场的数量越来越多。在19世纪后期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中，英国土地的租佃经营首屈一指。根据英国农业部的统计数据，1887—1891年间，也就是英国农业危机已经发生之时，英格兰与威尔士约82%的农业经营者是佃户，只有约14%的经营者耕种自己所有的土地，另有约4%的经营者是部分自有部分租佃。如果按照面积来划分，85%的农业用地面积属于租佃经营，只有15%的农业用地是由所有者经营。[8]与此同时，租地农场的规模也越来越大。1800年，100英亩以上租地农场的经营面积占总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高达85.1%，农场的平均面积达145英亩之多。[9](P73)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1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面积占调查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78.2%[10](P363),19世纪中期租地农场已经占据英国农业经营的主导地位。以利维森-高尔地产上农场占地面积的比例为例，资本主义租地农场的占地面积越来越大，1807—1813年，面积在100英亩以内的农场占地产的23.2%,100～200英亩的农场占地产的25.1%,2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地产的51.7%;1829—1833年，面积在100英亩以内的农场占地产的24.5%,100～200英亩的农场占地产的16.2%,2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地产的59.3%。[5](P174) 农业带来的高额利润与回报，促使土地贵族与租地农场主之间形成了利益联盟，双方既分担风险又分享收益，共同致力于农业的发展。租地农场主和土地贵族在农场经营中分工明确，土地贵族负责对农场固定资本的投资，即修建和完善农场基础设施，如农场建筑、篱笆、排水系统等，租地农场主除了支付工人工资之外，还需投资农场的日常生产，如购买生产工具、种子、肥料和牲畜等。排水是农业投资的重头之一。英国气候湿润，多降水，存在大量土壤肥沃却不适于耕作的沼泽地，但它们是潜在的优质耕地资源，土地贵族和农场主在排水方面做出不少努力。根据1846—1872年间出台的农业贷款法案，土地贵族和农场主将不少于738.1万英镑的资金投资于排水工程，还有279.7万英镑投资到农场的其他改良，总计投入资金达到1017.8万英镑。[11]19世纪40年代管道排水开始被应用于农业生产，到1873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需要排水的2,000万英亩中，尚未排水的只剩300万英亩。[10](P374）以重黏土地区的萨福克郡为例，良好排水使萨福克黏土地区的小麦产量在1770年至1850年间从每英亩24蒲式耳增加到32蒲式耳，1852年到1882年间，土地租金上涨了25%左右。[12](P43-44）萨福克郡地区排水的改良显然是成功的，它提升了农业生产率，为农场带来了更多的利润，也带动了土地的升值。 以诺福克四茬轮作制（the Norfolk four-course rotation）为代表的新型土地耕作制度，到19世纪也得到了普及。诺福克四茬轮作制发明于16世纪，主要是从荷兰等国引入了芜菁（turnips）、三叶草（clover）、红豆草（sainfoin）、苜蓿（lucerne）等新作物，实行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等作物每年交替轮作，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这些块根作物和豆类作物不仅能提升土壤肥力、清除杂草，还能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饲料。然而当时英国各地区农作物的种植情况不同，在湿度较大的黏土地区不适宜新作物的种植，而西部草地茂盛，饲料充足，因此诺福克轮作制并没有大面积地普及。进入19世纪，四轮耕作制度在排水良好的租地农场得以普遍应用，而且各地区还采取因地制宜的原则，对四茬轮作制度进行了完善和改进，粮食产量和土地利用率得以提升。19世纪后期，又引入了羽衣甘蓝（kale）和野豌豆（vetch）等作物，轮作制度越发完善。[13](P55）此外，租地农场主和土地贵族还使用人造肥料提升土壤肥力，如将富含磷酸钙的兽骨打磨成粉撒在土地上，除了使用本国打磨的骨粉，还使用进口骨粉，19世纪50年代，利用骨粉施肥的土地面积大约有15万英亩。[14]19世纪中期农业机械化的速度加快，收割机、脱粒机、饲料切割机、打谷机都已投入农业生产，到1870年，估计有4万台收割机应用于农业生产[15](P3），蒸汽已经成为大租地农场各种农业机械运行的动力来源，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 总之，随着耕作制度的改进、排水工程的开展、人造肥料和农业机械的使用，租地农场形成了高投资、高效率、高收益的良性循环，集约化高级农业出现。以上都离不开租地农场主、土地贵族的大量投资与科学经营。租地农场的繁荣促进了英国农业的发展，截至19世纪70年代，英国农业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与工业革命几乎呈并驾齐驱的态势。首先，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在英格兰，1700年耕地面积为956万英亩，1750年为1,051万英亩，1801年为1,135万英亩；1836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为1387万英亩；1870年总耕地面积略有减少，为1,383万英亩。