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传统礼制中地位最高的是郊祀、太庙祭祀。汉族祭祀庄重有秩序，讲究“天人合一，天赋皇权”是“天服务于人”的仪式，其在“国礼”及崇拜自然，“无一事不归于天”，在充满自然与无序的蒙古文化影响下，祭祀制度如何改革能够体现意识形态的改变，祭祀制度过程中的文化交流也推动了各方面的发展。

元朝蒙古国是元朝中国中国历史地理上唯一由蒙古少数民族以蒙古族人口为主体共同建立下来的民族大一统国家，因此对祭祀的研究对了解元朝意识形态特点有着重要作用。

图：元朝祭祀

元朝时期民间各种祭祀祖先仪式，都基本上严格的按照约公元中国年元王朝立国初年及我国汉族祭祖传统礼制进行。包括祭祀的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岳镇的海渎神以及风师、雨师、雷师。

首先，在安排进行传统郊祭地典礼地点的具体地域方面，也应尽量大体上地按照在我国古代前几代王朝的礼仪传统上和当时礼制规律而进行具体安排确定的。

从其时间地点顺序选择上还可以略看，在公元中国年之前，中国传统郊祭天地典礼地一般应是都会选择在当时唐代王朝京师都城之南、北隅的二郊地之内进行。

内容方面，在元朝忽必烈即位之后，元代开国皇帝的大部分天地同时接受祭祀。《明太祖实录》资治通鉴卷三十亦有载：成宪宗大德祐六年春(1302年)正月建坛合祀祭天地五方，九年二月始立天坛南郊，专祀昊天上帝，泰定年间中秋又举行合祀祭。

后来蒙古与汉族双方贵族相商讨，发现没有具体文献指出是否合祭，于是便决定只祭天，不再合祭。

图：成吉思汗画像

可见，对于祭祀地点和合祭与否，都是参考汉族前朝的制度内容而定，所以在郊祭方面大体是对汉族传统祭祀的承袭。

其次在太庙祭祀方面，制度框架依汉族传统。太庙于蒙古忽必烈即位三年半后，在蒙古忽必烈至定的元统一元年(1264年)的春至十月，奉安神主于国号太庙，初定其国号为太庙于蒙古实行了七皇室制。将皇室人员按照辈分进行分七室。

冬天的十月，成吉思汗的祭祖礼是在太庙举行，从此以后中原王室与蒙古王朝两代的宗室大臣，由民间祭祀自己祖先的祭祖活动，开始了正式地转入了到了中原时代的王朝的祭祖轨道。

最后在社稷祭祀方面，将儒家思想融进祭祀制度。元宣统圣庙，即太祖也是于成吉思汗即位时始就设置于此燕京内的。忽必烈即为忽必烈汗王时期对宣圣庙的各种祭祀仪式均已并逐步形成一套礼仪制度。

图：元朝建立的孔庙

所谓祭世祖者一说，即为上命诸公举礼祭其事，公为祭祀祝文之时，行三礼鞠躬以献礼。礼毕，进奉胙酒醴于殿上。上既饮福，熟食其酒胙，命公及左右均沾受上之所厚赐。自是春秋二仲，岁号以为常矣。盖史闻上公之所以能尊师法而重道者，实公有以启之也。

元朝人宫廷举行首次全国性大规模的郊野祭祖宣圣，始于自南宋末年至南宋兴元至十年三月(1273年)闰正月。这年定为阴历春季三月，以公元中书省为年号命为春秋释奠。执事官各自穿着工服，儒生们穿着传统儒家服饰。到了德保帝大德元年(1308年)的夏秋七月诏加号于孔子。

图：宿迁孔庙

皇庆大德庆二年(1313年)夏春夏六月用许衡从祀，又用先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以吕祖谦等为从祀。

延元祜帝祐至延德三年孟秋六月(1316年)春夏秋七月，下诏敕诏设宣圣祠以春秋祀释奠，并分别配以颜子、曾子等、子思等、孟子等配享。至大顺昌符元年八月十六日(1330年)闰正月，以汉儒董仲舒等为从祀。后元几百年历史来元廷也先后又加封过这一些的先圣先儒。

