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戴杰教授就中国崛起、美国大选与对华政策、“一带一路”倡议与“金砖”扩容、社交媒体的政治效用以及中美合作前景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刻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关于“中国崛起”的理论解读要么认定“中国实力增长威胁西方权力地位”，要么因“经济相互依存、国际制度未能改变中国”而倍感受挫，不同解读方式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整体负面叙事。当前，塑造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是结构性、深层次的，不因美国国内政权交替而改变。即便如此，中美仍有合作希望，朝着合作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总会带来“善果”，而这需要两国付出切实努力、梳理合作细节。
iGCU：在您的许多文章中，您曾数次谈及中国崛起，并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崛起进行了多番解读。能否请您跟我们详细谈谈您对中国崛起的理解？您认为个别西方政客缘何对中国崛起感到恐惧？
戴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当后发崛起国家的实力不断增强，其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潜力与欲望也会相应提升，而这终将对守成的霸权国的权力和利益形成“威胁”。在当下形势中，“崛起国”与“守成国”的角色分别由中国和美国扮演，“中国崛起”也成为符合现实主义经典叙事的实例，这也是西方政客对“中国崛起”持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
然而，除了现实主义的基本论断，这种消极反应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叠加影响：其一，中国的崛起是通过与世界各国构建深层次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这一特殊方式达成的，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经济深受中国崛起的冲击，于是，中国是否会将自身的经济优势进行武器化运用，在西方引发了额外的忧虑。其二，西方部分人士曾期望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能够促使其政治体制向美式体制靠拢，然而，如今的中国已成为有能力主动影响国际规则制定的国家，而中国所倾向的规则，未必与西方国家以往所青睐的规则相符，因此也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出现摩擦。其三，在西方学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即便融入全球化未能给中国带来观念上的转变，国际制度也能够对中国施加一定程度的约束，从而改变或塑造中国的国际行为，但现实的发展却让西方逐渐对各类国际组织的“无能”感到沮丧。
总之，在当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下，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有关中国崛起的结论要么认定“中国影响力的持续增长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要么慨叹“制度与规范未能改变中国及其国际行为”，所有解读相互交织，共同造就了西方世界对当前中国崛起的整体负面叙事。我虽然不认为中美处于“新冷战”状态，但两个体制之间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加剧了双边竞争态势，增加了潜在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iGCU：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您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会否发生变化？您认为中美关系在未来一年内将会如何发展？
戴杰：当下，塑造中美关系的众多因素是结构性、深层次的，例如两国的相对实力对比状况、经济摩擦、价值观差异等等，这些因素长期存在且难以扭转，实际上并不会因美国国内政权的交替而发生改变。能够发现，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未出现显著变化，对华关税依旧存在，对（中国）台湾的支持力度更是前所未有地增强，中美之间众多既有问题也并未取得任何进展。不过，宏观层面的“不变”，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在微观层面不会做出调整，而这将取决于拜登是否能够连任（编者注：采访时间为2024年1月。2024年7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副总统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外交政策通常是国内政治的映射，如果拜登连任成功，美国的对华政策将会展现出极强的连贯性；但若特朗普在新一轮大选中再次获胜，美国对华具体政策则会更加反复无常且难以预料。我们目前并不清楚特朗普的对华敌对情绪会严重到何种地步，他或许会把上次选举的失利归责于中国，也可能更加倾向于共和党内的本土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反国际参与的立场。另外，特朗普的胜选，还有可能让美国国内陷入一场真正的宪政危机，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这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施行构成限制，带来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甚至可能致使美国偏离以往的规范。
iGCU：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也是金砖合作机制迎来历史性扩员的一年。在您看来，美国为何迟迟不愿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您认为金砖扩员对美国的潜在影响是什么？
戴杰：长期以来，美国只是将“一带一路”倡议浅显地视作由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在美国，实际上无人能完全明晰该如何确切界定“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内涵。再者，在美国反对世界银行改革，也反对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援助的情形下，中国凭借“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满足了（发展中国家）切实的建设需求，双方立场的竞争特性致使美国从起始阶段就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有负面看法。实际上，美国往往以政治化以及“中美敌对”的框架来审视中国所有的国际投资，尤其是中国对“全球南方”的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也因此被理解成中国用以平衡美国影响力的一种机制。与此相似，“金砖”机制也始终遭受着来自美国的众多猜疑，“金砖”扩容也顺理成章地被美国战略界视作中国在一套尚未成熟、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结基础上，构建更具制度化的制衡美国架构的又一尝试。