[16](P74）耕地面积的变化也可从各类荒地和休耕地面积的逐渐减少方面体现出来。据格里戈利·金曾统计，17世纪末，英格兰和威尔士各类荒地占全部土地的25%左右，但到1873年时已下降到6%～7%[5](P92）；休耕地的面积，17世纪90年代占全部耕地面积的20%，到19世纪30年代下降到12%,1871年下降到只占4%。[5](P99）其次，土地生产率持续提高。以小麦的产量为例，18世纪小麦的产量较之过去增加了大约74%。1800年至19世纪20年代初，小麦产量翻了一番，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又增长了50%。小麦的总产量从1700年的317.5万夸脱达到1845年的1,866.5万夸脱，产量增长了近500%。数据显示，在1750年至1850年间，小麦、大麦和燕麦的产量分别增长了225%、68%和65%。[17](P54）不过，农业发展的核心特征则是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1650年时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大约可供养1.5个非农业人口，1800年为2.5人，到1860年为6人。1600—1800年，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0%～100%，而法国增长不到20%，到1800年，法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英国的69%，并且在1811年至1851年期间，英国每年继续增长约1%[18](P67），英国成为当时欧洲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在非农业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英国粮食在很长一段时期保持出口状态。1851年工业革命完成前后，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从事农业的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超过20%，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超过20%。[6](P19) 二、租地农场面临的困境与走向衰落1815年的《谷物法》规定，只有小麦价格达到每夸脱80先令、大麦达到40先令、燕麦达到27先令、黑麦、豌豆和豆类达到53先令时[19](P139），才允许他国谷物输入，目的在于维持国内较高的农产品价格，从而维护土地贵族的经济利益。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接近尾声，为开拓更广阔的世界市场，获得廉价的工业生产原料，提高英国工业品的竞争力，工商业资产阶级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取消对农业的保护，《谷物法》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1839年，英国成立了“反谷物法联盟”。1845年爱尔兰主要作物马铃薯因枯萎病大面积歉收，饥荒的爆发成为英国废除《谷物法》的催化剂。1846年，《谷物法》终于被废除。1849年，英国终止了所有进口谷物的关税，谷物自由进口的通道从此被打开。以小麦的进口为例，在《谷物法》废除前夕，英国每年进口小麦略少于50万吨，占小麦消费总量的7%～8%，《谷物法》废除后不久，小麦年进口量超过50万吨，在小麦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到20%。到19世纪50年代，每年进口小麦超过80万吨，比重上升到25%。[20](P245-246）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进口谷物的数量开始激增，每年达到150万吨；70年代，每年进口在200万～250万吨之间；到80年代，进口数量上升到接近300万吨。[20](P248) 谷物进口的增加，为英国自身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压力。从19世纪70年代起，自然灾害频仍，英国农业发展更是雪上加霜。1879年至1882年，多雨的季节导致大量田地被淹，庄稼被毁，成千上万的牲畜患病；1881年1月和1891年3月的凶猛暴风雪造成了严重的牲畜损失；1892年和1893年的夏天都以毁灭性的干旱为标志，当时很少或根本没有草可以做干草来喂养牲畜；1894年、1895年连续两年的冬天带来了长时间的霜冻和数周的积雪覆盖地面。[21](P188）寒冷潮湿或干旱等极端天气导致农业大面积的歉收，小麦产量由原来每英亩34蒲式耳降到每英亩19蒲式耳。但由于进口谷物的增加，农业歉收没有提高谷物价格以弥补农场主和地主的损失，失去《谷物法》保护的国内粮价反而持续下跌，种植业持续萎缩，农业进入大萧条时期。以小麦地为例，1871年的播种面积为357万亩，1881年、1891年和1901年分别减少到280万、230万和170万英亩，30年间减少一半多。国内的粮食价格更是迅速下跌，1877年小麦每夸脱平均售价是56先令9便士，1878年降到46先令5便士，1879年是整个19世纪收成最糟糕的一年，小麦价格却继续跌到43先令，1886年为31先令，1889年为26先令4便士。1893年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但第二年的粮价竟然只有22先令10便士，1895年粮价有回升，也只多了3便士，十余年间小麦价格跌了一半还多。