所有上述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并反映出了，至少在后元代灭亡以前的蒙古后元历代统治者他们的臣民对这些后元儒思想的接受态度，反映表现出到了接受后来元代他们的汉化思想的程度。

在我国元代民间官府传统祭祀礼仪及其他中国汉族传统节日，汉族民间宗教传统祭祀活动仪式方面，流行着的就是先圣神的传统民间道教祭祀，先圣神又是包括祭祀了远古三皇、宣圣帝神的传统官府宗教祭祀。元朝成立时官方所载主要是采用三皇祭祀用的神灵主要是黄帝神农和伏羲、神农神农即神农、黄帝。

图：蒙古祭祀像

在我国元代民间文献史籍记载中，就有多载引用的是有关元地方官府民间祭祀用的三皇神灵之例。元廷又有这样一份文件中详细记载称：湖广等处行号为中书省者，为祭祀三皇，自汉初唐末以来载在祀典、依释奠至圣文宣王礼仪官为三皇之致祭礼仪相应，咨奏请元皇帝依其行例施行，准奏于此。文献的记载文中又特别注载，三皇之一忽必烈对其神农之致祭礼仪尤为重视。

图：忽必烈观祭祀像

至元至德历九年春六月十九日(1272年)中书礼部有一文件奏称：神农，谓高辛已上系圣帝明王及三代开国之主，皆以其功及万世，故泽被生民。故历代皆有载之于祀典，礼义未尝得一而废，拟请敕准令其所在官司每三年复一祀祭。

高辛，亦即为古时期中国之帝王、号之为帝喾，黄帝及颛顼氏之祖玄曾孙，尧王氏之族父。可见，在祖先认同方面也受到了汉化

从框架的承袭到内容的吸取最后再到将儒文化融合进祭祀制度中，这个渐进的过程可以反映蒙古统治者们不断汉化的过程。

图：成吉思汗打下的国家地图

由于当时蒙古帝国内的大贵族们还大多还是生活住在一个偏远地区，受到古老的中原儒家礼仪文化的影响很小，所长期形成起来的皇家太庙祭祀制度也在这个中原地区国家看来仍是相当杂乱无章，毫无大国威严的。

到元朝忽必烈即位后的很多年，仍然是：“宫阙未立，朝仪未定。凡遇称贺，臣庶无问贵贱，皆集帐殿前。执法者厌其多，挥杖击之，逐去复来，顷刻数次”。可见蒙古文化对汉族传统祭祀内容产生了冲击。

成吉思汗墓的文化祭祀，是我国蒙古及元代蒙古王朝的蒙古人的一项极其重要且盛大持久的宗教文化及祭祀文化庆祝的活动。成吉思汗曾以自己一生中之最戎马倥偬，统一了建立统一了当时世界各族近百部落的政权联盟和多民族，奠定并建立起了成吉思汗的横跨整个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的统治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蒙古族伟大的人们共同体思想也从此孕育而最终形成。

图：蒙古传统祭敖包

在我们后世无数蒙古氏族人民之心中，都被树立上了其神圣和崇高而庄严无比的英雄形象。他在母亲的过世的两年后，蒙古人也已不再只单纯地把他的自己视作只是一名很普通的人，而一定要重新把他母亲本人也当作了世人心目中最敬仰的那样一位的神灵，顶礼膜拜着他们心中的那圣主。

当时正是由于很多蒙古人当时还在相信，天上也永远都只有这另一个长生天，地上从来就都只有这其中一个君主那就是成吉思汗父亲本人了——就是蒙古的天子。所以就从成吉思汗他父亲的死后才开始不久，窝阔台汗的统治时期人民间就都陆续有人开始去进行祭祀来纪念这位成吉思汗。

蒙古人主要是会用一些属于他们的民族自己特有的一些崇拜的方式，去祭祀成吉思汗崇拜的他自己母亲的那一位神灵，他们主要就是成吉思汗为纪念他去做出来的那么一个偶像。

他们有时也必须向蒙古人成吉思汗的这个祭祀的偶像深深一鞠躬，像向他们祖先向天上诸神的深深的鞠躬礼时的一样，而且在有时他们可能还要想让他们那些当时正在前来访问他们的或他们自己国家上的以及许多的其他蒙古王公贵族们也都能这样做。

