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伯源先生讲：昌邑王贺即位27日后废，其真正的原因是昌邑王贺与霍光争权。吕思勉认为：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宋超认为：刘贺的立而复废，症结也不完全在于其行为不端，而是与霍光争权密切相关。黄今言和温乐平认为刘贺被废，有刘贺行为不轨、霍光把持朝政、朝野存在一股支持宣帝的政治力量三个原因。臧知非认为刘贺被废是权力斗争失败的结果，但刘贺不仅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也是这场权力斗争的发起者和责任人。孙晓从经学的角度谈刘贺的废立，认为刘贺被废的真正原因是只用自己200多个旧臣，不信任霍光政治集团，也不信任可能是霍光对立面的朝中大臣。

符奎认为对霍光立废刘贺的评价，应当走出权力斗争说的窠臼，刘贺的特立独行，对整个政治体制乃至汉王朝的稳定都造成威胁，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威胁汉王朝的稳定与命运，从而被废。卜宪群从政制、政事及政治三个方面讨论刘贺立与废，认为刘贺被废与“内朝”政治有关，与昭帝时霍光形成“政事一决于光”的权力格局相关。王子今从宗庙的角度来讨论刘贺的政治沉浮，认为是否“可以承宗庙”是帝位继承人选择的决定性要素。

邹水杰从昌邑群臣的角度来讨论刘贺被废的原因，刘贺政治能力的缺失，昌邑群臣并没有掌握长安的权力，从而被废。张朝阳从法制的角度看待刘贺被废的过程，认为霍光推动汉朝群臣通过严肃的程序，公开、和平地罢黜皇帝刘贺事件具有一定的法制特色。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刘贺欲提携昌邑群臣，而夺霍光之权，霍光为自保而废刘贺。也就是说，权力斗争始于刘贺，而霍光是在为保自身权力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废除刘贺。

汉文帝和刘贺入主长安，都是藩王继位，都面对权力转移的问题。刘贺面对的是霍光，汉昭帝驾崩后，政事一决于光。霍光辅佐汉昭帝，目的是什么？霍光是为了汉朝繁荣昌盛，还是为了权力集中于一己之手？从史料来看，霍光是为了“政事一决于大将军光”。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病崩，汉昭帝刘弗陵继位，年仅8岁。霍光和其他辅政大臣一起辅佐汉昭帝。

霍光初辅昭帝，权势未能一手遮天，还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的掣肘。“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 。为了将权力集于自己，霍光欲夺皇帝玺印。“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在封建王朝，皇帝玺印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拥有皇帝玺印，谁就拥有最高权力。霍光想夺皇帝玺印，不论其是否有夺皇位的想法，霍光想通过控制皇帝玺印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

上官桀

霍光夺玺印不成，为了将权力集于一身，利用汉昭帝将其他托孤大臣打倒。《汉书・昭帝纪》记载：“初，桀、安父子与大将军光争权，欲害之，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光罪。时上年十四，觉其诈。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敢有谮毁者，坐之。’光由是得尽忠。”汉武帝托孤的大臣有哪几位，《汉书》记载不一。《汉书・宣帝纪》说：“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

《汉书・霍光传》记：“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汉书・车千秋传》：“后岁余，武帝疾，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而《汉书・霍光传》复载侍中王忽语“安得遗诏封三子事”，三子指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汉书・金日磾传》载：“及上病，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日磾。日磾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于是遂为光副。”《汉书・孝昭上官皇后传》载：“武帝疾病，以霍光为大将军，太仆桀为左将军，皆受遗诏辅少主。”

从《汉书》记载来看，托孤之臣有可能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车千秋五大臣鼎力辅佐。汉武帝如此安排托孤人选，这样使内外朝互相牵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为内臣，而丞相车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属于外臣。

在汉昭帝时期，霍光为了进一步将权力集中于自己，便与其他功臣展开了权力斗争，政治家之间的斗争打破了权力平衡的局面。金日磾在汉武帝托孤两年后去世；车千秋放弃权力，明哲保身。《汉书・车千秋传》记：“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政事一决于大将军光”。上官桀父子伙同桑弘羊、燕王旦和盖长公主等人，欲谋反，后计划失败，伏诛。“九月，鄂邑盖长公主、燕王旦与左将军上官桀、桀子骠骑将军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谋反，伏诛。”霍光尽诛上官桀父子、桑弘羊等。从此，在汉昭帝一朝，政事一决于光。