[22](P584）据统计，1875—1894年间，英国小麦价格下跌了52%，大麦下跌了37%，燕麦为34%，牛肉的价格下跌了25%～35%，羊肉下跌了21%～33%，羊毛下跌了40%以上，乳制品整体下降了33%。[23]除了谷物之外，来自丹麦的黄油和熏肉占据了中产阶级的消费市场，来自美洲和澳大利亚的牛羊肉占据了劳动阶级的消费市场，来自欧洲大陆的水果和蔬菜也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6](P16）在19世纪中期，英国农业仍能提供大部分的食物，进口的谷物只占总需求的15%左右，进口的肉类和奶制品不足总需求的10%，而到了1900—1910年间，进口的谷物占了85%，肉类占了45%。[24](P185）英国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加剧了本国农业的萧条，英国成为欧洲国家农业大萧条中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 在国外廉价谷物的冲击下，英国农业利润大幅下降，租地农场主越来越难以维持大农场较高的生产与经营成本。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农业人口和乡村人口转移则进一步加大了租地农场的经营成本。资料显示，1846年时英国农业工人将近150万人，而30多年后的1881年下降到983,919人，1891年时再下降到866,543人，1901年更是下降到689,292人。[25](P115）农场雇佣劳动力的工资自19世纪70年代后一路攀升，为此，租地农场主不得不采取削减雇佣人数、降低工人工资、以机器替代人力等方法来减少生产成本的支出，但成效不大，劳动力成本的支出越来越成为租地农场主的沉重负担。贝德福德郡一个226英亩的农场的劳动力支出从1882年占总支出的8.1%，上升到1893年的10.2%;1883年林肯郡附近的一个农场劳动力的开支占整个农场开支的20%，到1893年上升为25%;1876年多塞郡南部附近的一个农场，劳动力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33%，到了1892年上升为38%。[26]面对昂贵的地租与经营成本，租地农场主越来越入不敷出，纷纷破产。1881年这一年，租地农场主破产的数量达到了峰值，几乎是1871年的5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总共22.3万农场主中，有700人破产，但事实上这个数字要高得多。[27](P19）租地农场主破产，意味着土地贵族的土地无人承租而被闲置。以约克郡的霍卡姆地产为例，1880年到1890年间，有10家农场空出，无人租种；1890年到1900年又有18家农场空出，1895年到1896年有6家农场转手。[28](P309）原来繁荣的租地农场，现在却到处是土地荒芜、杂草丛生的景象 为了渡过农业萧条的难关，土地贵族采取了挽救措施，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减少地租。资料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农场的地租，从1875—1877年的每英亩29先令4便士下降到1890—1892年的22先令10便士，降幅达25%；皇家农业委员会报告显示，在英国受打击最严重的地区，地租下降幅度更大，达到了50%。[11]为留住和吸引农场主，土地贵族也加大了对农场的投资，还给予补贴帮助农场主购买种子、农具、化肥等。韦芬尼勋爵于1885年向土地改良公司借了1.85万英镑，用于修建更多的农场建筑；布里斯托尔侯爵在1882年至1892年间花费了近1.2万英镑建造新的农场建筑和农舍，1892年又从土地排水和改良公司借来350英镑，以改善他另外3个农场的排水系统。[12](P48），史密斯勋爵于1878年至1884年期间，在新建筑上花费了近2.2万英镑，在购进种子上花费了近4,000英镑，在维修上花费了近7,000英镑，1892年，他支出后的余额仅剩900英镑。[12](P57）然而投资的收效甚微。19世纪60年代，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小麦的回报约为每英亩10英镑，每英亩的利润率在4至5英镑之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每英亩小麦的回报率已降至7英镑左右，每英亩的利润率降至略高于1英镑。[12](P49）对地产的大量投资不仅没有带来应有的回报，还使贵族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剑桥郡的一个庄园在1875年至1884年间，仅利息支出一项就占了农业总收入的41%，但在1885年至1894年间，利息支出比例进一步加大，占到农业总收入的75%。[29] 持续的农业萧条，连续下降的租金收入，不断累加的债务，使土地贵族不得不重新思考土地的经济价值。1894年遗产税的提出，进一步削弱了贵族对土地的信心，地产税收成为压倒土地贵族的最后一根稻草。及时止损，出售土地，转而从事其他的经济活动，成为土地贵族新的选择。[30](P96)1884年，谢波德家族将拥有近400年之久、占地7,041英亩的坎普西阿什庄园挂牌出售；1889年，洛克沃德-盖奇夫人将占地6,210英亩的亨格雷夫霍尔庄园挂牌出售；同年，奥克斯家族出售了约490英亩的诺顿庄园，随后在19世纪90年代再次出售了部分地产；1892年，蒂勒尔家族拥有的3,430英亩土地被出售；班纳特家族被迫在1893年以8.1万英镑的价格出售了3,949英亩的罗厄姆庄园。[12](P179）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贵族出售地产，英国土地所有权从集中逐渐走向分散，租地农场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基础，开始走向衰落。