可见到在贵由大汗时期，蒙古人对成吉思汗的这种祭祀的偶像，已经在渐渐中形成并且具有它自身一定社会规模的社会组织和规模形式及供养的制度。

图：成吉思汗画像

反观汉族前朝，没有将一位君王视作全体汉族的神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冲击了传统的祭祀集体祖先而非个人的儒家思想。

其次，蒙古人在祭祀方面巫祝这类工作者有着巨大作用。按照汉族前朝传统，每次祭祀活动，应该由历代当朝皇帝亲自主持。但因元帝亲享祭祀的日子不特别多，往往也就改为由巫祝自己主持，叫做亲自摄祀。

摄祀仪，在前朝习惯基础上增添第九项，十九项礼仪中之第九项为祭马湩仪制，是前朝都没有的。

图：巫祝主持

在古代我国的元代，受到了蒙古关于要尊重一切自然与人共同的神圣灵魂的伟大传统思想影响祭神亡灵祭祀，也是在整个北方元代以来是汉族聚居地区民间传统各种重要祭祀自然神灵活动中之一，是一大类重要传统宗教内容。

元代和以前北方汉人进行的各类祭祀自然神鬼活动当中的祭祀，重要传统内容同样也是有很多。其传统祭祀内容形式也自然也都比较丰富。而实际上这一切对我国大多数元代后的普通先人们来说，不去专论是什么时候祭祖、祭谁亡灵或要祭的什么神鬼，以纸火焚烧纸钱，用水饭浇奠，是另外了一个通俗。

图：蒙古统治者像

蒙古人原来记时方法很简单，蒙古国时期的国号为“大蒙古国”，汉人书写时往往使用“大朝”的称呼。至元八年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自此以后，书写和称呼国号只能称“大元”，不能单用，就是不能像称汉、宋一样，单称为元。就这样，计时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随着计时方法的变化，庙号也发生了改变，便于后代祭祀。从六世祖成吉思汗忽必烈的在位年开始，每个前蒙古国历代皇帝的儿子死葬之后，既有代表其后裔蒙古语皇帝的第一个庙号，又必会再有最后一个代表汉语帝王的第二个庙号。

图：元朝皇室后代出生图

忽必烈的后人第一个代表汉语帝的第一个庙号即满语为“世祖”时，蒙古语帝王的第四个庙号满语则为“薛禅皇帝”。之后相继出现过的皇帝庙号则是主要是有明成宗完泽笃皇帝、英宗武宗曲律皇帝、世宗仁宗普颜笃皇帝、英宗格坚皇帝、明宗护都笃皇帝、文宗札牙笃皇帝，等等。

在正式设立了庙号之后，又有正式法律规定回避御名。到过了文宗至大统元年十二月(1308)年正月，又依照规定重新更改了过去的奏章文书格式中的“犯着上位名字”之类的字眼。

这里是蒙古受到汉族传统的影响，进行了名字避讳。现行汉文的公文表章格式文字等内容仍必须严格按照遵循实行尊号制“御名、庙讳必合回避”尊号制度的上述各项原则规定。

汉人王公使吏臣僚等官员凡有起草的诏书圣旨、奏疏报表章、行送的文诏以及书写的碑志刻石铭等，都要首先承认要先尊称一下历代各朝历代的汉人皇帝们所用的庙号，对已经在位过的汉文皇帝则还另需承认再尊称他一次的“今上皇帝”号。

在汉文的蒙古和满文皇帝诏书号中，则一定要连续多次袭用呼蒙古语的庙号，或者可以一直沿用延续到清朝蒙古国统治时期皇帝使用的汗号。

蒙古统治者既然决定祭祀制度由汉族传统和蒙古传统相交融，也就代表这是最能服务于自己的统治的聪明决定。在祭祀方面的文化交流的同时，必定会带动其他方面文化的流通与交流。于是祭祀文化的交融让文化，经济，政治方面便更能适应国家的发展。

首先，汉族百姓与贵族对自身文化认同强不愿接受外来文化，所以蒙古统治初期对中原地区的政权巩固仅靠武力震慑。汉族对祭祀礼仪非常重视，当汉族大臣看到蒙古那套“清新脱俗”的古朴祭祀方法，便摇头叹气说着“不成体统”。

