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渴望》，放到现在还会那么火吗？

1989年，北京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在郊区租下了一个室内篮球场。作为拍摄基地，这里有着先天的优势——空间大、采光好，租金便宜，能够反复使用。为了收回成本，台里决定立刻上马一部电视剧。

部队大院出身的郑晓龙，时年39岁，距离他拍《甄嬛传》还得再等20年。时任制作部主任的他，对“京圈”的文艺工作者有着极强的号召力，他振臂一呼，王朔、赵宝刚、李晓明、鲁晓威等齐聚一堂。

拍摄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知识青年们决定摈弃“大事件”，拍摄贴近老百姓的“小事”；

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要“美”，要是一位女性，她有着所有男人都渴望拥有的“妻子”的形象，还得是一位集万千优秀品质于一身的道德楷模。还不够，这位人见人爱的女性必须成为最“倒霉”的那一个。

电视剧大纲上报到台里很快得到了认可。50集篇幅，110万成本，跟现在动辄上亿的“大制作”相比，这个数字听起来更像是天方夜谭。前20集剧本到手，导演鲁晓威将演员一一敲定并投入拍摄，已经是1990年初了。

1990年11月，北京电视台新戏开播——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渴望》。

《渴望》当年有多火呢？有几个现象可以佐证：当年北京公交售票员报完某某站名后，总要加上一句“今晚播《渴望》”；而《渴望》播放当晚，大街上空无一人；50集电视剧播送期间，北京市犯罪率下降了30%——小偷们迷上了电视剧，并且被剧中人物的“善良”感化，金盆洗手者虽未统计，恐怕也不在话下。为此，《渴望》剧组还意外收获了北京市公安局授予的“维护治安奖”。

因为一部电视剧而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引发“舆论海啸”，《渴望》是第一次。

三十年过去了，国产电视剧每年以万记递增，可没有任何一部剧，能超越当年《渴望》98%的收视率。即便抛开这个或许并不严谨的数字，《渴望》对一个时代的影响力，也让所有后来者都望尘莫及。

“好人”与“坏人”：一个中国式的寓言

《渴望》开播三十年，之所以能够稳坐“剧王”的位置，很大的原因在于对剧中人物的成功塑造。

何为成功的人物塑造？我们不妨借用莫言的写作方法来解释——把好人当成坏人来写，把坏人当成好人来写，把自己（作者）当成罪人来写。

在《渴望》中，“好人”与“坏人”两个阵营有着清晰的分野，观众能够很快辨认出“应该被欣赏的”与“应该被唾弃的”：

比如女主角刘慧芳，待人诚恳，心怀慈悲，对养女小芳视如己出、不离不弃，她是“好人”；

而王沪生自私无能，毫无感恩之心，浑身散发着负能量，对待养女尤其苛刻，对待妻子不够真诚，他是“坏人”；

宋大成朴实善良，任劳任怨，即便与刘慧芳未成正果，依然视刘大妈如亲生母亲一般。他身上有着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劳动人民应该有的优良品质，他是“好人”，无可争议；

而王沪生的亲姐王亚茹，尖酸刻薄，为求门当户对，不惜拆散刘慧芳与王沪生的家庭，甚至因为她，间接导致了小芳重摔致残，她是“坏人”——据导演鲁晓威讲，当年为了邀请到黄梅莹来扮演王亚茹的角色，只在她面前拿出了前9集的剧本，他担心黄梅莹会因为后面剧情中角色的“黑化”而拒绝演出。可见，王亚茹这个角色有多招人恨。

就是在这样清晰的人物评判之下，剧情围绕着那个“捡来的孩子”小芳展开。“小芳”像是一个丢到剧中的试金石，让所有人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于是，观众看到了一位年轻的善良女性，因为做错了选择，被卷入生活的漩涡。刘慧芳为什么选择王沪生，而不是视她如珍宝一般的宋大成？这恐怕是许多观众无法释怀的问题。而剧中刘慧芳与宋大成一个对话的情节，已经给出了答案。

刘慧芳说起她在很小的时候，被她的父亲寄予了厚望。她的父亲是个工人，没有文化，但是指望着孩子能够上大学，能够有出息。但父亲过早离世，困难的家境让刘慧芳不得不从学校退学，去工厂做女工。