当然，19世纪末只是其衰落的开始，租地农场经营方式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要到20世纪末。 三、租地农场向家庭农场的转型家庭农场是与租地农场相对的一个概念，其核心特征在于农场为家庭所有，农场主既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经营者；家庭农场通常使用家庭劳动力而不是雇工，因此家庭农场的规模与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密切相关，通常规模适度或相对较小。按照19世纪农业历史学家的基本观点，家庭农场的基本面积标准为50英亩，属于小型农场的范畴，而面积达到300英亩的农场则归入大农场。[31] 19世纪以来，家庭农场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数量。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耕地面积为2,470万英亩，面积在50英亩以内的农场有90,100个，占总耕地面积的8.6%;1885年，总耕地面积扩大为2,770万英亩，面积在50英亩以内的农场增加到200,100个，占总耕地的面积增长到14.0%。[10](P363）在大租地农场不断扩大的趋势下，家庭农场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在一直发展。据统计，1895年时超过100英亩的大中型农场有8.5万多处，而面积在20～100英亩的小农场有12.9万处。[32](P14）家庭农场在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尤其是兰开夏、曼彻斯特、约克郡西部等新兴工业地区，一直占较高比例。这些地区多丘陵和山地，土壤贫瘠，气候条件差，不利于大农场的发展，加之新兴工业的崛起，家庭农场的发展有现实基础。19世纪中叶人口普查显示，在英格兰西北部地区，面积小于等于50英亩的家庭农场，占所有农场土地面积的1/3左右。[33]1895年的英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50英亩以下的农场在兰开夏郡为5,660户，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为33.85%。[34]19世纪末20世纪初，贵族大规模抛售地产，购买者多是其租户，家庭农场数量进一步增加。据统计，自1920年以来，英国近40%的土地已从大地主和贵族的手中转移到小土地所有者手中。[35]家庭农场的平均面积从1909年的59.7英亩增加到1914年的60.2英亩，拥有5～50英亩土地的所有者数量比例从1909年的13.34%增加到1927年的35.6%。[36] 面对农业危机，家庭农场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由于土地自有，使用家庭劳动力，没有支付地租与雇工工资的负担，家庭农场较之于租地农场在经营成本上具有相对优势，更有可能渡过农业危机，绝处逢生。雇佣工人工资和监督成本的上涨对本就不景气的租地农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但面积在50英亩以下的家庭农场几乎完全可以依靠家庭劳动力：田地上的农活由丈夫承担，兼做售卖蛋禽、果蔬、牛奶和奶酪等活动；儿子负责照顾家禽和牲畜，拾鸡蛋，上学前或放学后送牛奶，农忙时节会到田里帮忙；挤奶和养家禽的劳动主要靠女儿；制作奶油和干酪的活动交给妻子。[37](P122）在劳动边际收益低于社会工资的情况下，家庭农场主可以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投入更多的劳动，即恰亚诺夫所说的家庭农场主的“自我剥削”，发挥精耕细作的优势，从而获得比租地农场更高的单位面积产出。[38](P23) 19世纪中叶之前，家庭农场普遍缺乏大租地农场那种规模效益，投入农业改良的资金不足，在生产技术和机械化方面相对于租地农场一直处于劣势。但随着英国工业化和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机器的价格下降，农业的机械化不再是大农场的专利。一项对东部各郡1,000个农场的调查显示，20世纪30年代初，在占地100至300英亩的农场中，机器和设备仅占总资本的18%左右，而每年的维护和运行成本仅占总成本的11.5%。20世纪30年代末，英国在机械上的大量支出不到总成本的10%[39]，家庭农场与资本主义租地农场在机械化生产上的差距慢慢缩小，家庭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 面对农业危机，家庭农场由于经营规模适度，较之于大型租地农场更容易调整生产结构，规避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受到的冲击，进而取得经济效益。到19世纪末，大量家庭农场对生产结构进行了调整，不再以粮食种植为主，转向了肉禽蛋奶和园艺业的经营，这类产品受外国进口的冲击相对较小，同时，城市人口的稳定增长以及工资水平的上升为家庭农场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家庭农场的多样化经营迅速发展起来。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直接表现在耕地面积的下降和草地、牧场面积的扩大上。以威尔士和蒙茅斯郡为例，1900年，所有用于牧场的农业用地的比例是78%[40](P770),1913年这一比例达到83%，畜产品产出的比重在1870—1876年占农产品总产出的66%，在1911—1913年占75%，其中肉类在1870—1876年和1911—1913年分别占畜产品产出比重的41.8%和41.9%，牛奶在同一时期从17.8%增长到23.8%。