大臣们不断进谏劝说整改祭祀礼仪，忽必烈可能觉得整改祭祀能让他们不再因祭祀而叨扰自己，便同意开始调整。

图：蒙古帝国打仗画像

汉族儒家传统的庄严秩序的内核加成使得蒙古统治者学到制定规范的能力，也促进了汉族官员对元朝的文化认同。忽必烈定下朝仪制度，开始吸收前朝的制度规范，整改了原先蒙古原始蛮荒的礼仪制度。这一决定即稳定了汉族官员的心又使蒙古官员提高办事效率，实属一箭双雕。

其次在文化与经济交流方面，因祭祀需求的影响，带动了蒙古与中原开始频繁贸易交往。因祭祀整改而祭祀活动频繁且规模宏大，对牛羊的需求增多，蒙古的牛羊体积大，肉质好，便开始不断流入中原。中原百姓见蒙古牛羊好，蒙古百姓见中原丝绸美于是贸易交往不断频繁，文化也得到了交流。

忽必烈规定一些蒙古贵族移居中原，蒙古人们对自然会时常祭祀，于是中原的仆人为了更好的协助他们的主人进行，便互相打听蒙古的习俗，就在奔走相告和买置物品中也潜移默化的改变了民间百姓的祭祀习惯。于是在信仰方面的影响也使底层百姓们增强了对元朝的文化认同。

忽必烈统治后期，在祭祀中朝廷加封先圣先儒又是向中原汉族宣告元朝的诚意，也让蒙古大臣更加了解汉族，互相交流开会便变得高效起来。对于祭祀制度中前期框架用汉核心内容用蒙的做法稳定了大臣的心那后期核心内容由儒学贯通就稳定了汉族百姓的心。祭祀制度的文化交流属于以小见大，在不断以儒为主的过程中也就可以看出，元朝的汉化。

图：元朝市井

元朝祭祀中巫祝的地位很重要，在一定程度帮助推动了道教的传播。民间因没有真正看到过皇室的巫祝，人们误以为巫祝使算命的，于是街头的道士便受起了欢迎。明朝的崇祯皇帝和清朝的乾隆皇帝受到前朝的影响便也很喜欢算命。算是误打误撞推动了汉族本土宗教的传播了。

分析元朝祭祀制度的发展可以发现，是整个元朝发展的缩影，是一个以小见大的过程。在建立元朝初期，面对非常陌生的中原，忽必烈摒弃保守的思想，大胆的搞起祭祀制度改革。他且没有将蒙古思想与文化强制的让汉族人们全盘接受也没有将汉族文化全盘抹杀。如若换个暴君，定会出现第二次焚书坑儒的现象。

图：元朝时期建成的孔庙

虽然蒙古以武力夺得中原，却没有扼杀中原人民的思想与信仰。也正是蒙古统治者接受祭祀改革的开始，蒙古统治者们的汉化也开始了，文化交流中双方都会受到影响。

中原的儒家文化与蒙古文化相互碰撞，使历史长河上掀起一段活力满满的浪花，沉重严肃的汉文化受“国礼”的影响，变得更为鲜活，而充满野性的“国礼”--蒙古文化也渐渐走向制度有序，双方都是这场文化碰撞的受益者。

元朝的汉与蒙文化是以祭祀制度改革为引，以蒙古统治者为领导，自上到下的文化交融。在一次次文化交流中促进了民族融合，稳固了元朝的统治。分析汉与蒙文化融合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双方都怀着包容的心态去接纳对方。

蒙古慢慢接受儒家文化，甚至建起孔庙，汉族人民接受了蒙古统治者的统治，有这样的成果双方的尊重与包容的极为重要。

元朝汉与蒙双方包容，尊重的心态正是如今我们应当学习的。对于外来文化不能一味拒绝与反抗，文化自信是基于对比而来，在对比中发现自身独特美丽，所以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敢于接纳不同文化。

以博大的胸怀吸纳不同文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秘诀。虚心了解不同文化，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长，方能使中华传统文化长远发展。

《元史》

《中国全史百卷本元代习俗史》

《元史·礼乐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