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试图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领袖而言，他都必须真正弄懂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汉法？

关于这个问题，始终有明暗两条线，如果询问所谓的大儒，他们一定会按明线给出答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

这套理论对于刚刚接触儒家的人来说确实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所描绘的是一个和谐温馨到极致的乌托邦般的社会。

但是如果仅仅拿出这套理论，它或许能说服刚刚来到汉地的少数民族领袖一时，断不可能说服对方一世，因为经历过刀口舔血的少数民族领袖一定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完全靠道德约束就能运转良好的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义”永远是高于“利”的，儒家以一个个舍生取义的故事反复证明“义”比“利”更重要，越是到更高的社会层次，人们就越会耻于谈“利”。

但是所谓的高层次的人事实上就是在不断从大众身上吸取利益，他们拿走的是其实是整个社会最多的那一份利益，但是受限于身份地位，他们得给自己的获益找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

明面上看，身居高位者只会为“大义”而产生分歧，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他们口中的“义”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利”，“利”在明面上被压制，但它对于社会的运转始终起着关键性作用。

而一旦涉及到“利”，也就接近了主导中国古代社会的暗线，我们可以称之为“财政线”，中国之所以早早建立起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其成功建立起了一套稳定的中央财政体系，而主导这条线的是一直被所谓文人雅士们所不齿的“法家”。

法家的特点是把儒家羞于谈论的“利”直接摆到台面上去谈，什么样的行动会得到多少回报，犯什么样的错误要倒多大霉，这些都明码标价的去告诉你。

法家对于全社会而言有利有弊，但是如果要建立一套稳健的财政体系，法家绝对是一剂良药。

对于有志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领袖来说，只有真正搞懂了“儒”与“法”这一明一暗两条线之间的关系，才算理解了“汉法”的真正含义。

“儒”与“法”的比例调和问题中有着天大的学问，因为不同的比例意味着不同的利益关系，由此又会引发出无数的“义”、“利”之争。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义”、“利”之争来自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之论，针对盐铁专卖政策的去留问题，儒生组成的“贤良文学”与盐铁专卖政策主导者御史大夫桑弘羊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唇枪舌战。

这场辩论的结果很有趣，场面上，“贤良文学”一直占优，因为他们占领了儒家的道德制高点，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盐铁专卖政策被保留，这场辩论的主导者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义”与“利”之间应该如何取舍。

“盐”与“铁”作为农业社会的暴利行业，围绕它展开的“义”、“利”之争当然不可能只局限于有汉一朝，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朝堂之上也上演过这样一出“义”、“利”之辩。

由于相比于西汉时期，元朝的正反双方都更像是一个“草台班子”，这直接导致了这场跨越千年的新“盐铁论”迎来了一个无比荒诞的结局，新时代的“贤良文学”们，直接物理超度了新时代的“桑弘羊”。

自耶律楚材建议窝阔台以汉法治汉地，并再次启用儒生负责税收和地方管理以来，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与汉人儒生间迎来了一段为期30余年的蜜月期，而在蒙古帝国的诸王公贵族中，又属忽必烈以熟悉儒家闻名，他与儒士之间的关系一度非常亲密，于是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忽必烈是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政治家，儒家那套过于理想化的理论真的能长时间将他“唬住”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那些所谓的儒士只会在忽必烈等蒙古贵族面前摇唇鼓舌，他们断不可能长期得到重用，儒士群体在蒙古帝国的权力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是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逐渐发现当“坐寇”比当“流寇”性价比要高得多，而儒士群体恰好能够帮助蒙古帝国统治者完成这种身份的转化。

蒙古帝国统治者第一次进攻金国时依旧保持着典型的流寇作风，破一城屠一城，劫掠财宝、女子而去，只抢劫，不占领。

如此一来，蒙古帝国的军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获得的收益只是破城后抢到的财宝，财富获得的过程是一次性的，如果这次抢来的财富花完，想要再获得更多财富就得继续去攻城，简单说，拿蒙古帝国士兵的性命去换财宝。

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性价比实在是太低，但是对于世代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来说，这样的流寇行为就是他们一贯的行为逻辑，窝阔台刚继位时，蒙古贵族中一度产生过东亚最大农耕区华北平原对于蒙古帝国没什么用，不如把人杀光做为牧场的想法。