[41](P10）冷藏保鲜技术和铁路网的形成使牛奶可以在不变质的情况下运输到更远的地区，液态奶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且利润丰厚。用于制作黄油和奶酪的牛奶比例持续下降，1860年，液态奶只占牛奶总产量的25%多一点，黄油占30%左右，奶酪占40%以上，但到1910年，液态奶的产量占牛奶总产量的70%以上，而黄油和奶酪的产量分别不超过15%和10%,50年的时间里，英国液态奶的销售量从每年约15,000万加仑上升到6亿多加仑。[42]1873—1904年，英国大型果园的面积从15万英亩增加到25万英亩，小果园从1881年的3.7万英亩增加到1897年的7万英亩，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大城市有了专门的蔬菜和鲜花供应基地。[43]家庭农场适应市场的变化，生产越来越专门化和专业化，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将农产品送往各地，家庭农场在生产结构上的转型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回升，英国农业又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荣。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对农业的支持进一步加强，政府的许多政策也在向家庭农场倾斜，希望实现耕者有其田，鼓励地方议会购买大地产者的土地再将其出售给小农，许多议员呼吁英国应主要发展30～50英亩的家庭农场。1892年，议会通过了《小持有地法令》，授权郡委员会向有意愿耕种小规模土地的劳动者出售面积1～50英亩的土地。从1908年到1914年，约有25,000人根据该法案申请了约38万英亩土地，其中12,401人已获得土地所有权[44](P142）；英国建立了大约1.4万个家庭农场，占地20万英亩。[45](P211）英国政府投入农业教育和科研的经费也在逐年增加，从1909—1910年的每年12,300英镑增加到1911—1915年的每年50,100英镑，而且主要面向家庭农场。[38](P203）英国部分地区成立了农业协会，从事农业技术交流，部分大学设立了农业研究课题组，专门研究解决诸如改良土壤、引进新的作物品种以及种植方法、预防牲畜疾病、使用和保养农业机器、增加产量和科学饲养牲畜等一系列推动农业发展的技术问题，推动了家庭农场的现代化发展。 20世纪以来，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的家庭农场逐渐成为英国农业经营方式的主流，从农场数量和占地面积来看，租地农场走向衰落，家庭农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950年，租地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48.7%，家庭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36.5%;1960年，租地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37.1%，占农地面积的41.6%，家庭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47.3%，占农地面积的36.7%;1975年，租地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25.5%，占农地面积的27.2%，家庭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44.0%，占农地面积的32.0%;198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租地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23.3%，占农地面积的26.8%，家庭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53.9%，占农地面积的39.4%;1983年，租地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20.4%，占农地面积的24.4%，家庭农场占全部农场数量的57.4%，占农地面积的41.3%。[46](P107）家庭农场至此成为英国主要农业经营组织形式。 总之，英国面对内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背景下农业的持续衰落，面对来自美洲等外部农业生产的持续竞争，不断探索自身的农业生存和发展之路。经营规模适度，经营方式灵活，经营成本相对较低的家庭农场成为必然选择，这对英国保持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经济社会的稳定，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略 作者：孙立田 王馨悦 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作者简介:孙立田，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387）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馨悦，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