她父亲的遗憾成为了她心中的渴望。她向往着“文化”，而“文化”所能代表的，是更大程度的尊严和更加体面的生活。

但是，宋大成在听到刘慧芳的倾诉之后说，“慧芳，别想那些不实在的东西了。”

这当然是一种安慰的方式，却是一种蹩脚的安慰方式。正因为宋大成过于追求“实在”，不想“难为别人”，这种打着时代烙印的“善良”变成了懦弱，将刘慧芳推到了王沪生一边。

观众会明白宋大成的好，但身处其中的年轻女性刘慧芳，却无法抵挡内心的渴望——她向往高度契合的精神生活，想要用一位丈夫来弥补父亲留下的遗憾。她说，“我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一样”——为什么不选择宋大成？这不是某个时代某个人的特殊问题，而是每个时代都无法解答的问题，这是人生的命题。

在这要紧的人生命题中，刘慧芳做错了选择。这个“好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不是完美的。

重看《渴望》，你会发现刘慧芳这个人物性格有着明显的断层。20集之前，她善良、活泼，虽然替人着想却并不委曲求全。在第12集，新婚的两人因为小芳发生了争吵，刘慧芳发火摔了凭票才能购买的鸡蛋。

如果没有记错，这是剧中刘慧芳唯一一次大动肝火。这样的女主角，是非常立体的，是让观众“解气”的。而后30集中，刘慧芳在一系列不幸的遭遇之后，成了一个几乎任人欺凌、沉默不语的“老好人”。

有观众评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更多的观众，对待刘慧芳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片中的王亚茹在评价刘慧芳时说，“我讨厌她那副救世主一样的面容“。

与刘慧芳形成鲜明对比的王亚茹，当然有她“坏“的一面。但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的果决、坚定、敢爱敢恨依然使这个人物有着合理的复杂性。

在罗冈作为政治犯被带走，女儿也不名下落的情况下，王亚茹疯了一样寻找罗冈。当她好不容易见到带着镣铐的昔日恋人时，伸手想要拥抱她，却只换来一句“我不认识你“。

在追问女儿的下落时，王亚茹的绝望足以让观众动容。

不得不承认，王亚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尽管那原则显得冰冷无情。

她也始终带着成见，即便在故事的最后，慧芳的善良感化了这颗冰冷的心，但在她心中，“不同生活环境下长大的人，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你会觉得王亚茹可恨，但却不能否认她说得是对的。

这个30年前，在亿万观众面前讲述的故事，更像是一个中国式的寓言，贴近生活，却大有深意。

39顿饺子：一场中国式的人间烟火

韩影老师扮演刘大妈这个角色，完全出于巧合。很多人不知道，剧中王沪生的扮演者孙松，在真实生活中正是刘大妈的扮演者韩影老师的儿子。当年在剧组，王沪生父亲的扮演者蓝天野老师，听到王沪生在戏外也喊妈，以为是为了适应剧中的角色。

导演鲁晓威当年先定下了孙松这个角色。某日去孙松家中，恰好韩影老师来开门，一句“来了，屋里坐”让他立刻感觉到，“这就是刘大妈在说话”，这个角色水到渠成。

北京曲剧团出身的韩影老师，19岁开始登台，积累下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她44岁才首次“触电”，上场就扮演“母亲”的角色。到了50岁遇到《渴望》，刘大妈这个角色几乎是为她量身裁定。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最日常的行为是什么？是为孩子做一顿饭。

在《渴望》中，出现了39顿饺子。而每一顿饺子，都与刘大妈有关。这个在剧中甚至没有名字的人物，却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在拍摄期间，导演要求“刘大妈”要绷着脸，不能笑。为什么不能笑？因为她早年丧夫、生活艰辛，对两女一子她既得当爹又要当娘。这是在那个年代里，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的女性。

她有棱角，说起话来气势汹汹，甚至不近人情，但无疑，刘大妈是《渴望》中最无争议的讨喜角色，没有人不爱她。为什么？因为她就是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的样子——生活虽苦却不悲情。她不像女儿刘慧芳那样软弱，也不像王亚茹那样坚硬。她有着恰到好处的“刀子嘴豆腐心”。更重要的，她还有着生活经验所积累下的难得的“智慧”。她见事清楚，将智慧化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