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朱德带着仅剩800人的南昌起义军从粤北进入湖南，准备在湘南建立根据地。就在此时，一位名叫龚楚的人找到朱德。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早在1925年就加入我党，在广东积极投身到农民运动活动，在1926年就担任乐昌县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
1927年3月，在南京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公开宣布不再合作，史称“宁汉分裂”。
龚楚
两个月之后，龚楚带着乐昌的农民军北上，他要前往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的部队，在途经湖南耒阳等地时，龚楚带领的部队人数不断增长，到达江西南昌后被编入起义军，龚楚担任指导员。
龚楚与朱德正是在南昌起义中认识的，起义成功后，龚楚被指派到长沙组织领导秋收起义，但是中途遭遇敌人搜捕，在组织安排下前往香港躲避。后来，风声稍过，龚楚启程回到广东。
南昌起义部队本来是要南下广东，在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等待共产国际的援助，没想到南下之路困难坎坷，战斗减员严重，朱德、陈毅两人带领战士们辗转多地，夹缝中求生存。
朱德再次见到龚楚，两人都难掩激动的心情，短短半年时间，两人都经历了太多，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朱德在红军队伍中
在龚楚的带路下，朱德、陈毅率领部队来到湖南宜章，在当地革命力量的协助下，顺利发起湘南起义，把当地的革命力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龚楚被任命为党代表。
1928年4月，朱德、陈毅、龚楚带领工农革命军前往井冈山，顺利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当时，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是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龚楚组成。
在这段时期，不管是中央的来信，还是湖南省委的来信，都称呼“朱、毛、龚”，由此可以看到龚楚的地位。
龚楚不仅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有很深的战友情，他还与邓小平有着良好的合作共事经历。那是在1929年12月的广西百色起义，起义成功后成立红七军，张云逸担任军长、邓小平是政治委员、龚楚是参谋长。
毛泽东与朱德
由于龚楚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拥有丰富的红军建军经验，在红七军建立规范制度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后来，龚楚先后担任红七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失利，主力部队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当时决定成立中央军区继续留下与国民党周旋斗争，项英担任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担任中央军区参谋长。
在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陈毅最初连明确的职务都没有，而龚楚已经被任命为军区参谋长。位于如此高位的人物叛变，可以想象，对留守中央苏区的革命力量是多么严重的影响。
更致命的是，龚楚的叛变非常突然。
1935年2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更加疯狂，能够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小，因此组织决定龚楚带领部分留守红军突围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当时，蒋介石不仅在军事上对红军和游击队围追堵截，还采取“剿抚兼施”的攻心策略，利用金银钱财、高官厚禄引诱意志薄弱的红军投降，用这种方式分化队伍、瓦解战斗力。
龚楚带领红军开展游击战的确困难重重，在伤亡和生死、艰苦和失利面前，龚楚对革命前途逐渐失去信心，再加上国民党给出的“丰厚待遇”，龚楚有意叛变革命、投降敌人。
1935年5月，龚楚带领部队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随后叛变投敌，陈济棠给龚楚一个“剿共游击司令”的职位，这是少将级别，并且分派四十多人的卫队归龚楚指挥。
因为龚楚在红军中担任过很多高阶、重要的职务，是当年叛变者中职位最高的人，因此人们称龚楚是“红军第一叛将”。
由于龚楚的叛变非常突然且隐蔽，红军中对此毫不知情，像龚楚这样熟知掌握红军高级情报和内部信息的叛徒，对红军、游击队、地下党将会造成何种程度的损失。
事实更加糟糕，龚楚此人非常“聪明”，为了巧妙隐藏自己叛变的实情，他设计一出苦肉计。龚楚与粤军余汉谋提前串通，让自己的卫队假扮红军游击队，假装与粤军打一场遭遇战，并且成功击溃粤军。
当时游击大队长贺敏学得知龚楚的“英勇战绩”，立即派人去联系，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而龚楚曾经是贺敏学的老首长，因此贺敏学对龚楚深信不疑。
龚楚见状立即提出，想要赶紧见到项英和陈毅，赣粤边特委机关主任何长林也热情帮助龚楚联系项英、陈毅，专门启动秘密交通员前去送信。
陈毅
留在中央苏区的游击队，并不比战略转移的红军好过，面对国民党的围剿东躲西藏，从上到下都渴望胜利、渴望好消息。龚楚在信中说“游击队在湘南站住脚，希望项英尽快前往加强领导”，项英看过信件，恨不得马上与龚楚见面。
就在项英喜上眉梢的时候，陈毅却劝他冷静一下。陈毅曾经与朱德、龚楚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对龚楚的为人非常清楚。龚楚在井冈山时期就经常自恃资格老、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朱德，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然而现在，龚楚主动交出根据地的指挥权，请项英前去“加强领导”，这种情况实在有些反常。因此，陈毅建议谨慎行事，即使要去，也需要过段时间再去。
正是陈毅“延缓见面”的建议，让龚楚不打自招、现出原形。龚楚迟迟等不到项英前来，心虚的他认为叛变事迹败露，随即决定先下手为强，以开会的名义将游击队和干部集中起来，劝说众人投降。
项英
贺敏学逐渐觉察到不对劲，找准机会突然跳起来，举起手枪边跑边打，身上被打中三枪，凭借着顽强毅力，硬是翻滚着跑下山，逃出龚楚布置的包围。会场中另外只有八九个人带伤逃走，有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
何长林也是一位“软骨头”，眼看现场情况不对，转身逃跑但是没有成功，被捕后随即选择叛变。
项英、陈毅很快就知道龚楚叛变的消息，感慨幸亏当时没有去，否则带给革命的损失会更严重。
没有抓住项英、陈毅等人，龚楚无法交差，凭借着对红军活动的熟悉，亲自布置大小道路的封锁盘查，在大山和羊肠小道都设置暗哨、密探，将当地与游击队有来往关系的群众全部逮捕起来。
后来，龚楚作为向导，国民党军队出动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围剿，粤赣游击支队方维夏牺牲、蔡会文重伤后俘虏壮烈牺牲，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被俘虏。
毛泽东与林彪
龚楚的叛变给红军队伍造成极为惨痛的伤害，这样一位曾经在红军中位居高位的人，他叛变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呢？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祖国大地上势如破竹，龚楚带着自己的保安团向昔日的下级林彪投降。当年龚楚在红军中担任主要领导时，林彪只是一个连长，是他下级的下级，然而此时林彪已经是四野百万大军的统帅，龚楚投降的时候当然见不到林彪，是林彪手下的一个师长受降的。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历来如此。1949年10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叶剑英经过请示后派龚楚去劝降薛岳，薛岳是海南岛守将，也是龚楚同乡。龚楚听后满口答应，但是到了香港后不再行动，没有劝降薛岳，而是留在香港定居。
龚楚一直想要回到大陆家乡，但是明白当年的罪行，始终心中担忧，直到最高法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刑事责任，龚楚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
邓小平
1990年，龚楚如愿回到家乡乐昌，他分别给邓小平、杨尚昆、王震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相同，问候曾经旧时的同事。邓小平在北京给龚楚打了电话，已经几乎双目失明的龚楚紧紧握着听筒，听着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声音，内心应该感慨万千吧。
“一失人身，万劫不复”，1995年7月，龚楚在乐昌县的家中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