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库为我付梓的《还俗记》，已经发行两周年了；

在许多的读者通讯中，都非常关心着书中人物在尔后的发展情况，我除了一一个别奉复之外，现就这个机会做一次总括报道，以酬谢读者先生女士们的关垂。

《还俗记》本是一册小人物的自传，姑不论其文笔是否清顺，故事是否动人，可是在我写作之初，第一把握住的重点是忠实。

因为既是一部传记的作品，所牵涉到的书中人物都是有名有姓的，忠实的报道，自是最低的条件。

来信中被读者诸位所最关切的人物是二空，当年寺中的三位大和尚，只有二空师兄最年轻，仅长我三五岁，若是康健的话，不仅在抗战胜利后应当生存着，即使迄今还活着，也不能以高寿论。

他若经历抗战"剿匪"而"沦陷"（本文写作于1973年3月3日。当时，两岸政治隔阂，钮先铭在文字中对中共方面使用"共匪"、"匪"、"匪方"等字眼，请读者注意批评鉴别。另外，关于钮先铭的个人感情生活部分，尊重其家人意见，均加删除。其余文字，为钮先铭先生原作）到今日的话，即使还是方外之人，其见闻也是值得听听的。

可惜的是这位身虽出家而心却入世的和尚，在抗战的第四个年头，便自我解脱了。

自杀虽不构成刑责，但是以一般的观点而论总是不智之举。

何况在佛教来看，舍身救世则可，既未救世而先我舍身，这是有违大乘教义的原则。

我也许是出于不忍的心情，所以在拙作《还俗记》中，仅仅是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现在既有许多读者先生们来垂询，我不得不在这书后中有所追叙。

赐读过拙作《还俗记》的诸公当然还记得，书中主要的和尚人物，一共是三位。

一位是永清寺的住持守志大师，一位是瞎子和尚守印大师和他以亲生儿子而兼徒弟的二空。

两位长老都出身于吃粮的人，以后则行走江湖，洗手后才隐居于梵宇之间；

所以与其说是佛门的和尚，不如说是日本式的虚无僧。

日本的虚无僧，是避免江湖上的寻仇，以寄身于僧侣之间，老实说，简直成了佛教的外道。

"外道"是佛学的术语，意思是佛教以外的邪门儿。

我不敢断然否定这两位长老在佛学上的造诣，据我个人在永清寺和鸡鸣寺的感觉，他们不过穿着僧衣而隐居在庙宇间而已；

但是他们那股江湖豪侠之气，则震憾云霄。

这两位长老救了我一命，我自应终身感激；即以读者诸公旁观而论吧！

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敌临城下，不顾自身的危险，肯救助一个无一面之缘的陌生军人；

