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对《长恨歌》主题便有不同意见，如爱情说，认为作品主要描写了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讽喻批判说，认为作品是在用爱情悲剧故事，批判唐玄宗好色误国；双重主题说，认为作品的前半部分是批判，后半部分对李、杨爱情悲剧表示同情……

研究作品，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很正常。

王志清先生在其《为什么〈长恨歌〉不是爱情主题》一文中，则认为《长恨歌》 “是作为讽喻诗来写的。”（《博览群书》2018年11期）。但王志清先生在论证自己的讽喻批判说时，引用了成语“劝百讽一”，认为《长恨歌》采用的是类似汉赋“劝百讽一”的做法：“汉赋总是以极宏大的篇幅和极夸饰的辞藻来铺叙极奢侈的享乐生活，而只是在最后稍加讽喻，用隐约的言辞谏劝而不直言过失而点到为止。李隆基和杨玉环虽然也是人，也有常人的爱情，但毕竟不是一对普通男女，作为唐朝子民不宜也不应直言君王之过失。以‘劝百讽一’之作法，就是白居易‘为尊者讳’的一种智慧了。”

什么是“劝百讽一”？

劝，古汉语中，也是“勉励，奖励”的意思。“劝百讽一”，是说一句讽喻的言辞，远不如一百句赞美的言辞作用大。不但不能使人警戒，反而适得其反，起到了“劝诱奢靡”的作用。

更有人直言，赋末那一点“归之于节俭”的讽谏内容，也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在他们极尽奢侈为能事以后，需要摆出“体恤民情”的虚伪样子加以掩饰。

“劝百讽一”的典故来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以致扬雄晚年后悔自己投入了赋这样壮夫不为的童子雕虫创作：“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第八》）

可见，“劝百讽一”一词，自“诞生”那天起，表达的内容就很清晰明确，即肯定的是“劝”，否定的是“讽”。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劝百讽一”的词义自然也早已约定俗成。

但王志清先生文章中的“劝百讽一” 词义，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颠倒，认为肯定的是“讽”，否定的是“劝”——“《长恨歌》恣肆铺叙，奢辞侈丽，即具有百‘劝’之‘美’。‘劝’是手段，‘讽’是目的，是一种欲讽先劝、寓讽于劝的‘劝百讽一’的典型作法。”由此得出结论：“《长恨歌》的第一主题是讽喻，而不是爱情。”

违反了约定俗成的成语本意得出的结论，不仅让读者质疑，甚至连王志清先生自己也显得底气不足——“其规讽之辞远不及颂美之辞的美丽，甚至美丽得让人把握不准其批判主旨而误以为是歌颂的了。譬如他把杨贵妃塑造为爱情女神的形象，譬如他极力渲染唐玄宗对贵妃死后的思念，譬如他升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盟誓等。这种作法，欲讽反谀，淹没了讽谏主题，即便是有所讽喻而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里的“淹没”“ 有限”二词，难免有自我否定之嫌。

作为唐朝子民，白居易并没有因为君王而“为尊者讳”，《长恨歌》开篇第一句便直言“汉皇重色思倾国”。白居易曾将自己的存诗三千余首，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在自编诗集时，将《长恨歌》编入“感伤”类，而非“讽喻”类。

“一篇长恨有风情”（ 白居易《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 因题卷末 戏赠元九、李二十》）可以说，白居易自己对《长恨歌》的主题，做了最权威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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