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整个社会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和生产资料，谁拥有了这一基本牌谁就占据了资源生产和资源输出，也就获取了商品交换的密码以及财富的来源。

中国千年来的封建体制下曾经滋生了许多的问题，土地兼并就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下一个无法解决，也无法回避的顽疾，堪称农业社会之“癌”。

这一问题在王朝建立之初直到朝代更迭一直在螺旋上升，诸多统治者试图将其根除，但一直没有办法获取有效的解决方式。土地兼并的前提是社会上存在大量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而这些自耕农直接向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收和连年的兵役。

所以，所谓的土地兼并就是指这些自耕农失去土地，沦为地主，农奴，佃奴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封建土地的实现了私有化，土地的所有权脱离了集体，掌握在私人或者单个所有者的手里，所以说，土地兼并实际上是在国家层面承认了土地的自由转让和买卖。最初土地兼并出现在周王朝后期井田制瓦解，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疆域的拓展，人民对于各种资源的需求也随人口的提升而增加。

社会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导致了对土地的直接性需求。随着周天子对于各分封地主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土地个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从王朝开始一直到王朝结束，每次统治阶级都曾经试图用多种方式遏制土地兼并之风，但一直到近代史开始，这一风气仍然屡禁不止。

在周王朝的分封体制下，城市里的贵族管理的大多数是自己本土的封地，而那些远在郊外农耕的贱民所拥有的土地在正常情况下足以一家老小生活。但当贵族为了获取权益的时候，大多会兼并郊外的土地，而那些失去土地的人就变成了打工人。

但在周朝的分封制瓦解之后，秦朝的郡县制使得土地兼并之风得到遏制，郡县制的推广使得国家再次对土地国有实现了强有力的把控，但是周天子和分封制的覆灭不代表贵族阶级的倒塌，在秦朝，新的贵族阶级兴起，地方势力派兼并土地之风再次兴起。

因为出身贱籍又无法律条文保护，更无后台作为保障，那些拥有半亩良田的农民，在失去自己的土地之后大多居无定所，游荡在社会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自耕农破产之后逐渐沦为了大地主，富有的地方实力派兼并的土地范围程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税收和兵源逐渐流向了这些大地主的手里。与此同时，因为失去生产资料而游荡在社会上的自由人便成了社会中不安定的因素。

这一系列的负面因素结合起来会动摇国家的统治阶级以及导致战争的爆发，每一次战争的爆发就意味着一个王朝的覆灭，因此土地兼并之风的大概率走向就是战争。

当战争结束之后，新的政权获取统治权建立，但又会继续上一个政权在土地上面所犯下的恶果，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周期率。

面对屡禁不止的土地兼并之风，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都曾经采取各种各样的政策来解决这一顽疾。比如说在秦朝建立之后，秦国制定的法律极其严苛，这使得土地兼并现象较少。

在西汉初期，无为而治的思想观念使得统治者开始抑制土地兼并的现象，王莽时期试图通过王田制来抑制土地兼并，但是这些方案都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因此，方案也不得施行，问题并没有根治。

东汉时期，土地兼并之风并没有被禁止，反而滋长得越来越厉害，其现象严重程度远远胜于前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此在隋唐之前，各个地方势力多方割据，互相倾轧，破产的农民不得不加入到了战争之中。

隋、唐、宋朝建立之初，土地兼并之风都被统治者所重视，因此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用于抑制这一问题。可是王朝的兴衰与土地兼并之风成正比，尤其是在唐朝后期，国家的税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为那时土地兼并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李唐天下。

宋朝时期的土地兼并的合法性被承认，因此宋朝的土地兼并是历朝历代最为严重的，而这一严重程度持续到了清初满洲时期，虽然统治者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但仍没有触动土地私有制最根本的问题。

尤其是清朝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得社会矛盾被严重激化，还加深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各种问题，一度威胁到了满清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之所以土地兼并如同一个历史周期率一样随着王朝轮回，这是因为当时的帝国不论怎样更迭都处在封建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无法刺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更加无法刺激封建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历史上的多次轮回正是因为没有触及的根本原因而进行的必然历史规律。

直到宋朝后期明清时期，当新的经济作物引入农耕土地上时，人口的数量才得以上升，社会结构发生细微的变化。虽然这些变化带来了商品经济的萌芽，但是无法从根本上刺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只要有大地主地方势力的贵族阶级存在，就无法完全性的解决这一顽疾。

所以，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知足的农耕经济是造成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而软弱的中央政府更是促成土地兼并之风屡禁不止的直接原因。

土地兼并的最终结果往往就是发动战争，而那时期战争最经典的特征就是农民起义。当自耕农失去了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时便会转化成社会上的流民，这就使得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不可调和，与此同时，大地主和封建国家政权的矛盾不可调和。

当种种矛盾自我激化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时，封建权贵便会采取措施来抑制兼并。若是手段强有力且有效，那么土地兼并现象将会得到一定的缓解。若是手腕软弱并且无法刹住土地兼并之风，那么农民战争和起义的爆发势在必行。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在于土地兼并，也在于农民起义。即使赵匡胤作为军阀黄袍加身建立了大宋王朝，但他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唐朝灭亡不是因为军阀林立、藩镇割据，而是因为土地兼并之风的屡禁不止和贵族腐败的无可避免，因此走投无路的农民起义也顺着历史周期率爆发了。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的癌症是土地兼并，是难以治愈的顽疾，当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期，封建统治者为了获取人心、巩固政权，将会把土地平均分给人民，但是这样的公平并不是绝对的公平。因为君将会拿土地的所有权换取权臣的忠心度。

在这个过程中，某些权贵强占土地自然就成了顺其自然的事情，因此土地兼并的开头就是一个未曾根治的邪恶萌芽，等到了贫民无立锥之地的时候，朝廷再装模作样的推迟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

只可惜抑制兼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萌芽，只会推迟农民起义的时间。当战争爆发后，社会矛盾全面崩盘，最后重新洗牌，王朝开始新一轮的循环。

理论上是没有任何办法在封建王朝解决这一顽疾的，因为在当时大的封建体制下，皇权想要控制地方的土地、遏制兼并之风，就必须保证中央文件直接下达一线基层，而支撑这样的行动力必须要有让国家机器和官吏流转起来的财政力量，这就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息息相关。

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根本无法支撑供养社会机器运转的成本，因此农业时代的帝国皇权无法深入一线基层，而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代理人或者是乡绅豪门、或是地方权贵、或是地方势力派，一定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兼并土地，因此，农民的土地也就不可能被真正的皇权所控制。

因为这一循环无解，所以皇权只能和这些中间派进行博弈，一旦皇室的手段软弱，那么中间派的力量将会急剧膨胀，土地兼并之风自然屡禁不止，国家的税收越少，王朝走向衰落将是必然。

结语

在这个过程中，皇权、中间代理人和一线基层，三者必须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不管哪方的势力走向了微弱，整个社会便会全面崩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国家想要加强对土地兼并之风的遏制，那必然要先在社会生产力方面狠下功夫，历史发展证明，想要促进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破坏掉封建体制本身，这又是皇权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封建社会的轮回便无可避免。

一旦社会进入了工业时代，那生产力发展使得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国家的控制力会重新强盛起来。但是当一个社会从工农业转变成工业之后，自然也会产生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