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1938年，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有钱、有饭，但要想到没有钱，没有饭吃那一天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
1938年，随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不断努力，陕甘宁根据地发展得越来越好了，但遇到的困难也越来越多了，尤其是财政问题，简直成了当时的燃眉之急。
当时的中共中央到底面临多大的困难呢？从毛主席曾经写过的一段话中便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毛主席所说的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共摩擦，应该是指1940年的阎锡山挑起的那场斗争，还有1941年蒋介石发起的皖南事变，这两个大事件已经在之前的两篇文章里写过了。
1940年与阎锡山的斗争，毛主席派出的两位大将是贺龙和关向应，任务完成圆满，获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而1941年的皖南事变，因为项英的失误，新四军军部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留，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
虽然对这两个大事件的结局已经清楚了，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番话，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红军曾经面临过“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的极度困难时期。
从简短的话语读起来，今天的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不可想象，那个时期的陕甘宁同胞，已经到了基本生活都保障不了的地步，实在令人难受。
老百姓的生活都如此艰难，红军战士的条件就更加不可想象了，“没有鞋袜，冬天没有被盖”的红军战士，还要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抗争，还要时刻提防蒋介石的国民党大军，实在难以想象是在如何坚定的信仰下，一步步坚持下来的。
好在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说：“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而毛主席也把意识到的这个关键问题，发给了各高级指战员，尤其对项英和叶挺所率领的皖南新四军，给予了更早的提醒。
1938年12月8日，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掷地有声的讲话：
“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当然，在毛主席发表这段讲话的时期，其实陕甘宁边区还没有陷入最困难的时期，只是刚刚出现了一些困难。毕竟，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国民党还发了一些军饷给八路军，而且，还有一些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各类捐款。
所以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远没有达到捉襟见肘，食不果腹的程度。可作为红军领袖的毛主席就已经意识到了“最困难时期要面临的最严峻时刻”如此深远的问题，实在卓越。
可是，1940年的秋天，国民党不仅突然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还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这就让陕甘宁边区曾经获得的外部支援渠道一并彻底切断。
屋漏偏逢连夜雨，陕甘宁边区还遭遇了严重的五大自然灾害：旱灾、病、水、雹、风几乎袭击了每一个县，一向拥有地广人稀著称的陕甘宁边区，本来就只有140多万的老百姓，土地本就贫瘠，加上天灾人祸不断横行，让本就贫困的陕甘宁边区，陷入了更加窘迫的境地。
但当时陕甘宁边区不仅仅有普通的老百姓，还有队伍日渐壮大的红军，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前来学习报国的爱国青年学子……可想而知，这各庞大的群体会让当时处于五大灾害且被蒋介石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而言，是多么巨大的挑战。
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想象，面对饥饿和灾荒，还有残酷的战争，普通老百姓会有多么的不堪一击，多么的无能为力，电影《1942》看得令人几乎窒息，可历史知识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如今日渐繁荣的国家，曾经真的经历过那样艰难的时光。
所以，毛主席在1938年还在有小米吃，有点钱的时候，就向大家呼吁做好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的那一天到来时的应急准备，意识有多么的超前。
但现实又太过残酷，仅仅过去不到二年，比预想的要艰难的日子就真的来临了。面对如此艰难的时刻，作为领袖的毛主席是怎么做的呢？
毛主席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主席还说“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于是，在毛主席和各个领导人的不断努力下，终于研究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法。
那么，具体方法是什么呢？
第一步，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
于是，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林伯渠担任主席，成员分别是任弼时、朱德、高岗、李富春、林伯渠；还有政治局，成员是凯丰、王明、张闻天、陈云、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
不仅如此，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也被毛主席分配了重要任务，那就是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可能的搜集后寄来陕甘宁边区。
要说行军打仗，他们个个顶呱呱，但面对财政经济，大家毕竟是第一次上手，难免出现各种分歧。
第二，出现分歧