关于这段历史大家都比较熟悉，是耶律楚材力劝窝阔台才让其放弃了这种疯狂的想法，并提出以儒生治理汉地可以为帝国提供持续的税收。

请注意，耶律楚材说服窝阔台的方法可不是什么道德说教，而是让他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待到堆积如山的粮食、金银摆到蒙古贵族面前时，他们才对耶律楚材的以汉法治汉地的建议心悦诚服。

这才是儒家与包括忽必烈在内的蒙古贵族之间能够建立起一段长达30余年的蜜月期的根本原因：

当坐寇远比当流寇获得的更多，坐寇逻辑远比流寇逻辑要高效得多，即便是低效的坐寇原则，相较于流寇原则也显得高效，即便是对农耕区进行粗放治理，统治者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也远比将其变成游牧区要多得多。

由耶律楚材开始的以“汉法治汉地”所产生的“财富魔法”确实一度让蒙古帝国的统治者眼前一亮，但汉地这座财富金矿被“开发”出十余年后，蒙古帝国统治者手中的钱就又不够用了。

让蒙古帝国在拥有了华北平原这块最广大的财税高地后依旧缺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蒙古贵族们的挥霍无度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耶律楚材和他之后儒士们为大蒙古国提供的那套系统是最粗放版本，其内部本身就有很多漏洞。

而作为这套系统的实际执行者，汉人地主群体在中间进行截留是一件无法避免的事，总之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拥有了华北平原的大蒙古国又开始缺钱了。

恩格斯说社会需求比一百所大学更能促进社会变革，实实在在的缺钱困境会逼着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去思考是否还有比当初儒士们给出的方案更好的办法，能让急需用钱的大蒙古国拥有更加高效稳健的财税系统。

人的大多数改变都是在困境中被逼出来的，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们或许并未读过《商君书》和《盐铁论》，但是无比真切的财政困境又会驱使着他们思路朝着那个方向靠拢，或者说缺钱的现实会筛选出与当初的商鞅、桑弘羊有相似思维的人走到台前。

在有元一朝的官僚体系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被称为“理财派”；而在以族群划分的元朝官员派系中，有一个派系被称为“回回法派”。

很多人将二者完全等同，但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理财派”的官员并非都是回回人，上篇文章提到的那名受李璮案牵连而被杀的汉人大臣王文统便应该算作第一个“理财派”重臣。

事实上，“理财派”中汉人、回回人、藏人皆有，他们与族群并无完全的对应关系，之所以有人将“理财派”与回回人等同，是因为掌权时间最长，对元朝财政体系建立影响最大，与汉人儒士群体斗法最激烈的那个理财派权臣，是个回回人，虽然在明朝人修的《元史》里，这个家伙是个妥妥的反面人物，但如果抛开史书上那些人为加进去的道德评判，只关注这个人都干了些什么，我们又不得不感叹一句：奇男子。

阿合马，生于中亚城市费纳喀忒，回回人，是忽必烈皇后察必父亲的奴隶，随着察必皇后入宫。

阿合马能言善辩，由于对国家经济领域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得到了忽必烈赏识，面对元帝国所面临的财政困局，忽必烈决定让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去试一试。

忽必烈任命他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委任他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

阿合马还真是管理财政的那块料，一上任就打出了一套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的“组合拳”，这些方案都是什么呢？其实只要看过《盐铁论》的都会比较眼熟，整体上还是当年武帝用过的那些搞钱手段：

第一是改革盐税：

这项改革由两部分组成，第一是与历朝历代一样由官方经营盐矿，禁止私盐买卖，以官方垄断的方式将这份收入纳入到中央财税体系。

但蒙元时期对地方管理较为粗狂，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编户齐民搞的也不怎么样，再加上私盐的价格确实比官盐低，质量确实比官盐好，所以即便帝国中央打击私盐，但地方势力和商人在暴利的驱使下依旧会偷偷贩卖私盐，如果要对私盐买卖一味重拳出击，那成本就海了去了，也违背了阿合马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初衷。

面对私盐泛滥的山西地区，阿合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直接向当地摊派盐税，无论用不用官盐都得交税，这些税大多摊派到有钱的大户和平时不交税的僧侣、道士身上。

除了盐这个暴利行业外，阿合马很快也盯上了“铁”，阿合马命令在河南大开铁矿，又将开矿所得的铁做成农具卖予当地农民，获得粮食达4万石，阿合马非常重视开矿，除了铁矿外，他还建议在桓州开银矿，可以获得银和锡，其中锡的收益可以覆盖开矿花费，银的收益则完全成为国家利润。

