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永久和平计划”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

13世纪末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欧洲有一些知识分子希望重启东征，通过祸水外引的方式维护欧洲内部和平。

这些人声称，基督教世界内部和平是东征胜利的前提，各国应建立一个常设性机构，和平解决争端。这些没有实现的国际组织构想就是欧洲永久和平计划。

那么，里面究竟存在多少大家不了解的事情呢？

帝国层面，9 世纪查理曼帝国解体后，欧洲陷入动荡。帝国辉煌的集体记忆与动荡的现实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刺激了人们对和平统一的渴望。

在罗马和查理曼时代，帝国结构十分松散，没有统一的施政方针或规划，对提供公共服务不太热心。

总督连成立救火队这种小事也要汇报，而皇帝竟然表示反对，并要求公民自备防火器材。由于交通通讯不便，皇帝无法大权独揽，只能将权力下放给各地总督，主要扮演调解矛盾的仲裁者或问题的最后确认者。和平计划的目标就是重建一个类似罗马的、常设性的超国家机构。

它建立在契约基础上，负责和平解决各政权之间的纠纷，但不干涉政权内部事务。政教关系层面，西欧国家有丰富的和平实践。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内忧外患不断。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世俗君主和教会都曾以和平为口号，颁布加强中央集权的法令，并惩罚叛乱者。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上帝的和平”与“上帝的休战”运动。教会发布了大量社会治安的和平法令，在群众集会上展示圣物，呼吁大家保持和平，并动员群众与敌基督者作战，以此转移内部矛盾。

此外，在王权与教权的博弈中，和平话语既是教皇干涉的理由，也是世俗领主反对教皇干涉的理由。 经济层面，11 世纪欧洲经济开始复苏，推动了城市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

由于欧洲小国林立，国内贸易已无法满足市民阶层的需要，他们将目光转向“国际”贸易，开始强调维护国家间和平的重要性。

另外，经济发展是也教育和文化兴起的前提与基础，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劳动中解脱出来，加入思考和平问题的行列中。

社会民生层面，中世纪的社会生活为和平计划提供了样板。农业技术提高、经济发展与司法改革确实减少了社会矛盾，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被和平计划吸收。

在这些进程中，教会功不可没。和平计划的很多灵感最初都源于教会。观念上，教会唤启了人们的统一观念。

英诺森三世等教皇对世俗事物的干涉传递出这样一种观念：欧洲必须要达到一个新的完美境界（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这是一种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统一，它将净化污染，引导信徒回归有德的生活，找到救赎之路。

组织上，教会和教皇国的结构为和平计划提供了联盟模板和一套行之有效的仲裁程序。秩序上，和平计划吸收了教会学者的诸多社会理论。

例如，克吕尼运动倡导教会贫困论，大力提高神职人员的文化水平，并主张吸纳来自下层人士担任主教；

还有教会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论，将人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祈祷的人”、“作战的人”和“劳作的人”，三个等级以各自方式为主的事业服务。

文化层面，思想和文学的发展成为和平计划的理论来源。11 世纪，欧洲出现了经院哲学的复兴。

学者们搜集整理了大量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文献，包括基督教作家的著述。他们发现，早在罗马时代，基督教学者就努力协调异教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的矛盾，代表人物是 4 世纪希波主教圣奥古斯丁。

现实需求是学者们提出和平计划的直接原因，这种现实需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其中，恢复欧洲内部和平与安宁的生活是基本诉求。巩固和平成果是深层次需求，学者们反对教皇干涉世俗事务，支持君主加强王权，希望各国在抗击外敌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传播主道。

精神层面，和平是死后得救的必要条件。 和平计划最基本的要求是结束当前的战争，建立和平解决纠纷的国际机制。 自 9 世纪加洛林帝国相继灭亡后，欧洲进入“无政府”状态，纷争不断，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和平计划的学者们希望重建一个统一的新帝国，仲裁纷争。他们认为，随着时代变迁，神圣罗马帝国和教会（帝国）无法履行帝国的和平使命。

新帝国应该建立在尊重主权独立与民族多样性基础上，不会过多干涉各国内部事务。与其他成员相比，神圣罗马帝国和教会没有太多特权。

此外，为了维护欧洲稳定，新老帝国间的转移应采取和平方式进行。新帝国各成员对外应维持欧洲领土现状，对内则应加强王权。

教会不应过多干涉各国内政。在王权论层面，学者们没有提出太多新观点，只是对已有的

权力观点进行了概括总结与升华。

他们重申了阿奎那的君权神授原则，强调维护和平是君主和政府的责任。教皇无权干涉世俗事务。

教皇在新机构的权利主要是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并且受到世俗国家的限制。恢复和平更长远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对抗异教徒。

和平计划中指称的“欧洲”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它指的是由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组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一直处于强敌环饲的危机状 态，从中世纪早期的北欧强盗、匈奴人、鞑靼人以及后来的土耳其人、俄罗斯人。这些人在现实中是侵略者，在精神上是敌基督者，在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威胁着欧洲安全。而欧洲必须团结，一致对外。

因此，和平计划的首要目生存，其次才是扩张。扩张是为了巩固生存斗争的成果。和平计划的终极目标是得救。

《圣经》规定，基督徒之间应保持和平，如“爱邻如己”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等。和平计划的构想者认为，基督徒应该停止自相残杀，将用于战争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转移到征服异教徒和让基督徒过上尘世美满生活上去。

对决策者和执行者来说，和平是莫大的功绩与荣耀，有利于他们获得救赎。

十字军东征时代引发了 14 世纪的危机，解决时代危机是和平计划出现的直接原因。时代危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十字军东征引发了末日焦虑，信众对基督教的命运感到担忧；

其二，东征暴露了帝国和教会的无能，欧洲需要新权威维护和平，但帝国和教会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各方争斗不休；

其三，东征期间，基督教带回大量古希腊罗马典籍，这些异教思想激化了王权与教权的矛盾；

其四，14 世纪出现了“时间危机”，群众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均有所增加，促使民众更加关注现实世界。

信仰上，很多信徒失去信心。东征失败后，一种悲观与迷茫情绪笼罩欧洲。巨大的人力物力付诸流水、君王殒命。

异教徒屠杀基督徒的血腥场景以及 14世纪初期的瘟疫流行使人们对这项上帝事业的命运产生怀疑与悲观情绪。

雪上加霜的是，在基督教军队徒劳无功的同时，异教徒马穆鲁克骑兵和蒙古人（伊尔汗国）却能轻松取胜，前者在 1291 年攻占耶路撒冷王国首都阿克城，使西欧国家占据的土地损失殆尽。

后者在 1300 年短暂占据巴勒斯坦后主动撤出。两者的胜利使基督徒反思上帝的真正旨意和自身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