霍光扶持汉宣帝继位之后，为进一步集中权力，将朝中各主要军政岗位都归于霍光的亲戚或亲信，正所谓“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汉书・霍光传》记载：“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亲信方面。杨敞，丞相，“给事大将军莫府，为军司马，霍光厚爱之”。蔡义，丞相，“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杜延年，太仆，本大将军霍光举荐。张安世，车骑将军，“昭帝继位，大将军霍光秉政，以安世笃行，光亲重之”。赵广汉，京辅都尉，“初，大将军霍光秉政，广汉事光”。

霍光

汉宣帝即位之后，霍光已将权力尽收己手，以至于“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自己的亲属尽掌军政大权，以至“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即使霍家权倾朝野，但霍光的妻子霍显还毒杀了许皇后，让霍光的女儿为皇后。霍光死后的葬礼也超出了规格，有金缕玉衣和黄肠题凑。

所以，霍光不论辅佐哪位皇帝，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将权力集于己身。通过打击异己，培植亲信、任人唯亲，达到权隆于主，势陵于君，独揽朝纲的目的。

既然霍光辅佐汉昭帝和汉宣帝，都是为了独揽朝纲。那么，霍光在昭帝驾崩后另立新帝，其目的也是权集于己，不能大权旁落。

汉昭帝驾崩后，无子嗣，后立昌邑王为帝，但昭帝驾崩后，与昌邑王被立之时，两者隔了43天。《汉书・昭帝纪》载：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宫；《汉书・宣帝纪》：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曰皇太后。“四月癸未”，根据陈垣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四月十七日；而“六月丙寅”，根据陈垣先生所著《二十史朔闰表》推算为六月初一。两个日期相差43天。

帝位空置四十三天，当然有举办汉昭帝葬礼的原因，也有征刘贺至长安的时间。但从刘贺至长安所用的时间，可以窥其一二。《汉书・武五子传》记：“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王子今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刘贺这段行程换成今天的速度，时速应在18.7公里或至28.1公里。同是宗藩入继型，从汉成帝崩至汉哀帝继位，用了二十天的时间。《汉书・成帝纪》：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宫。《汉书・哀帝纪》：“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 。关键汉哀帝的封地在定陶。《汉书・哀帝纪》记：“孝哀皇帝，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岁嗣立为王” 。而昌邑在定陶的东面。两者相差一百三十五里。《汉书・武五子传》：“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

霍光

陈梦家认为：汉代日中为正午一段时间，相当于13时，晡时在日昳之后，相当于15时至16时左右。而这135里，来回也就一天的距离。况且汉哀帝继位并不着急，在路上所用时间必多于刘贺。汉哀帝继位用时20天，而昌邑王继位用了43天，两者相差23天。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霍光在昭帝驾崩后选谁为帝时犹豫不决，考虑了很久。那么，霍光在忧虑什么呢？当然，霍光忧虑的是，皇帝没选好，轻则权力尽失，重则身首异处，全族覆灭。汉文帝继位后的殷鉴不远。

从汉昭帝之前的西汉历史来看，宗藩入继的情况只有汉文帝。汉文帝即位当夜，就夺取了南北军，取得了京城卫戍部队的领导权；又以张武为郎中令，取得了宫廷戍卫的权力。《史记・孝文纪》记：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拥立汉文帝继位之大臣虽受到了封赏，但也逐渐退出权力的中心。后来，也有功臣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绛侯周勃后期无故下狱，后经受狱吏提醒，由薄太后说情，才能勉强保身。“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霍光明白，自己不仅是立一个皇帝，而是立一个皇帝集团。霍光为了保证自己权力不受损害，为了不为他人作嫁衣裳，霍光要找的是一个能绝对服从他的皇帝。而这样，皇帝的候选人则必须听命于己。汉昭帝驾崩后，从史料来看，纳入皇帝候选人的有广陵王刘胥和昌邑王刘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载：“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特广陵王……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而霍光之所以违背群臣的意见，违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制度，正是由于刘贺比刘胥更好控制。但除了刘胥和刘贺两个候选人，有没有可能有第三个候选人呢？

西汉中后期，谶纬观念盛行，皇帝的确立也与谶语有关。昭帝时期也有一条关于“公孙病已立”的谶言，而这条谶言，印证了汉昭帝之后皇帝的确立。《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汹汹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袄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子为郎。”