阿合马改革之初，元帝国内部各路贵族、地主群体肆意谎报土地，隐瞒人口，导致本该上缴给朝廷的税大量流失，有部分特殊人群，如僧侣、道士等利用特权不交税。

阿合马总览财税问题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土地、人口，大量被地主豪强们隐匿起来的土地和人口被发现，并纳入国家财税体系。僧侣、道士等所谓特殊人群免税特权也被取消，一律交税。

元朝初期官员没有固定俸禄，导致官员们只能利用职务之便捞好处，这就导致了官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越是没有良心，盘剥百姓越狠的官员反而活得越滋润，阿合马决定设立官员俸禄制度，由朝廷给官员固定收入，不再允许他们自由从民间搞钱。

阿合马通过扩大收税人群，增加国家税收种类等方式扩大税源，帮助朝廷获得更多税收。

面对财政问题，回回人阿合马与汉人桑弘羊想到的办法几乎是一致的。

阿合马的理财手段其实与之前王朝的理财权臣并无二致，无非就是把昔日给地主交租不给国家交税的人找出来，让他们直接给国家交税，再把暴利行业收归国家垄断。

这两项手段在事实上都在指向一个群体：地方豪强。

地方豪强隐匿人口、土地的目的是少交税，各类暴利行业如果国家不将其收归国有，有能力去经营它的也一定是地方豪强。

阿合马改革的本质是把原本属于地方豪强的财富通过制度装到朝廷口袋里。

动人利益如杀人父母，阿合马改革如此全方位地触动地方豪强利益，他们又岂会善罢甘休。

地方豪强这一群体的身份其实很特殊，因为带了一个“豪”字，所以很多人自动认为这是一个野蛮、粗鄙的群体，但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曾经负责为忽必烈收税的儒生群体大多在当地有大量土地和利益，他们与汉人世侯共同构成了元帝国内部最大的地方豪强集团。

阿合马挥刀向地方豪强，他们自然也会以种种手段回击阿合马。

阿合马执行新财政制度后，元廷高层的汉族高官多有微词，他们不断向忽必烈举报阿合马横征暴敛、无德、贪赃枉法。

横征暴敛在西汉时期的盐铁会议上叫“与民争利”，拿私德问题攻击桑弘羊也是当初“贤良文学”群体的一个惯用手段，“贤良文学”群体也曾指责桑弘羊所领导的盐铁官员在民间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大量中饱私囊，富得流油，这又与阿合马的“贪赃枉法”指控相合。

昔日盐铁会议上的“义”、“利”之争在元朝重现了。

面对群臣们对阿合马的指责，忽必烈大多以打哈哈的方式糊弄过去，口头表示阿合马这样做不对，但转过头继续重用阿合马。

如忽必烈般的“老油条”当然知道什么更重要，阿合马在私德上可能确实有诸多问题，他的手脚应该是确实不干净，但是他的改革确确实实给朝廷带来了巨大收益，儒家的那些所谓“大义”在阿合马带来的真金白银面前一点都不重要。

眼见无法说服忽必烈，儒生群体们又物色到了一个让忽必烈无法拒绝的代言人：太子真金。

太子真金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教育，与忽必烈相比他的汉化程度更深，再加上真金年纪较轻，越是年轻的人越容易沉迷于理想中的宏大愿景，真金太子非常认可儒生群体的意见，同样认为阿合马只是一个得势的无德小人，不该让他继续身居高位。

但是，尽管太子真金多次在公开场合与阿合马对着干，却并没有改变忽必烈继续重用阿合马的现实。

在重大问题上，阿合马的话甚至比太子真金更有分量。

西汉时期，负责为武帝在民间搞钱的所谓“酷吏”群体也与太子刘据不合，并最终酿成了巫蛊之祸。

同样是“义”、“利”之争，同样是太子参与进来，但这次结局正好相反，太子没死，至少没因为这次事件而死，但那个倒霉的“酷吏”头子，却死于一个“假太子”之手。

以下的事情实在是太过荒诞了。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忽必烈前往上都，太子真金陪同，接下来就是《元史》里记载的阿合马被杀的全过程了，相当的具有戏剧性：

当时在益都有一个千户，叫王著，据说他嫉恶如仇，对于阿合马横征暴敛的疯狂行为极度不满，欲先杀之而后快。

王著找来了一个帮手，是一个姓高的和尚，二人决定联手除掉祸国殃民的阿合马，为此王著还特意做了一个大铜锤，准备用它来结果阿合马的性命。

二人利用高和善僧侣的身份，带80余人入大都，谎称自己是太子的使者，太子准备回京办佛事，这群人一面来到阿合马所在的中书省，要求其购置佛具以方便太子的佛事，一面派出另一队则前往枢密院假传太子旨意要求枢密使派兵前往中书省。

