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历经诸多战役，有胜仗亦有败仗。其中，1946 年 7 月的大同集宁战役以及同年 9 月的张家口战役，乃是极具代表性的两次失利。这两场战役，非但未达成既定战略目标，反倒致使三个地区的丧失，对整个华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均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曾担任张家口卫戍司令员的郑维山中将，在其晚年回忆时提及，大同、集宁乃至张家口等战役的失利，早在 1945 年的绥远战役时，便已埋下隐患。那么，郑维山将军此言论究竟因何而起？1945 年发生的绥远战役，与后续大同集宁、张家口的失利，又存在何种关联？1945 年 8 月 16 日，即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的次日，蒋介石向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发送密电。
密电内容简明扼要，令其迅速沿平绥线东进，竭力剿灭我军，同时快速接收包头、归绥、集宁、大同以及张家口等城市。接到命令后的傅作义，率领第 35 军、67 军以及暂编第三军等约 5.1 万人，并在阎锡山部队的协同下，至当年 9 月 11 日，便占领了包括包头、归绥、集宁等地。同时，傅作义除留部分军队于归绥、包头外，大部主力集中在平绥线丰镇至卓资一带，意在掌控平绥线，以待国民党主力部队到来，再合力夺取张家口。面对蒋介石对华北地区的觊觎，毛主席紧急将聂荣臻调至晋察冀解放区。
在此之前，聂荣臻虽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但他两年前已前往延安，期间由萧克代理其工作。之所以紧急召回聂荣臻，实因晋察冀解放区的位置至关重要。晋察冀解放区横跨晋、察、冀、热、辽五省，还与山东解放区、晋察鲁豫解放区以及晋绥解放区相连，境内涵盖平汉、平绥、平承、津浦等多条铁路线路，乃连接华北各解放区的中心枢纽。更为关键的是，晋察冀解放区的北部即为东北，这对于发展和掌控东北意义非凡。
正因如此，日本刚投降，蒋介石便计划重兵进犯华北，妄图将此地从我军手中夺走。而这显然不能让蒋介石得逞，无论从战略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均是如此。故而，毛主席将聂荣臻紧急从延安调回晋察冀，旨在粉碎蒋介石对华北的进攻，以推动和平谈判的顺利开展。对于这一战略意图，聂荣臻了然于心，但当时他面临的难题众多。
其一，按照当时中央军委的指示，要求晋察冀军区组织几场有力战役，最好能歼灭傅作义部，以压制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问题在于，当时已是农历八月，若此时开战，待部队集结完毕并进入绥远与傅作义交锋，已至天寒地冻之时，毕竟像绥远这类地区，冬季来得较早。在此气候条件下，对我军作战极为不利。其次，当时晋察冀军区的部队状况，正处于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期，组建野战军的工作刚刚起步，大家对游击战颇为熟悉，对于运动战、攻坚战等战役形式，尚缺乏一定经验。
诚然，困难重重，但仗仍需开打。为做好战前准备，聂荣臻召开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以统一思想，同时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晋察冀的部队进行整编。整编的最终方案，是将 20 余万主力部队编成 8 个纵队，并派出 3 个主力纵队（即郭天民率领的晋察纵队、杨成武率领的晋中纵队以及陈正湘率领的冀晋纵队），前往绥远执行战斗任务。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向晋绥野战军下达指示，命贺龙率领主力部队赶赴绥远，协助晋察冀军区共同打击傅作义。部队集结完毕后，当年 9 月底，聂荣臻经过审慎思考，最终制定出一份战役计划，并上报中央军委。