iGCU：如今，社交媒体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也使其对当今社会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有人说社交媒体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发达和便捷有助于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与理解，带来诸多好处；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过载也助长了假新闻的传播进而造成不同文化间的误解和冲突。在您看来，社交媒体对中美两国人民间的关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中美双边关系造成了何种影响？
戴杰：诚然，社交媒体恰似一把双刃剑，利弊皆存。从积极层面来看，社交媒体具备推动跨文化理解的潜力，为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原本无意与外国人建立联系的普通民众创造了相互接触的契机，同时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使他们能够欣赏彼此的社会文化。然而，与此同时，诸多病态现象也因社交媒体而产生，社交媒体吸引着人们在网络中搜索能够证实自身负面情绪的信息和论据，并由此进一步放大彼此原有的偏见，致使争议及冲突不断升级。综合而言，我认为，社交媒体的影响总体上还是负面居多，存在引发冲突、传播虚假信息的可能，部分国家及党派行为体甚至会战略性地利用社媒影响力，在国内、国际社会挑起不和谐因素以达成某些政治目的，进而营造出更为混乱的政治生态。
iGCU：您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恢复和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面对面沟通，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
戴杰：在新冠疫情最为严峻的时期，两国之间面对面联系交流的机会近乎为零。疫情结束后，中美之间现已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往返两国间的）航班数量正在增多，中国学生重新踏入美国校园，在一定程度上，签证的签发也更为宽松了，这些都是向好的迹象。
两国应当继续沿着这一方向前行，美国政府还应当做出更多努力，鼓励美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交流。然而，对于那些打算在美国政府任职的人而言，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忧虑，一些人曾被含蓄地甚至是明确地告知：“不要在中国长期停留。”因为在中国长期居住的经历会导致他们难以通过美国国内的安全审查。这种状况是极为荒唐的，美国政府必须对此予以妥善处置。
另外，两国高层之间的面对面沟通也极为重要，尽管当下中美关系令人忧心，但双方高层都在竭力阻止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为此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护栏”，例如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以及中美高级别官员对话等等，此类高层对话为民间交流奠定了整体基调，传递出鼓励中美民众相互交流的友好信号。近来，我本人也收到了更多的访华邀请，我推测我的中国同事们应该也是这样。我期望这样的良性互动能够持续下去，虽然并非所有的交流都是完全轻松友好的，分歧无法避免，但交流总归比不交流要好得多。
iGCU：在您看来，中美两国可以如何重启合作？两国之间可以在哪些领域上进行互利合作？
戴杰：从多方面审视，安全和经济领域堪称深陷泥沼的两大领域。若要探究中美能够在哪些领域展开合作，气候变化与公共卫生当属最常被提及的两个领域，且这两个领域的合作均有着强有力的功能性论据作为支撑。中美两国都怀有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强烈意愿，这不单是出于本国利益的考量，更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新冠疫情向我们揭示了国家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纽带，以及单个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的脆弱之态，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建立良好响应机制，以及制造应对危机所需疫苗和公共卫生补给的重要性。这些议题显然不具政治属性，也并非主权问题，与大国权力博弈等毫无关联。
然而，话虽如此，可当我们开始构想中美在这两个领域展开合作的具体路径时，情况就会陡然变得复杂棘手起来。以气候变化为例，气候问题往往被视作是由“全球北方”导致的，那么中国和“全球南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究竟应当承担多少责任？双方对此争执不下。另外，美国迫切需要清洁能源技术，一方面担忧中国获取清洁能源技术以及对技术的掌控权，另一方面又无法彻底脱离中国的生产链，无法独立生产自身所需的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板等产品。从这个视角来看，气候变化领域的中美合作，也是极为艰难的课题。而在公共卫生领域，倘若特朗普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或许会更加深陷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仇华情绪之中，中国人民的感情也会被新冠之后的“指责游戏”所伤害。即便是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修订国际卫生条例的总体进展也相对迟缓。事实表明，哪怕是像公共卫生这类低政治问题，也难以真正实现“去政治化”，中美在这类领域的合作同样困难重重。
但即便面临这般困境，始终朝着合作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总归是有所裨益，中美实现合作的前景依然充满希望。不过，这需要两国都付诸切实的技巧和决心，共同梳理合作的细节，以推动双边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哪怕只是取得细微的进步，也意义非凡。此前曾有一种流行说法——“沙漠之中没有绿洲”，意即，除非两国先在宏观层面达成更广泛的合作共识，否则在微观领域就难以取得具体合作成果。我对这一说法并不完全认同，即便中美在相互脱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这种脱钩发展至一定程度时，也必然会出现某种平衡与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