那么，汉宣帝为什么征眭弘之子为郎，是不是有可能与眭弘曾为汉宣帝解释的谶言有关？其中“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与“病已”和汉宣帝刘病已的特点相吻合。张小锋也认为，公是指戾太子，孙是指刘病已 。胡三省注曰“公孙病已立”为“宣帝兴于民间之符”。谶言出现后，霍光恶之。这说明霍光知道“公孙病已”的存在。

霍光

霍光在昭帝时期独断专权。“公孙病已立”的谶语必然威胁霍光的统治，按西汉深信谶语的风尚，霍光肯定会去找到“公孙病已”，并消除威胁。就像汉武帝在晚年，方士讲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为保证汉家江山的稳固，即将罪犯统统处死。

那么霍光有没有可能知道刘病已的存在呢？首先，朝中众多霍光亲信大臣知道刘病已的存在。《汉书・外戚传》记载：“贺弟安世为右将军，与霍将军同心辅政，闻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贺止。”《汉书・杜延年传》记载：“帝崩，昌邑王即位，废，大将军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议所立。时，宣帝养于掖廷，号皇曾孙，与延年中子佗相爱善，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

从此可看出，在汉昭帝时期，霍光的心腹张安世是知道刘病已的存在，也知道他是汉武帝的曾孙。杜延年通过其子佗也知道曾孙刘病已的存在，并且在刘贺被废后，劝霍光和张安世立刘病已为帝。这说明，刘病已当时作为汉武帝的曾孙是众人皆知的事情。知道他的身份，更知道他现处于何处，了解他的品性。

霍光的另一宠臣丙吉也知道刘病已的存在和身份，并且丙吉一直以来在保护刘病已。《汉书・丙吉传》记：“贺即位，以行淫乱废，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吉奏记光曰：‘将军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属，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庙群生之命在将军之一举。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览其议，遂尊立皇曾孙，遣宗正刘德与吉迎曾孙于掖庭。”

刘贺被废，霍光与张安世等大臣讨论立谁为皇帝，没有结果。后丙吉推荐刘病已，霍光才接受立刘病已为帝。仅从此来看，霍光在立刘病已为帝之前，似乎并不知道刘病已的存在。

刘病已

如果认真分析就会发现，霍光立刘贺为帝之前是有可能知道刘病已的存在。昭帝贺崩，无子嗣。这时霍光就必然会思考皇帝继承人。汉武帝共六个儿子。昭帝无子，无法实施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只能用兄终弟及制。昭帝的兄弟，只有广陵王刘胥，刘胥不能继承帝位，那么其儿子也不行；接下来，只能在昭帝侄子当中选了。戾太子两个儿子均亡；齐王刘宏无子；燕王刘旦在昭帝时期谋反，被排除；昌邑王刘髆只有一个儿子刘贺。

对于霍光，一个政治家在思考废掉刘贺帝位之前，他肯定要考虑继承人。广陵王刘胥因难以控制被否；燕王刘旦因谋反被否；刘贺这一支因其已废也不行；齐王刘宏这一支因无子嗣也不行。所以只能从戾太子刘据这一支寻找了。霍光不太可能再去汉武帝的兄弟中找继承人了。

从霍光从政的习惯来看，一般他的意思他自己不表达，要借人之口。立刘贺之时，欲废长立幼，跳过了广陵王刘胥，但霍光喜欢借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意图。《汉书・霍光传》说：“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

在昭帝幼时，有“公孙病已立”的谶言，霍光恶之，又杀了解释谶言之人，说明霍光是知道“公孙病已”的存在；霍光的宠臣张安世和丙吉都知道刘病已的存在，霍光是知道刘病已的存在；况且重立新帝，国之大事，不可能丙吉上一书，霍光就确定刘病已为帝。立刘贺为帝时，还走了与群臣商议这一过程。立刘病已为帝是霍光深思熟虑的结果，只不过借丙吉之口说出。刘贺只做了27天的皇帝，时间比较短，刘病已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被霍光接纳为皇帝，事先肯定对刘病已做过一番了解。况且霍光在欲废刘贺时，必须想好谁为新帝。这一切都说明，霍光在昭帝时期就知道刘病已的存在。

也就是说，昭帝驾崩后，霍光面临三个选择，一是广陵王刘胥，二是昌邑王刘贺，三是戾太子孙刘病已。刘胥因难控制已被排除，霍光只会在刘贺和刘病已之间选择。那么，来比较刘贺与刘病已成为皇帝候选人的优劣势。