该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先歼灭傅作义的外围部队，攻占陶林，而后切断卓资至丰镇之间的铁路，最终达成对傅作义包围的战略目标。最终，绥远战役于当年 10 月 18 日正式打响。率先出击的，是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部队，他们对距集宁近百里的隆盛庄发起攻击，此地东通集宁，西接丰镇，属战略要地。当时驻扎于此的敌方部队，为傅作义的骑兵新编第 4 师以及新编 31 师第 91 团，虽战力不俗，但在我晋察冀三个主力纵队的协同作战下，敌军溃败，当月 20 日，隆盛庄被我军攻克。
与此同时，贺龙率领的晋绥部队进展顺利，他们先是攻克凉城、陶林，之后于当月 21 日攻克丰镇、古店等地，实现了切断傅作义部队与阎锡山军队联系的战略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当月 24 日，贺龙亲临一线，指挥部队对战略要地卓资发起进攻，当时驻守此地的正是何文鼎，得知此消息后，贺老总颇为兴奋，经其部署，晋绥部队成功拿下卓资，并歼敌 4700 余人。唯一遗憾的是，让何文鼎逃脱了。就在贺龙的晋绥部队攻克卓资不久，聂荣臻的晋察冀部队再度传来捷报，经过作战，集宁被攻克。
总之，在当年 10 月底之前，战役整体较为顺利，也均按照预先设定的计划推进，但自 11 月初，情况出现转变。变化的根源，在于聂荣臻与贺龙对毛主席的战役指示执行出现偏差。在 10 月 27 日毛主席发来的电报中指出，下一步的行动，是全力歼灭傅作义主力，同时，军委还给出了具体方案，要求晋察冀和晋绥的部队主力，“运动到傅作义背后，由西往东打”。当时，傅作义的主力在归绥重兵防守，毛主席的意图，是让聂荣臻与贺龙将主力部队运动至归绥后方，并着重强调自西往东开打，最终达成歼灭傅作义主力的目标。
但对此，聂荣臻与贺龙在执行时，却存在很大问题。他们的部署，是以夺取归绥城为重点，而非以歼灭傅作义主力为核心，因而在部署时，仅派遣一小部分兵力至傅作义背后，大部分主力部队，则在为攻城做准备。按理说，若能迅速顺利夺取归绥，同样能实现歼灭傅作义主力的目标，但问题在于，归绥城并非轻易能够拿下。首先，在先前的卓资、集宁等一系列失利后，傅作义开始收缩兵力，主要屯集于归绥、包头两地，以归绥为主，兵力多达 5 个师。
其次，蒋介石为支援傅作义，特意从重庆空运来一个重迫击炮营。再者，傅作义对归绥的城防进行了全方位强化，各类工事完备，更为重要的是，归绥城内的弹药、粮食储备充裕。城防坚固、储备充足，加之兵力众多，这无疑让傅作义能够坐守“坚城”而固守。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聂荣臻与贺龙制定战役计划后，我军便与傅作义交火，期间，仅在傅作义部企图突出包围圈时取得部分战果，歼灭敌人约 3000 余人。
之后，傅作义见突围困难较大，干脆不再主动出击，转为凭坚固守。而我军后续的攻城进攻，一直进展不大，双方陷入僵持状态，照此情形，再结合当时渐入寒冬的季节，显然对长途远征的我军不利。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结合当时的形势，聂荣臻与贺龙经过多次商议，想出一个“孤立”归绥的计划。具体办法，是派出一部分部队，前去攻打包头，若成功，必然会使归绥的傅作义部“粮尽援绝”，届时，他便会主动突围，我军便可趁机围歼。
确定计划后，聂荣臻上报军委，并随即展开攻打包头的计划。当时镇守包头的傅作义部队，人数约为 1.2 万人，数量虽不算多，但包头同样城防坚固，致使我军虽拔除了包头附近的据点，却未能拿下包头。并且在此期间，宁夏的马鸿逵部一个骑兵师，不断逼近包头，试图增援傅作义。换言之，我军拿下包头、切断傅作义后援的打算再次落空，并且还引来了马鸿逵，形势再度陷入危急。
面对此种状况，聂荣臻再次如实上报军委，但在毛主席给出具体行动方案后，聂荣臻又一次在执行时出现问题。当时，毛主席的指示是，令晋察冀部队、晋绥部队集中主力全力攻打包头，仅留部分兵力继续围困归绥。毛主席还特别提及，假设包头暂时难以攻克，就让主力部队西进，消灭马鸿逵的骑兵，同时占领五原、临河等包头与归绥之间的区域，以实现“绥、包傅顽联系”。 但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聂荣臻认为不妥，具体不妥之处在于，他觉得这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的方案。