王著派往中书省的人本来已经引起了怀疑而被扣下，但是由于枢密副使张易被唬住了，真的带兵来到了中书省，这个架势又把已经起了疑心的中书省官员给唬住了，王著以太子特使的身份要求所有中书省官员到东宫门前等候，中书省官员照做了，但阿合马本人还是起了疑心，他派脱欢察儿等几人前往上都去查明情况。

这群人正好撞见了王著手下的一行人，这群人中有一个伪装成了真金太子，他严厉责备脱欢察儿无礼，随后把这群人全杀了。

这群人随后来到东宫门前，那个伪装成太子的人神形确实很像，所以骗过了绝大多数官员，他来到东宫门前大声责骂中书省官员，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喘，随后阿合马被叫了出来，王著用事先准备好的大铜锤一锤就送阿合马上了西天。

太子当街杀宰相这事太过反常，有人开始怀疑是骗局，反应过来的卫兵们将这群人剿灭，王著被抓。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忽必烈当然十分愤怒，他命令把王著、高和尚处死，并剁成肉酱，据说王著死前非常英勇，大喊：阿合马是奸臣，我是为民除害。

元朝最有名的一名理财官员阿合马以这样的方式退出的历史舞台，着实是有些荒诞。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场无比滑稽的刺杀中的几个元素吧。

刺杀案的主谋王著的身份是千户，千户是蒙元统治者统治汉地而设立的一种特殊职务，其不仅能管理当地百姓，甚至还管理一定数量的军队。

千户王著是妥妥的地方豪强。

其实从这次刺杀的全过程，我们也能看出一些关于王著身份的端倪。

这次刺杀准备的可谓相当充分，为了这次暗杀，他们出动了不少于80人参与其中，而且由于他们要模仿的人可是当今太子，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如果想让别人真的相信，你就真得搞出类似于天子的仪仗。

那个模仿真金太子的人即便到了东宫门前还未被立刻认出，足见这次王著集团选人的巧妙。

从以上种种，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千户王著在当地是拥有巨大能量的，而他这样的有能量的地方豪强，恰恰是与朝廷争夺土地、人口的主力军，他们是典型的阿合马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

而他的合作者高和尚身份也很特殊，僧侣原本是不用交税的，阿合马改革后，他们得交税了。

王著和高和尚说阿合马横征暴敛，从他们自己的角度讲，这个说法也确实没什么毛病，毕竟他们的钱确确实实被拿走了嘛。

《元史》是以一个“义侠”身份去记录王著的，似乎他如此大费周章刺杀阿合马只是为了所谓的“大义”。

但通过对王著身份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王著、高和尚刺阿合马案，本质上讲是一个旧利益集团的反扑，是元帝国朝廷要收回地方势力经济权力时后者进行的激烈反扑。

王著虽是在地方有一定能量的地方实力派，但是距离帝国的权力中枢还有着相当远的距离，在一个制度健全的王朝，各个利益集团的争斗只会表现为朝堂上的各怀鬼胎的“义”、“利”之辩，绝无可能上演地方势力直接用暴力手段送走朝廷命官的戏码。

王著刺杀阿合马一事，一方面可以看出元帝国统治的粗狂，另一方面也见证了地方势力能量的强大。

阿合马之死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地方势力敢于如此堂而皇之地杀掉自己任命的宰相，这一点直接让忽必烈对于儒士提出的那一套治国理念产生严重怀疑。

忽必烈对于汉人的信任度降低，他前半生一直主导的汉化改革也被中断，而这些连锁反应又间接导致了熟悉汉法的真金太子的郁郁而终。

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汉人地主集团以一种看似很聪明的办法反击了损害他们利益的“理财派”官员，但天下大势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而逆转，种下了恶之花，就得承受随着而来的恶之果。

阿合马死后，忽必烈依旧会派其他的理财官员去收税，只是由于忽必烈汉化改革的信心丧失，蒙元王朝在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这些重要问题上的做的都不好。

这直接导致了蒙元王朝将一直以一个“散装”的形式存在，蒙元王朝国运的短暂也因此埋下了祸根。

而那些看似保住了自己利益的汉人豪强们，他们鬼使神差地将自己的命运与一个注定失败的帝国绑在了一起，待一个世纪后那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出现，他们只能变成螳臂当车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