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省前，军府制下的札萨克制、伯克制把清朝政府与当地百姓隔离开来。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伯克假借官府名义强征暴敛，中饱私囊，而民怨无法上达至清政府的情况出现，对于清朝政府而言，这严重阻碍了其掌控新疆。

建省后，在新疆设立行省，全疆建立起道府州县的统治体系。同时废除了伯克制。虽然，此时吐鲁番、哈密以及蒙古各部的贵族依旧存在，但是贵族上层已无权管理其部众。各地居民全部被划归给各级官府来管理，成了国家的编户。这一切，都极大的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直接掌控。

在新疆实行了与内地相同的行省制度，而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一般来说，地方行政制度，对地方行政建置演变的作用，是通过对行政制度和行政区划演变的作用，两方面的来显现的。晚清新疆建省阶段，四道建置的设立对新疆地方行政制度的作用，也体现在这两方面。

就具体实践而言，就是促进了新疆建省，和地方各级府州县行政管理体系的建设，使得新疆东部地区脱离甘肃，全疆成为一个整体政区，并大致划分出了新疆各地方的行政区域。

在军府制度下，新疆各城被分割，而形成了喀什噶尔、乌鲁木齐、惠远三大城市并立的格局。尤其是南疆八大城，严重不相统属。同时，新疆东部地区，其行政建制隶属于陕甘总督。

这样一来，新疆就人为的被划分为四个统辖区域，隶属于不同的行政机构管辖。即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行政上隶属于陕甘总督的东部地区、伊犁将军直辖下的伊犁地区、北部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统治的阿尔泰地区，以及南疆地区。建省以后，在全疆范围内分设四道，建立起以道府州县为体系的地方行政制度，最后，四道统一于新疆巡抚，全疆归于巡抚管辖。由此，建省前的新疆被分割统辖的不合理格局，就被废除了。

虽然，在刘锦棠的建省方案中，为了减小阻力，确保新疆顺利建省，奏请把甘肃与新疆合为一省，为甘肃新疆省。但是在建省之后，驻乌鲁木齐的甘肃新疆巡抚，无权兼管甘肃，甘肃另有由陕甘总督管辖，甘肃与新疆仍是两省。

新疆建省胜利的完成，标志着新疆地方行政建置构建的同时，新疆政区也随即形成。行政管理制度的改变，促使地方政区的形成。大体上，全疆以四道道员驻地为中心，形成了各地方行政中心，并最终使得天山南北统一起来，成为一个省一级的整体政区。

新疆建省后，设立四道的行政建置，促进了新疆城市的发展。四道的设立，使得清代新疆建立起道府州县的城市体系，尤其是南疆回部地区。通过行政建置，标示城市等级，形成四大中心城市。

四城之中，由于迪化是新疆巡抚、布政使、兼按察使衔的镇迪道的驻地，政治等级最高，是为新疆省的省会，同时迪化又有比较好的资源环境，这些使迪化的发展前景也优于其它三城，故迪化发展成为了全疆最大的中心城市。

通过刘锦棠、饶应祺等时期的行政建置调整，新设立的城市不断增多，使得各个城市之间距离减小，联系更为便利也更加紧密。

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原来不同区域之间，特别是南疆地区八大城之间相对孤立、封闭的情况，促进了不同城市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

同时，一些边境地区官府机构的设置，通过行政中心位置的辐射带动，促进了该地区城市的发展，社会的稳定，最终加强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如蒲犁厅的设立。蒲犁以先设官而存、帕米尔以未设官而亡。郡县之所系，其重若此。

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后，开始以政府为主导、向新疆调派驻军并进行屯垦，因此建省之前，新疆移民和屯垦具有浓厚的官方主导性和计划性色彩。清朝一开始在新疆东路地区进行屯田。

随着南疆的平定，清政府即在北疆多处先后进行屯田。如乾隆二十六年在伊犁地区开始屯田，乾隆二十七年在精河地区着手屯垦事宜，吉木萨则在乾隆三十三年开始屯田。

随着驻军、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屯田规模也不断扩大，屯田区域沿着天山北麓自东向西不断拓展延伸，并最终形成了伊犁塔城屯田区、乌鲁木齐屯田区、奇台屯田区以及巴里坤屯田区的农业发展布局。当然，这种情况的形成，是与清朝重北轻南的驻军屯垦政策密不可分的。

一开始，为了解决南疆军队粮草问题，清政府在南疆也设有屯田地点。随着南疆平定，南疆地区的屯田绝大部分被撤销，仅保留零星的几处，不能与北疆相比。

由于清朝在南疆地区实行伯克制，清廷赋予各级伯克拥有的、一定数量的燕齐和土地，伯克们占有大量土地。本来南疆地区农业土地稀少、贫瘠，再加上大量的百姓沦为燕齐，必不可免的造成了南疆地区农业劳动力、土地开垦受到严重阻碍。因此，建省之前，新疆整体农业发展布局呈现北多南少，南北不协调的格局。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清朝统治全面崩溃，其多年发展积累所形成的，农业开发成果也随之荡然无存。实际情况的变化，迫使清政府一改以往南北不均衡发展的方式，转而变为整体划一开发，以图恢复新疆。通过善后局的设立，初次实现了全疆的统一规划与管理。相对于建省之前，建省后的农业，逐步走向统一、整体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