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政府曾向中国政府移交了一批日本战犯，这批战犯被羁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前日军第六十三师团长岸川健一中将就在其中，该犯曾以第七师团司令部附、第6独立守备队队长、第三师团步兵第29旅团长、第二十九师团步兵团长、独立混成第17旅团长、第六十三师团长等军职参加了侵华战争，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最终率领第六十三师团官兵在辽宁沈阳向苏军缴械投降，后因鼻咽癌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岸川健一

岸川健一（1888—1954）是日本佐贺县人，曾就读于佐贺中学校，1911年5月27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3期步兵科，与大迫通贞、小畑英良、石本寅三、冈田资、柳川悌、人见秀三、坂西一良、丸山政男、水上源藏、森田彻、中山惇、清水规矩、志摩源吉、藤冈武雄、神田正种、樱井省三、根本博、田尻利雄、酒井直次、桥本欣五郎、藤田茂、藤堂高英、铃木启久、片村四八、仓永辰治、竹原三郎、武内俊二郎、佐伯文郎等人同学，当年12月26日晋升步兵少尉，此后未能考入陆军大学校。

岸川健一在晋升步兵大佐之前经历不详，他是于1937年8月2日晋升步兵大佐的，并出任第七师团司令部附，他与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是同日赴任的，时任参谋长为横山臣平大佐，期间岸川健一在北海道帝国大学担任军事教官，对在校大学生宣传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并进行军事训练。

正在接受训话的日军

1938年2月14日，岸川健一随第七师团被派往中国东北驻屯，该师团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辖，当时正值“徐州会战”爆发，第七师团曾以步兵第25联队和步兵第26联队为基干，编组成立了第13混成旅团入关参战。

1938年7月15日，岸川健一被调回日本，接替须见新一郎出任麻布联队区司令官，所在地在东京赤坂区青山南町，负责征募和训练新兵，“临时召集令”就是由麻布联队区司令部发出的，日本许多军事机构都设于此，其中第一师团司令部和陆军大学校都设在这一地区。

1940年3月9日，岸川健一又被调到日本关东军，出任第6独立守备队队长，翌年3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该守备队下辖6个独立守备步兵大队及1个作业队，具体番号不详，隶属于日本关东军第五军作战序列，在牡丹江一带承担警备与作战任务，但具体驻屯地也不详，我尚未查到相关资料。

日本关东军

1942年3月6日，岸川健一被调到了中国派遣军，出任第三师团步兵第29旅团长，该旅团下辖步兵第18联队和步兵第34联队，时任师团长为高桥多贺二中将，参谋长为山本清卫大佐，此时该师团隶属于日军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1942年5月，岸川健一率领步兵第29旅团，随第三师团主力参加了“浙赣会战”，先后在南昌和临川等地作战，同年7月，第三师团被改编为三联队制师团，下辖步兵第6联队、步兵第34联队、步兵第68联队及野炮兵第3联队等部队，旅团一级指挥机构被撤销，另设步兵团司令部，由步兵团长统一指挥3个步兵联队作战。

在浙江作战的日军

1942年8月30日，岸川健一又被调到日本关东军，出任第二十九师团步兵团长，统领步兵第18联队、步兵第38联队和步兵第50联队作战，上述3个步兵联队是分别从第三师团、第十四师团和第十六师团抽调的，其中步兵第18联队曾是他麾下带领的部队。

时任第二十九师团长为上村利道中将，参谋长为冈部英一大佐，该师团驻屯在中国东北的北部地区，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辖，承担着防御苏联的警备与作战任务，并对所管辖区域的抗日武装进行讨伐。

1943年10月29日，岸川健一再次被调到中国派遣军，接替高品彪出任独立混成第17旅团长，该旅团是1939年11月在上海编成的，下辖独立步兵第87大队、独立步兵第88大队、独立步兵第89大队、独立步兵第90大队、独立步兵第91大队及炮兵队、工兵队、通信队等部队，此时驻屯在湖南岳阳担任警备与作战任务，隶属于横山勇的第十一军作战序列。

