慌了个张:索隐是红学考古,不可偏废!

腾高至心 2024-10-20 05:16:35

索隐是红学考古

文/慌了个张

不久前,我在学习石问之先生著《见微知著·红楼梦文本探》第六篇红文《红学研究中“回归文本”与“索隐本事”之辩证——以“史湘云到底有一个叔叔还是两个叔叔”为例》时有了一点不同想法,觉着石先生的“辩证”到“小结”时就不再遮遮掩掩,开始“一边倒”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主张的“回归文本”应予肯定,以其为本位,是科学的正统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比较来看,“索隐的方法更像是玄学,很难形成一套科学的思考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长此下去,只能让红学研究的路越走越窄,各种稀奇古怪的观点层出不穷,最后进入死胡同,并被同行耻笑。”显然,这不是辩证,而是扬弃。

就我所知道的一点红学史来看,治红学的方法很多,影响各有不同,但没有哪个定于一尊,成为所谓正统。一开始是文学批注、评点,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到蔡元培的索隐是第一个阶段,为旧红学阶段。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启新红学的阶段,注重考证、考据,不像蔡先生那样“猜笨谜”,胡适有开创之功,但没走多远,而是胡适弟子俞平伯完成了《红楼梦辨》这一红学专著,把红学推到一个新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受胡适影响的周汝昌,写出了《红楼梦新证》,带入新中国红学的春天。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至今,红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地域上有大陆红学(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李希凡、梅新林等)、台湾红学(白先勇、蒋勋、欧丽娟等)、海外红学(林语堂、张爱玲、余英时等),派别上也有很多,呈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主流红学是红学会代表的组织红学,非主流的也很多、影响也很大,最著名的就是周汝昌(曹学)、梁归智(探轶学)、刘心武(“秦学”)。

石先生他们只提新索隐,不提探轶学,就像当年胡适把蔡元培的索隐说成“猜笨谜”一样,摁在那儿,似乎索隐是多么的滑稽可笑。实事求是的说,这是不公道的。

索隐是早期文学研究方法,我读过曾朴的《孽海花》,就是这类影射文学的代表。通过索隐,把人物一一对应,注释在后面。如张爱玲祖父母的佳话被写入《孽海花》,其中,威毅伯,影射李鸿章(爵位:一等肃毅侯);威毅伯的女儿,影射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庄仑樵,影射张爱玲的爷爷张佩纶(字幼樵)。幼年时看了《孽海花》,张爱玲“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如果没有索隐,文本的精彩也差着一截。

《红楼梦》也是影射文学,是影射作者自己家族兴衰历史的一部小说,文本中也交代了,将真事隐去,用假语存焉。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好好说话,一肚子委屈和辛酸,才用“满纸荒唐言”来流露“一把辛酸泪”。所以,治红学有必要去索隐和探轶,探寻出小说文本内中和背后的隐情和真相,作者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即主旨。比如清代的文字狱,叫文人们不寒而栗。所以曹雪芹的文字表达就必须圆滑,不让人抓住把柄。比如家丑不可外扬,家族的压力也不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被命删去,改史笔为曲笔,不能痛痛快快的说。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也不是单靠文本就能解决的。比如当时语言文字的习惯特点,地域性,写的是北京还是南京:时代性,清早期语言文字与后来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的不同;民族性,写的是满族还是汉族。比如增删五次造成不同版本、文本的差异、真伪、优劣等问题。比如传阅中迷失稿件特别是八十回后缺失造成的遗憾。比如脂砚斋、畸笏叟等的批注、评点,参与创作,造成文本混合型的特点等。除了文本研究,还需要其他方法,也不排除索隐和探轶的方法,就像考古一样。

《红楼梦》是一部反映清代早期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中国的思想性、文化性、现实性、艺术性的巨著精品,不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行吗?不研究作者(他的经历、思想)行吗?这些都不是文本研究本身所能承担的课题。

我们说,艺术创作,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红楼梦》文本也不是凭空创作,不是一味空想,曹雪芹的小说创作也是有生活原型的,有人物模特的。比如为什么贾母两个儿子,长子袭爵,并不掌家,住东小院,却是由次子掌家,贾母跟次子一起过。这种不合常理的事情,靠文本研究是无法解决的,只能去索隐和探轶才能有所突破和收获。

回归文本是对的,这是所有小说的共同特点,但对于《红楼梦》这部特殊小说,并不完全,还很不够,甚至需要跳出文本的局限,进行超文本研究。版本、文本包括修改的东西都重视,隐去的东西即当时不便说的东西为什么不重视呢?

回归文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小众化,成为所谓红学家们的事情,成为他们的职业和饭碗。而《红楼梦》和红学要走向大众,在传播、普及方面,刘心武式讲故事的红学更有实力、活力、竞争力,在大众化方面是功不可没的。至于真假、是非、对错、优劣,红学会选择,读者会选择,历史也会选择。选择的前提是比较,比较的前提是有了。有了索隐和探轶没什么不好,有了总比没有要好。有了,自然就会比较,比较以后就会选择。市场的选择,历史的选择,读者的选择,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君不见,林语堂在《平心论高鹗》一书中讲的,程高本有它的功绩,一本出而诸本(各种续书)绝,用张家口卷烟厂的广告词讲“胜出必有所长”。

《红楼梦》是伟大的作品,红学是开放的艺术世界,最忌讳一元化发展的模式,还是要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样一种多元发展的愿景。红学足够博大,容得下各门各派和所有的红学家及其红迷们。《红楼梦》的宝藏目前只是发掘了冰山一角,红学的任务还很艰巨,不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红学家们先搞割据,互不相让,甚至吵吵起来,搞不团结,这样会影响红学的凝聚力、战斗力和艺术魅力的。回归文本的红学家自有一套理论,你们所谓的新索隐就不重视文本研究吗?我看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讲述八十回后真故事,也强调“文本细读”。红学没有什么主流、支流,更不该有什么官方的草根的。曹雪芹是主流、支流?他是官方的还是草根的?要有曹公那样的胸襟和悲悯,更包容更淡然地看待现实的一切。宝玉好,也得有贾环之类的衬托。更何况谁是宝玉谁是贾环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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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高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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