以朱德、任弼时为首的一些领导人认为：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主打的就是一个“积极发展”。
林伯渠和谢觉哉为首的领导人则持不同观点，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税收会加重本就贫困的老百姓的负担，大家都已经非常不容易，再增加税收，老百姓的日子可想而知会有多艰难。于是，他们主张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增发边币也不现实，不是边币不够用，而是边币不值钱，别说闲钱，大家连温饱都无法解决，增发边币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
于是，林伯渠和谢觉哉等人觉得，要想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第一要节约，第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第三，要将盐的产、运、销完全掌控在手中，其他尽可能做到自由贸易。
毛主席比较赞同积极发展办法，于是一向热衷研究历史、哲学和军事的他，花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财政经济，从毛主席给谢觉哉的致谢信中可以看得出，他有多用心：
“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
（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
这是毛主席比较系统的接触财政经济工作，第一次是在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时期，当时他被排挤，失去军事指挥权，被博古和李德等人安排去做财政经济工作，当时也是面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
但那时候，情况远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当时他们还有在漳州战役中积累起来的“秘密金库”，而如今，已经到了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紧接着，毛主席在给谢觉哉的致谢信中继续写道：
“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府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
从中不难发出，毛主席不仅在遵循他自己一直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不仅认真细致的进行了调查，还不断进行总结，用今天的网络热词就是“复盘”。读了《毛泽东传》才发现，今天我们很热衷的理论知识，其实毛主席早早的就用丰富的实践经验帮我们归纳总结了，后来被有心人包装后，又成为了网络热词，或者说看上去像新鲜词汇。
殊不知，很多年前，毛主席早就说了，也实践证明过了。
非常佩服毛主席的一点在于，作战指挥非常厉害就算了，完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他也能够从零开始，完全抛开之前自己的成就，一点一滴的从头开始，埋头苦干，全部投入，废寝忘食。
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为什么要推行这样的方针政策呢？
毛主席给出了两点理由：“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
为什么要先立足于革命和战争这两个基本点呢？我的理解是，红军之所以从几个人发展到如今的几十甚至上百万人，起初大家的目标很简单，就是革命，就是让地主老财的土地分到老百姓的手中，让老百姓也拥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不仅仅是食不果腹且饱受折磨的长工或佣人。
后来，逐渐做到了这一点，逐渐实现了革命最初的目标，可蒋介石又从中作梗，仗着自己的军事装备过硬，军队过于庞大，而不断派出几十万大军围剿数量极少且装备落后甚至装备不足的红军。
后来，残暴的日本侵略者来了，国共联合抗日了，可蒋介石又各种小动作不断，眼看红军在敌后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他就眼红了，也恐惧了，又不顾抗日跑来围剿八路军了……
所以，革命和战争，是红军的起点，也是他们一直在肩负的任务。
毛主席厉害的一点在在于，尽管立足于战争和革命，他也很清楚陕甘宁边区此时面临的是“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可他仍然还是很坚定的补充道“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
这种在艰难时刻的乐观和豁达，在那个食不果腹的艰难时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我不禁在想：毛主席那一代人实在辛苦，一边要干革命，一边还要应对战争，后来还要兼顾前两者的同时，还要搞财政经济，但你会发现，后来的他们仍然把这三者都兼顾得很好，取得了非常耀眼的成绩。
我想，这也就是在这个什么都追求不过时的时代，时隔这么多后，他们那一代革命者仍然被深深牢记和敬佩的永不过时的原因。
第三，解决分歧
上文说了，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为首的领导人因为财政经济的具体实施办法出现了分歧，该如何解决呢？
思前想后后，毛主席觉得“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于是，把他们几个一个个找来谈话，一方面是为了沟通，一方面也是为了解决分歧。毕竟，当时的那种艰难处境，两方一直因存在分歧而没办法展开实际工作，这对当时来说，是莫大的损失，也会让艰难时间拉得更长。
于是，毛主席开始他的细致且谦逊的化解分歧之路。
对于毛主席来说，林伯渠和谢觉哉都是自己十分敬重的革命同志，在党内也拥有相当高的威望。为了能够与两位老同志更好的沟通和了解，毛主席曾经多次上门拜访，而且，谈到深夜便是家常便饭。
只要是两位老同志提出来的问题，毛主席都要让其他人去认真的核实调查，得到充分的实践和理论的支撑后，再给两位做答复。这一点，足以看出毛主席有多重视二老的意见。
而从林伯渠和谢觉哉两人的角度出发，这两位老同志也非常欣赏毛主席。从谢觉哉给毛主席的评价“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便足以看出。因此，两位都非常乐意和毛主席讲心里话。
据统计，单单在1941年7月和8月，谢觉哉写给毛主席的信就高达数万言。如果不是对彼此的真心实意和热忱的工作态度，是根本做不到这么多的信件来往的，而且，这是在那个通讯非常不发达的年代。
今天，我们生活在通讯极度发达的年代，可大家彼此的交流根本都达不到那个数量和质量。所以，从另一个侧面也反应出了当时的领导人们对这个财政经济问题有多重视，有多用心。
当时作为主席，毛主席的工作非常繁忙，一方面要抓财政经济，一方面还要做各种军事部署，预防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但毛主席在处理繁重的公务时，也没有忽视林伯渠和谢觉哉的每一封信件。