得意忘形的日军

岸川健一履职到任之时，独立混成第17旅团正在进行战后休整，此前刚参加了 “鄂西会战”，期间被陈诚统率的第六战区所属部队重创且损失惨重，该旅团的5个独立步兵大队长，就有3个被中国军队击毙了，急需补充兵员。

1945年3月1日，岸川健一晋升陆军中将，并于3月9日被调到华北方面军，接替野副昌德出任第六十三师团长，其参谋长为佐藤贞二中佐，该师团是以独立混成第6旅团和独立混成第15旅团为基干，于1943年5月1日在北平编成的。

第六十三师团下辖第66旅团和第67旅团，前者下辖独立步兵第77大队、独立步兵第78大队、独立步兵第79大队和独立步兵第137大队；后者下辖独立步兵第24大队、独立步兵第25大队、独立步兵第80大队和独立步兵第81大队。师团司令部直属炮兵队、通信队、工兵队、辎重队、野战医院和病马厂等部队，承担着北平地区的警备与作战任务，由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直辖。

日本关东军

1945年5月30日，岸川健一的第六十三师团被紧急调往日本关东军，承担防御苏联的警备与作战任务，及至该师团各路兵马抵达奉天（今沈阳）驻屯时，已经是6月至7月间了，被编入日本关东军第三方面军第四十四军作战序列，7月26日由永井浩一大佐继任该师团参谋长。

苏联向日本宣战之后，苏军兵分三路进攻中国东北，面对滚滚而来的苏联装甲兵团和苏军的强大攻势，日本关东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只能不断向新京（今长春）和奉天（今沈阳）周围收缩部队，日本裕仁天皇最终选择了放弃抵抗，同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所列全部条款，并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发布了《终战诏书》。

裕仁宣读《终战诏书》

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等日酋在聆听《终战诏书》之后，于8月16日召开紧急会议，山田乙三在听取属下意见后最后决定：“既然圣断已下，本军只能尊奉圣旨，全力以赴终战。”并于8月18日下午，向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下达了向苏军投降的命令，率领第六十三师团驻屯在沈阳的岸川健一，也只能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现实，于8月19日在沈阳向苏军缴械投降。（林海青蛙原创，抄袭搬运可耻。）

投降后的日本关东军官兵都成为苏军的俘虏，并被押解苏联西伯利亚战俘营关押并服劳役，日军高级将领并没有被特别优待，而是与普通士兵一样，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1950年7月，苏联政府在中俄边境口岸绥芬河镇，将一批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这批战犯共有969名，日军第六十三师团长岸川健一就在其中，这些战犯是从绥芬河乘坐火车被押解至抚顺的，被集中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管劳动和思想改造。

抚顺战犯管理所内的日本战犯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羁押和改造期间，岸川健一罹患了鼻咽癌，该所领导向主管上级东北公安局报告，东北公安局于1953年8月20日又向公安部报告，《关于对日本陆军中将岸川健一手术的请示》被呈递给在北京的公安部：

“日军63师团中将师团长岸川健一，在关押期间患鼻咽癌，呼吸困难，急需实施手术摘除肿瘤，否则便要窒息死亡。但如施行手术，因该犯年已66岁，又患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症，亦有很大死亡危险。我们考虑，如开刀摘瘤，尚可能有不死的希望，故可予开刀治疗，如何。请示。”

在得到公安部的批复之后，岸川健一被先后送到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沈阳军区总医院进行治疗，由二名看守员轮流护理，经过临床手术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并好转，岸川健一被感动得痛哭流涕，诚恳地向战犯管理所领导上交了自己写的《悔过书》，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达自己的忏悔之情。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现场

1954年6月10日，岸川健一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未能等到中国政府的正义审判，因为一年以后，即1956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日本战犯进行了集中审判，其中最高刑期为20年，大多数战犯的刑期在13年至20年不等，而这些战犯也都是罪大恶极者，还有1017名战犯被免予起诉并被遣返回国，可谓是被宽大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