刘贺

刘贺的优势只有一个，而劣势却有很多。刘贺的优势是其为昭帝的侄子，从宗法制来看，刘贺的排序是靠前的。因刘胥被否，刘贺就是最佳继承人。但刘贺的劣势却有很多。其一，汉武帝时期刘髆参与到争夺太子位的权力斗争，使霍光对于刘髆一脉存在一种排斥心理。戾太子刘据薨逝后，齐王刘宏薨。“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例狱”。广陵王刘胥“多过失”。戾太子薨逝后，只有刘髆和刘弗陵争帝位。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氂巫蛊武帝，欲立刘髆为帝，后东窗事发，刘髆也与帝位无缘。而霍光辅佐刘弗陵继位，对刘髆的儿子刘贺会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担心。

刘贺最大的劣势是他比刘病已更难控制，更有实力。刘贺被废之后，霍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将刘贺的势力清除干净。这说明刘贺在封国时实力不俗。而刘病已起于布衣，养于掖庭，除了丙吉有抚养过他之外，再无其他。况且，丙吉也是霍光的宠臣。所以，刘贺比刘病已更难控制，比刘病已更有实力。刘贺作风不好，“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贺动作多不正”等。

刘病已可谓劣势较少，优势很多。刘病已有三大劣势：其一，从宗法制来看，他是昭帝的孙子。霍光可以废长立少，但一连跳过刘胥、刘贺，似乎并不合理；其二，霍光在出现“公孙病已立”的谶言之后，认为这是妖言，将眭弘杀了。如果刘病已为帝，对霍光势必有防范之心。其三，刘病已是戾太子之后，汉武帝和昭帝并未对戾太子进行全面的平反。立刘病已的优势有四。

其一，符谶纬之言，即符合天意。既符“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又符“公孙病已立”两条谶言，这在谶纬学说盛行的西汉极有影响力；其二，刘病已毫无外部势力，布衣之身，没有汉文帝、刘贺那样的利益集团，不存在立一皇帝，即立一个利益集团的隐忧。况且刘病已的恩人丙吉也是霍光的亲信；其三，霍光和刘病已有血缘关系，刘病已的爷爷是刘据，而刘据又是卫子夫所生。卫子夫是卫青的三姐，卫青是刘据的舅舅。霍去病是卫青的二姐卫少儿的儿子，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霍光是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所以，霍光与太子刘据都是卫青的外甥，所以，刘据是刘病已的爷爷，那么霍光是刘病已“表爷爷”了。其四，刘病已的名声很好，“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

霍光不论选谁，都很难达到完美。霍光从“谁最好控制，谁实力最弱”的标准来衡量，会更倾向于刘病已。可宗法制的阻碍和对刘病已的担心，使霍光选择了刘贺为帝。霍光立刘贺为帝，还是有权力丧失的担心，因为刘贺有效法汉文帝的可能性。立刘贺为帝，如果刘贺听命于己，那皆大欢喜。如果刘贺欲与霍光争权，则废掉刘贺，这样又可能在下一任皇帝面前“杀鸡儆猴”，即使立了刘病已，也能使刘病已完全听命于霍光。

刘恒

从此可知，霍光在汉昭帝驾崩后，对于选择立谁为帝曾犹豫再三。在排除汉武帝儿子刘胥之后，昌邑王刘贺与刘病已都有可能是皇帝的候选人。根据霍光“谁最好控制，谁实力最小”的选择标准，刘病已更占优势。但囿于宗法制的制约，不可能越过汉武帝的儿子刘胥之后，再越过汉武帝的孙子刘贺，直接选择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昌邑王刘贺就力量而言弱于广陵王刘胥，但也有足够的力量，也是一个力量集团，也有可能让霍光大权旁落，汉文帝的继位已是前车之鉴。而刘病已孤身一人，起于布衣，即使是刘病已的恩人丙吉，也是霍光的心腹。刘病已又自带“谶纬”的光环，所以说，刘病已也应是皇帝的候选人之一。

从废立刘贺的时间线来看，很难看出霍光立刘贺为帝的诚意。刘贺为帝27天被废，但霍光废刘贺的想法很早就有。《汉书・夏侯胜传》说：“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刘贺为帝27天，十余日前，霍光与张安世使开始商量废帝。虽不知十余日具体天数，但说明刘贺为帝约15天左右时，霍光与张安世开始商量废帝之事。《汉书・霍光传》又记：“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