在儒学上来说，这是民族正气；

在佛教来说，这才真是舍身救世；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堂堂男子汉的做法。

那一些经过已详于拙作《还俗记》中，当然此时不必再赘述。

守印师叔在我匿居鸡鸣寺时业已圆寂；

我的师父守志大师呢？

本长于守印师叔，当年已是七十开外的老僧，经过8年的抗战时光，也先行灭度了。

这些本在意料之中，所以读者通信中，很少再来追询他的交代；

于是乎都集中到二空这位小和尚的身上。

二空和上述的二位长老不同，他没有历史背景的经验，像二老那样吃过粮，还参加过八国联军的国家忧患。

也没有人生的体验，5岁就随父出家，当然不是出于自愿。

最可怜的是，身在佛门，而没有受到佛学的教养；

只知道有《经》《律》《论》的三藏，而不知道如何运用经与论的解说以对于律的实践。

所以不仅在生活不能奋发起来，对于心理的建设也无法振作。

在我即将离开鸡鸣寺的前夕，我和二空作了一次深谈。

最初他强烈地反对我离开这所庙宇；

在事实方面或许是因为我能应付日本鬼子，维持了鸡鸣寺的生计；

如我一走，可能会影响到安危和生存。

在理论方面，他也有似是而非的一套；

释迦牟尼以太子之尊，尚且舍家而求道，劝我何必孜孜于名利呢！

但当我以国家民族为大前提，家庭因素为附带条件，有我非走不可原因的说明之后；

他不仅顿时瞬间表示赞同，大有一同跟我还俗之意；

这种摇摆不定的性格，反而令我为之惊讶不已。

二空先天的聪明有余，而后天的教养不足，加上他父亲所遗传的江湖血液；

假设他不是随父出家而受到良好的教育的话，可能成为风云人物。

纵使后天的教育不够，也可能纵横于黑社会之间。

无奈他却踏入了至高无上的佛门，于是永远沉沦在天人交战的矛盾间。

以鸡鸣寺这一所庙宇来说，虽不是一所大丛林，但却是一处名胜；

即以观光的收人，养个把不成器的二空，在生活方面，当然是不会有问题。

因之二空之自杀决不是为了无以为生之计，假设他肯醉生梦死的话，一生吃喝不尽。

可是他为了两件事，使他矛盾不已。

一是为了国家民族，在长江大湾子，日军残杀被俘的中国军人两万余人，这是我和二空所目睹的，二空何能无动于衷？

二是因为我即时在这一个环境中出现，最后我说服了他，使他赞成我脱险归队，而且还想和我一同还俗，足证他实际上是具有发奋图存的心。

可是他却又心为形役，一则是身体瘦弱，无以劳力；

二则是毫无教育修养，无以劳心来谋生，当我逼他和我一齐出走的时候，他又犹疑不前。

所以复员后当我获悉二空是自杀的以了其残生，我不仅没有对他有责难和鄙视之心，反而是无限的同情和感慨万千！

因之我在拙作《还俗记》中，只轻微的一提，不想向读者诸公有明确的交代；

现在既有那么多来函垂例询，我又不得不含泪书之以报命，总之二空是自我解脱。

本来我只想写在庙宇间的行止，所以名之为《空门行脚》，一共才10万多字，虽然嫌着太单薄了一点，可是却完全的告一段落。

可是有许多知道我生平的亲友，怂恿我写后一段，也因为张恨水也好，老友崔万秋也好他们写我的那两本书，《大江东去》和《第二年代》，都太注重在小说技巧的运用，对真实性多少有所偏差，因之我才现身说法来写后半部的。

读者来函中，也有许多奇奇怪怪的想法，有的问我为何不在潜伏鸡鸣寺时为政府做一点情报工作。

殊不知，作战与情报在参谋作业中有严格的界限；

虽然我从事于情报工作甚久，可是在当年我对情报的造诣，可以说是一张白纸。

还有许多读者主张在电视的连续剧中来演出，剧作家老友诸炯明先生还改写了一个剧本送来，名为《命输江右少年僧》，这是引用章士钊先生的赠诗所命题的。

这些都被我婉谢了。

因为拙作《还俗记》，是一本小人物的自传，而不是一本空中楼阁的小说，一添加了其他的素材，便会失真，这是我敝帚自珍的地方。

两三年来，读者来信可以形容之为盈尺之厚，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蒋太太陈琼女士，她是舍妹先因的幼年同窗，久已移居美国，蒋先生在联合国机构中工作。

她不知从何处读到我的《还俗记》,因为想追询我家族的近况，一封信用了五个抄本，寄到五处料我可能收到的地方，其用心之细，用意之诚，直令我感激不已。

小妹先因于民国三十六年（1937年）春，因向往这个宝岛，本拟随内子来台，不料行前小病，遽尔不起。

据医师的诊断是脑结核症，我们家族用了最大可能的金钱和人力，都没有挽回她这条小生命，芳年才20许人。

小谪人间，昙花一现，固然值得我们全家族的悲哀；

但当年她正享受到抗战胜利的高峰，也许她比我们更幸运。

我们也将这个悲剧函复了蒋太太，承慰问之外，而鱼雁常通。

去年底还蒙蒋太太寄赠20美金以祝家二婶的康宁，她老人家今年八十晋九高寿，是我们家族在自由地区（当时钮先铭对台湾地区的称呼）的族长。

《还俗记》虽已付梓两载，而读者来函还是络绎不绝。

今年2月20日我收到一位全世雄先生的来信说：他在牯岭街（台北一小街名，多旧书店）的旧书摊上看到了一本日本军人所写的《日支视察行》这样一本日文书，内容还提到鸡鸣寺和卖字为生的和尚；