对于他们的信件，毛主席读得认真仔细，而且还非常及时的给两位同志回信了。从毛主席在回信的话语便可以看出，他有多么的重视二位同志的信件：
“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
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
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
也就是说，出现分歧，出现不同意见，其实很好，说明大家都在为此努力着，只要齐心协力想办法把事情解决，就是最好的。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非常真诚的对林伯渠承诺，倘若在工作中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随时来找他。毛主席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足以可见，毛主席的诚意。
无论是在每个星期至少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是在各类信件中，毛主席对于怎么解决目前所面对的财政经济困难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甚至在写给谢觉哉的一封信里非常真诚的写道：“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当然，毛主席不仅仅多向林伯渠和谢觉哉二位老同志交流沟通，还要求陈正人要多听朱理治、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等人的意见，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而陈正人当时是负责起草财经纲领的，毛主席向他推荐的这四人，分别包含银行行长、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粮食局、贸易局、八路军总后勤部……
毛主席向陈正人推荐的这些人来头不小不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管理的部门涉及方方面面，正好可以给陈正人很多的素材。当然，从另一个侧面也反应出了，毛主席在抓财政经济工作时的细致，就连在起草纲领方面，毛主席也及时作出了正确的引导和指示，那对于下面的工作来说，又会显得顺畅很多，方向也会掌握得更准。
现实的职场里，能够遇到如此真心实意的领导，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帮助《鲁忠才长征记》的作者高克林写了按语。或许，我们可能会以为《鲁忠才长征记》是一份多么引人注目的书籍，但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的《毛泽东传》里对它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
说明他并不是高深莫测的著作，而是一份调查报告，可还是打动了毛主席，足以可见真正能够打动毛主席的不是华丽辞藻堆砌的高评阔论，而是简单质朴，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他要找寻的是新经验，新情况，想要得到对症下药的新方法。所以对于一份调查报告，纵使公务繁忙的他，仍然会热心真诚的写上一份按语。
后来，毛主席还要求大家向高克林学习，要求大家“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换句话说，毛主席在批评那些只会纸上谈兵的家伙，明明此时国民党已经实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让陕甘宁边区苦不堪言，而那些手握笔杆子，拥有实权的人，却忙着写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这怎么能够让忧心忡忡的毛主席视而不见呢？
在现实工作中，我们遇到的很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明明什么都没做，却喜欢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做不好不说，还瞎指挥，瞎指挥就算了，出问题了还各种甩锅，每每遇到这样的糟心事，不禁在想，倘若能够遇到像毛主席那样一心追求实事求是的领导该多好。
但仔细回过头去想想，又会觉得，不行不行，毛主席是要拯救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是要做我们的救世主的，当一个职场小领导实在太屈才了，毕竟，毛主席可是我们民族的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所以，思绪胡乱飞了一会儿之后，又立马静下心来扑到工作上去了，毕竟，遇不到好领导，那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扎实自己的基础，丰盈自己，提升自己。
1941年8月13日，在较长时间的研究和深入调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终于将解决财政经济的方法确定下来了：
“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
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
而这次会议确定下来的方针正是毛主席几个月以来一直在细心的观察和研究，终于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积累后得出新经验后提出的。当然，这也更离不开林伯渠、谢觉哉、朱德、任弼时等等领导人们的不断努力和探索，虽然意见存在分歧，但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
关于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
也是有这群领导人的不断调研和探索，经过不懈的努力奋斗后，终于将“当年的南泥湾，到处是荒山”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南泥湾！
在“没有钱，没有饭吃的那一天”到来时，革命者们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而我想说的是，原来在任何时代，拼搏，奋斗，是永不过时的精神，1938年的革命者们需要，今天的我们需要，未来的ta们也终将需要！
参考文献：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著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即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