聂荣臻的担忧有两点，其一，如果主力部队离开归绥全力进攻包头，那么傅作义必然会有所行动，届时，我留守部队大概率难以抵挡。其二，一旦傅作义占据优势，又会与包头敌军联合，对我进攻包头的部队形成夹击之势，届时我军将陷入被动。随后，聂荣臻将他的顾虑上报军委，就这样，打不打包头，陷入了纠结之中。严格来讲，聂荣臻的担忧确有其道理，但当时的局势是归绥久攻不下，只能在包头寻求突破，否则，这场战役将收获甚微。
结果，聂荣臻的这些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进攻包头的最佳时机，待到最终开始攻打包头时，已至当年 12 月初。此时的包头地区，已至滴水成冰的季节，温度低至零下十几度，虽说我军战斗意志高昂，表现英勇，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战士们又衣着单薄，给攻城时的土木作业造成极大困难。同时，由于中间耽搁了一段时间，包头的敌人也对自身防御进行了加强，因此，我军激战数日，未见实质性进展。换言之，包头的战斗也陷入了与归绥相同的“攻不下”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指挥进攻包头的贺龙，深知如此继续攻打，除消耗更多我军有生力量外毫无益处，于是，在当年 12 月 4 日夜里，他下令部队撤离包头。至此，攻打包头、切断傅作义后援的计划宣告失败。而归绥那边，情况相仿，我军虽又组织了数次攻城战，但均未奏效，敌人凭借坚固城防，使我军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开始集结，有向张家口移动的趋势，鉴于此，为保住张家口，聂荣臻最终于 12 月 14 日，下令结束绥远战役。
命令下达后，贺龙率晋绥部队返回晋西北，晋察冀部队则回防张家口。至此，绥远战役结束，此役前后历时近两个月，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歼灭敌人 1.2 万余人，收复了绥远部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进犯华北的势头。但是此役未达到最初计划解放绥远、收复包头、归绥的预期目标，同时，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亦未遭受重大损失。究其原因，包含主观和客观两方面。
主观上，聂荣臻对于中央军委的指示执行存在偏差，在军委指示要其“运动到傅作义背后”，以歼灭傅作义主力为目标时，他却认为，应当以夺取归绥城为首要任务，如此一来，错失了歼灭傅作义主力的良机。还有，在军委指示全力攻打包头时，聂荣臻因担心后方被傅作义切断，导致延误了一定时间，且部队未全部投入攻打包头的战役，最终致使包头之战未能取得相应战果。客观上，导致此次绥远战役失败的原因，是当时晋察冀在整编之前，多数部队熟悉游击战，对于攻城战经验不足，又恰逢傅作义精心经营的归绥、包头这两座坚城，如此必然处于劣势。当然，我军在绥远战役中未达预期，已成既定事实，无法更改。
也正因此次未能歼灭傅作义的主力部队，致使一年后，傅作义在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之战中春风得意，夺走了原本已被我军占领的大同、集宁以及重镇张家口。这便是郑维山所言，若能在绥远战役中消灭傅作义的大部主力，便不会有后来张家口诸战失利的原因所在。不过，话又说回来，也正是华北战场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一系列失利，使我军认识到国民党军队并非不堪一击，从而大幅提高了对敌人的重视程度，并历经艰苦卓绝的后续战役，重新解放了整个华北，赢得了最终的胜利。所以，失败有时并非全然坏事，同样，从绥远战役的失利中，也让我们后人深知，解放战争何等艰苦卓绝，更能明白胜利是何等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