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占据辽东长达16年的公孙度病故,辽东的控制权落到了其子公孙康的手中,公孙家族在辽东的统治便进入了其第二代人物公孙康时期。 公孙康的功劳 前文提到,经过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公孙度已经在辽东站稳脚跟,成为了后汉末年辽东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但是正当公孙度打算乘中原混乱之际再图发展之际, 中原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军阀混战中逐渐发展、壮大的曹操集团终于脱颖而出,在战胜了吕布、陶谦、袁术等割据势力之后,成为在中国北方与袁绍集团相 抗衡的一大军事、政治集团。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袁绍、曹操集团之间的决战终于在官渡爆发。经过数年争斗,曹操集团打败了袁绍集团,初步夺得了 对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控制权。在曹操集团的打击下,袁绍集团残余势力节节败退,最后,袁绍的儿子袁谭、袁尚不得已逃亡辽东。而此时的公孙度已经病故,辽东的 主人变成了其子公孙康。如何应对此时的局势呢?很快,公孙康就被迫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三国志·武帝纪》中说:“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 西、北平诸豪,弃其种人,与尚、熙奔辽东,众尚有数千骑。”由于袁谭、袁尚兄弟的到来,辽东这一块久不为人所关注的地区突然成为了一个热点。但是曹操手下 就有一些谋士认为应该乘势进军辽东。而曹操对此胸有成竹。他对手下说:“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这其中的道理正如曹操自己所说的那样:“彼素 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而最后的结果也验证了曹操判断的正确性。《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中对于两袁的结局有一个非常具 体的描述:尚为人有勇力,欲夺取康众,与熙谋曰:“今到,康必相见,欲与兄手击之,有辽东犹可以自广也。”康亦心计曰:“今不取熙、尚,无以为说于国 家。”乃先置其精勇于厩中,然后请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缚之,坐于冻地。尚寒,求席,熙曰:“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遂斩首。 公孙康斩杀袁氏兄弟,很快获得了曹操的回报。事后曹操立即封公孙康襄平侯,拜左将军。这里有个很有趣的记载出现在《三国志·武帝纪》中:初,辽东太守公 孙康恃远不服。及公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 其首。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 从这两段段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奥妙。 首先,对于曹操集团而言,为了能够全力对付袁绍集团,必须消除后顾之忧,全力依附。因此,曹操在对袁绍决战之前,就已经派人去联络公孙家族。同时,曹操 对于公孙家族与袁绍集团的关系也是比较清楚的:“彼素畏尚等”,这就说明了曹操对于公孙康集团的策略和动向还是比较清楚的。 其次,作 为割据辽东的公孙康集团来说,其割据策略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较之公孙度的“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公孙康变成了“今不取熙、尚,无以为说于国 家”。这又说明了公孙康尽管远在辽东,但是对于中原形势的发展也是了如指掌的。之前他是“恃远不服”,那是因为形势尚未明朗,公孙康不愿卷入曹操、袁绍的 纷争之中,而现在忙着干掉袁氏兄弟,很明显是他已经完全认清了形势,找出了一个既可以立功又可以自保的方法。由此可见,在如何纵横于诸侯之中以求自保方 面,公孙康是颇有心得的。 除了斩杀袁氏兄弟,向已经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的曹操集团示好之外,公孙康对来自割据江东地区的孙权集团的 拉拢也采取了斩杀来使的手段,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消除曹操集团对自己有可能采取的军事进攻。《三国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记载公孙渊致魏明帝的上表中就 曾经提到:“臣父康,昔杀权使,结为雠隙。” 在中原的这场大混乱中毫发无损,这对于公孙康来说不啻是一个福音。因此他就更有时间和精力去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为此公孙康花了最大精力并取得显著效果的便是拓疆固土,同时开发和建设辽东地区。 《三国志·高句丽传》中说:“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固遣大加优居、主簿然人等助度击富山贼,破之……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高句丽),破其国,焚烧邑 落。拔奇怨为兄而不得立,与涓奴加各将下户三万余口诣康降,还住沸流水。”经过公孙父子两代人的打击,公孙家族终于完成了对于高句丽的军事行动,顺利解除 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同时也基本解决了困扰东汉政权多年的东北边疆外族入侵的危局。 《三国志·韩传》中说:“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 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孙康割据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所辖之地不仅含有今天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远达今朝鲜西北。 在成功进行拓疆的同时,公孙康在所辖地区的固土方面的进展也是非常显著的。继公孙度“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置太守。越海收东莱诸县,置营州刺史”之 后,公孙康又“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这对辽东地区之后的有序管制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有序的管制也为久经战乱的中原流民提供了一个避难之处。在这 些流民之中不乏如邴原、管宁、王烈、国渊等中原名士,而他们的到来,对于辽东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国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中说:“原遂到辽东。辽东多虎,原之邑落独无虎患。原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愈多。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辨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 《三国志·管宁传》中说:“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该传注引《傅子》中也说:“宁往见度,语惟经典,不及世事。 还乃因山为庐,凿坏为室。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由是度安其贤,民化其德……度庶子 康代居郡,外以将军太守为号,而内实有王心,卑己崇礼,欲官宁以自镇辅,而终莫敢发言,其敬惮如此。”另注引《高士传》中还提到:“宁所居屯落,会井汲 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宁患之,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来者得而怪之,问知宁所为,乃各相责,不复斗讼……是以左右无斗讼之声, 礼让移于海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