可惜索价甚高，他无力购买相赠，希望我自己去找。

我花了55元的高价，居然找到了那本破书。

作者中村一六是《警防时代》杂志社的一位从军记者，此书是以防空视察报告和游记为混合体，内容和文笔均非上乘的作品。

可是倒真正的提到了鸡鸣寺及和尚。

我现在摘译一节以为读者诸公的参正。

"关于南京城陷时还有一段秘莘；

于南京陷落的同时，有数百名敌军（指我国的部队）来避难空门；

由于日军的追击迫切，当然无法隐藏，于是落发为僧；

易军服为缁衣，而后才从庙宇中脱走，我们可以想像到他们当时的那种狼狈。

登上山顶就是正殿。

建筑虽也古色古香，但却十分的破旧，也很肮脏，颇有荒芜之感。

在客堂的一隅，庙宇的住持正倚案挥毫以代替托钵，来观光的日本士兵们，都围着他在索书。"

从本书的自序里，可以看出中村一六是在昭和14年（1939年）1月22日到2月3日间做此行的；

也就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的事。

离我脱出鸡鸣寺只相距5个月的时间，我是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8月11日离开鸡鸣寺的。

事隔三十余年我看到这一节记载，还得捏一把冷汗。

当然这一点机密，必是在我离寺之后才泄露的，否则我得一命早就完蛋了。

可是何以泄密如此之速？

该书是经过杂志连载后于昭和十五年（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发行的，白纸上印黑字，自然不能作假。

最奇怪的是作者到了南京，还会晤到日军南京警备部的熊谷中校和"中支宪兵部"的高田中佐，是否也曾陪伴他去鸡鸣寺，书上虽不详述，但中村以一个旅行者尚且提到中国兵入寺避险的事，那么上述的日军警备人员，何能充耳不闻，并未与鸡鸣寺为难，这一点倒使我费解。

记得我当时从鸡鸣寺逃回上海家中后，庶母和小妹都阻止我写信通知【家人】；

她们借口的理由，怕已沦陷的平军，来往信件必为日军所检查，万一牵累到鸡鸣寺的安全，岂不是恩将仇报。

其次师父守志大师陪同我逃出魔掌所申请的通行证，也注明两个和尚的名字，而当时只有一个和尚回去，我一直为此而担心；

因为在南京水西门一座庙宇曾因藏匿一个中国警察，从而和尚遭殃，受够了罪。

可是胜利回京之后，我重拜鸡鸣寺时，并没有人说到日军再有为难的事，足证鸡鸣寺匿藏了我，并未受到任何的牵连。

在中村的这一本著作里居然有这样一节记载，可见日军再狠，百密也有一疏的地方。

日军知道我曾匿居鸡鸣寺的事，倒不是胜利以后才揭穿的。

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提到过：

"钮将军曾匿居南京鸡鸣寺的事，我们在外报上早有所闻。"

所谓外报是纽约时报在抗战期间，曾为我写过一篇专访录。

日军代表在受降仪式上，中坐者为今井武夫

谁知在那以前中村先有了发表，不过未知我的姓名而已。

当然当时我才是一个中级军官，也许并不值得重视；

不过若知道我是一个日本士官学生，那么日军才真是栽了一个跟头；

因为我从未表露过我会说日本话。

从中村这一本游记里，我们可以找出来几点：

第一，鸡鸣寺在我离寺之后，至少在半年之间，二空还在以鸡鸣寺住持的身份还在卖字。

二空本不善书道的，我虽然也不强，却比二空好一点。

他跟我作了半年的观摩，也斐然成章。

二空的自杀是在4年之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当时二空既不能立而又在惑之间。

第二，日军占领光华门的时间是民国26年（1937年）12月13日上午4时，在此时间，我军坚守光华门的部队———谢承瑞的步兵团和我的工兵营都已奉命撤退了，足证我和我的舅兄都无愧职守，曾经传说日军是从光华门突入南京城的，现从敌方文件证明，也是一种谬误。

现在我再译一节以供参阅：

"光华门是胁坂部队（注：作战时日军部队均以其部长姓名为代号)所几经苦战之处,此城有二重门之建设。

向南京攻略的××(原文如此,当年系为保密)联队(团级)系于11月中旬自苏州出发,12月到达光华门外12公里之淳化镇,经不眠不休之攻击,虽以突破第012线阵地,但当时几成为敌我难分,而陷于混战。

于是联队长即下命今××大队,开始突击,时12月O日下午 O 时 OO 分,以各中队之顺序而相继进攻,于下午午时得将日章旗(注:即日本国旗)揭立于城上。

虽然如此,但敌军之手榴弹,战车炮相继反击,致使大队之士兵伤亡累累,其间大队长伊藤少佐呼唤的说:

“各位兄弟们,你们的忠勇,已上达天听,即使本大队被全灭,也得确保光华门之既得的为据点。

“各位兄弟正值英年,我已老生,来日较短,所以我将先于各位领先前进。

伊藤少佐在身先士卒的进攻中,为敌军手榴弹所伤,当同营的士兵去抱住他的时候,他还叫唤的说:

“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快上去,我跟着就来。”

他将他的军刀和在上海会战中所恩赐的义眼取了下来,交给林上等兵(日本人也有姓林的),然后又猛烈的的前进。

终因额头为弹片所伤,以致阵亡。

其后又经敌军数度的反攻,直令我军弹尽粮绝,苦战之情,无可宣言;

然卒于13日上午4时完成占领光华门的城壁。

5点钟升起了日章旗,全员东向遥拜皇居。

伊藤少佐的遗体就埋葬在光华门伴，我听取了高知军曹（上士）的追述，徘徊不忍卒去。"

我现在翻译中村的这一段记载，犹有余悸，因为在光华门和伊藤少佐作战的对手，正是我和舅兄谢承瑞团长。

钮先铭

当时防守光华门的我军部队是步兵一团和工兵一营。

在拙著《还俗记》第3页与4页之间，我也有一段记载，现在重新写出来，请诸位再度的对照赐读：

"敌军在城墙上轰了一个大洞，挺进了一个重机枪班，我也牺牲了一班人才消灭这一挺重机枪，总算又将敌人赶出了城。后来一般非正式的史料中记载，都说南京的围城战，敌军是从光华门攻入的，那是天大的冤枉，我和谢承瑞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始终没有使敌人得以扩张他们的战果。"

《还俗记》的主题是叙述南京沦陷后的状况，所以我写的上述的这一节，不过是文章的开场白而已，并未尽其详，因为我不是写战史。

前文所摘录敌我两方的文件，对照来读，足可窥知光华门战史的全貌：

敌方也是1团1营，正与我方的兵力相等，一度突入，而又被我军赶了出去，正确被敌占领的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3日午前5时，当时我和谢承瑞都已奉命退却，只留了我营的1个连，还坚守了六七个小时。

假设敌军真是从光华门突入南京的话，那么我应当和日军伊藤少佐一样，埋骨于光华门的。

果尔在来写《还俗记》的话，则是一种耻辱，而不是一种光荣了。

可是舅兄谢承瑞终于还是牺牲于南京的笼城战，使不能看到收复山河，至今都令我们感到遗憾。

第三，从中村的这本书里，还有一节是值得翻译出来的。

"我到南京后就会到了中支派遣军报道部长马渊逸雄中佐，据他说：

我们之所谓残敌，是与满洲马贼所不同的，与其说是残敌，毋宁说是游击队更为适当。

这种游击队，只要离开南京城2里外，就可以发现；

换言之我们现在还是在敌人包围之中；

不是像从内地（指日本）来的人那样的乐观。

从内地来的日本人，都以胜利者的姿态而趾高气扬，殊不知战争的前途并不那样的乐观，而且是长期的拖延下去。

支那的国民性，有着泱泱大国民之风，具备着极坚强生活力，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你为视察防空设备而来，固然是多看为佳；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全盘的认识，以及对于时局前途的思量，我也希望你有深刻的研究。

等你回到日本，应当在贵杂志上能有所强调与发表，使得读者他们也能同样闻到最前线的火药气味。"

中村记者到达南京的时间，上文我已经叙述过，现在再重新提醒一下，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25日。

不仅南京失陷已有1年零1个月。

再回溯当时的战况时，武汉业已失守，广东大鹏湾日军业已登陆。

我军虽有一度台儿庄的胜利，但在形势上已被迫局处于西南一隅，日军正是猖狂得意的时候。

马渊逸雄中佐，据中村的书上说不久就升了大佐（上校），当然在日军中是佼佼者，他那一席话是多么的哀怨，逆料日军早已种下了失败的祸根。

中华民族之不可侮，已跃然于敌方文件的纸上，即使是像二空那种不争气和尚，当年若是给他一支枪，他也会去打游击的；

可是连这一点机会都不给他，所以他就自杀了。

久已想写这一篇《还俗记》的书后，可是搁延迄今！

幸值发行两周年纪念，谨书以答谢爱护我的读者诸先生女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