霍光与张安世商量废立之事在后，与田延年商量废立之事在前。虽然不知两者相差多少时间，但可推测的是霍光与田延年商量废立之事，可能在刘贺为帝十余日之后。这就说明，霍光自己想废刘贺的时间则更早，可能在刘贺为帝几日之后。霍光立刘贺为帝，事先肯定对刘贺进行全方位了解，而且在汉景帝之后，诸侯王国四百石以上官员都由中央朝廷派遣，作为“政事一决于光”情况，霍光对刘贺“不好书术、好驰骋”等品行应有所了解。刘贺继位仅几天，霍光就起废立之心，很难看出霍光立刘贺为帝的诚意。

霍光不论立谁为帝，都有大权旁落的可能。为了消除这种可能，霍光在立刘贺为帝之前，就已经进行了布局。刘贺权力斗争失败，“昌邑群臣二百余人悉见杀”，但有两个人未被杀，“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从此可得，王吉和龚遂因为曾经向刘贺进言，要刘贺改正失德之行，而免于死刑。从官职上看，王吉为中尉，龚遂为郞中令。历史似乎有着惊人的巧合，汉文帝同是藩王继位，汉文帝之所以能成功夺权，正是得益于中尉宋昌及郎中令张武。

而张武和宋昌，则在汉文帝夺权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汉书・文帝纪》说：“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汉文帝入主未央宫，则让宋昌掌握南、北军，即掌控守卫宫廷及长安的武装力量。让张武为郎中令，安作璋、熊铁基认为郞中令实为皇帝的顾问参议、宿卫侍从以及传达招待等官员的总首领，或者说是宫内总管。也就是说，汉文帝通过中尉宋昌及郎中令张武，夺取了长安和宫廷之内的军权，巩固了帝位。

李广利

刘贺的父亲刘髆是汉武帝与宠妃李夫人所生，巫蛊之祸前后很受宠爱，有可能成为汉武帝更换太子的人选，后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氂密谋立刘髆为太子，事情败露，李广利投降匈奴，刘屈氂被族灭，刘髆也因此而失宠，丧失了成为太子的机会。但无论如何，昌邑王刘髆曾经作为太子候选人之一，昌邑王国本身也会拥有一定的实力，昌邑群臣二百余人即是体现。这必然会引来朝廷的注意与防范。汉景帝以后，诸侯王国定制四百石以上官吏均由中央派遣，王国仅得自置四百石以下官。中尉在中央政府，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规定为二千石。安作璋、熊铁基认为：王国中尉，位比傅相，秩二千石。郎中令，汉武帝改郎中令为光䘵勋，王国仍名郎中令，减秩千石，后更为六百石。也就是说，昌邑王国的中尉和郎中令皆由中央朝廷任命。

中尉王吉也有过任中央郞官的经历。王吉字子阳，琅琊皋虞人也。少好学明经，以郡吏举孝廉为郎。龚遂昌邑郎中令之前所任官职，未见史载。王吉和龚遂常直谏刘贺，行为要合乎礼制法度。除此之外，作为昌邑王国的中尉和郎中令，竟均建议刘贺要远离昌邑群臣，甘当傀儡。

《汉书・武五子传》说：“陛下左侧谗人众多，如是青蝇恶矣。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谗谀，必有凶咎。愿诡祸为福，皆放逐之。”从此可看出，龚遂认为自己与昌邑故人有别，昌邑故人是祸害，要远离，要亲近先帝大臣，即要亲近霍光。王吉也是如此，《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说：“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吉说得更加直接，赞扬霍光，建议刘贺政事皆听命于霍光，要甘愿为傀儡。从此可以看出，中尉王吉和郞中令龚遂与昌邑群臣还是有区别，昌邑群臣与刘贺相谋，考虑如何夺取霍光的权力；而王吉与龚遂与昌邑群臣不同，他们劝刘贺依靠霍光。况且，刘贺入主长安之后，除了任命王相安乐为长乐卫尉，并没有其他夺权之举，也没有学汉文帝利用王国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来夺权，是不是也说明王吉和龚遂不是刘贺的亲信，而是霍光的亲信？由此可见，昌邑国中尉王吉和郎中令龚遂免死，他们又是朝廷派遣至昌邑王国的官员，又劝刘贺依靠霍光，远离昌邑群臣。朝廷任命王吉和龚遂为昌邑国中尉和郎中令，是不是霍光为了防止刘贺按汉文帝路线夺权所进行的权力布局。也就是说，立刘贺为帝，即使刘贺拥有一定的实力，在霍光这种权力的布局下，刘贺没有办法按汉文帝路线夺权。

霍光对于刘贺的防范不止于此，在皇帝继位过程中，刘贺未谒高庙。西汉时期，皇帝即位存在“即天子位”与“即皇帝位”两个步骤，“即天子位”意承接“天命”，需“谒高庙”；“即皇帝位”指权力传承，获得皇帝印绶。只有这样，其皇位或权力、身份合法性方被确认。刘贺仅“受皇帝玺绶”，只完成“即皇帝位”，并未“见命高庙”，获承“天命”。有学者认为，从西汉皇帝的即位过程来看，刘贺之所以未见命高庙，是西汉中前期并未形成固定时间的“谒高庙”礼制。但所对比不是西汉中前期所有皇帝的即位过程，而应对比的是霍光在辅佐三个皇帝时所“谒高庙”的时间。从中可以看出霍光未让刘贺谒高庙是有意为之。《汉书・昭帝纪》说：“后元二年二月上疾病，遂立昭帝为太子，年八岁。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这表明，汉昭帝即皇帝位与谒高庙在同一天，即后元二年二月戊辰（前87年二月十五日）。《汉书・宣帝纪》说：“庚申，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已而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谒高庙。”这表明霍光立汉宣帝，即皇帝位与谒高庙在同一天，即元平元年（前74年）七月庚申。

从史料上看，霍光辅佐汉昭帝、刘贺及汉宣帝三个皇帝继位，在他们的即位仪式中，唯独刘贺未谒高庙。从这可以看出，霍光让刘贺未谒高庙，是有意为之。刘贺未谒高庙使得刘贺即位未合法，这是霍光为合法废除刘贺帝位埋下伏笔。刘贺被废时，未谒高庙，让刘贺合法被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从此来看，霍光不让刘贺“谒高庙”，就是防止刘贺夺权的布局。刘贺被废诏书得到了上官皇太后的认可，可上官皇太后只有15岁，又是霍光的外孙女。上官皇太后也是霍光权力不容旁失的保障之一。

霍光

刘贺被废，原因是权力的斗争，学界已成共识。对于刘贺罪证，吕思勉认为：史所言昌邑王罪状，皆不足信。廖伯源也认为刘贺的罪状皆不足信，尤其重点论述了“行淫乱”罪名是霍光强给刘贺的罪名。李振宏认为班固对刘贺罪状的记载是可信的。不管刘贺的罪状是否真实，刘贺被废后的局势使霍光的权力达到鼎盛。

刘贺被废后，本应徙至房陵县，可又改为昌邑故地，又给封邑。《汉书・霍光传》说：“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太后年幼，不知世事，此乃霍光之意。从权力之争的角度来看，将刘贺徙往房陵县，会使刘贺变成孤家寡人，势力尽无，对霍光及汉宣帝来说，都是利好。可霍光不仅将刘贺放归故国，后又将所有财物俱还刘贺。“废贺归故国，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刘贺归故国，又加王家财物，这不是放虎归山吗？刘贺在与霍光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刘贺回到故国。刘贺在昌邑毕竟还残存一些力量，是完全有可能蓄积力量，重整旗鼓。汉宣帝继位之后，是非常忌惮刘贺的。“上由此知贺不足忌”。

霍光保留了刘贺一定的实力，这是不是霍光要给下一任皇帝活生生的警告？毕竟任何一人继承帝位，都希望权力掌握在刘氏手中，而不应掌握在霍氏手中，姓氏之争自古就是争夺权力的核心。废除刘贺帝位，是让下一任皇帝看到，霍光能立，亦能废，必须听命于霍光；将刘贺放归昌邑，并且不完全削弱刘贺的势力，是告诉下一任皇帝，还有一个刘贺可用。这也使汉宣帝明白自己的处境，完全听命于霍光。作为皇帝，为什么会害怕一个被废的帝王，当然是怕自己会被刘贺取而代之。所以，汉宣帝不得不完全听命于霍光，即使自己心爱的许皇后被毒死，也只能不了了之，之后，又不得已娶霍光的女儿为皇后。

霍光为保证权力不被削弱，通过控制昌邑王国掌握军权的中尉王吉和掌握昌邑“禁军”的郎中令，来防范刘贺按汉文帝路线夺权；又故意在刘贺继位之时，不让刘贺“谒高庙”，使刘贺继位不合法，从而使刘贺被废“合法化”。又通过将刘贺贬回昌邑，归还财物，使刘贺保存了一些实力，从而使后来的汉宣帝对刘贺产生忌惮。而霍光的这些布局，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会失去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