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先后经历了两千多年，不仅是在时间上的跨度，我们还能看到许多朝代的兴盛和灭亡，在这一段时期之内，政权更替时常发生，但精致的文化素养却是一直在累积和延续的，比如不断丰富的文学体裁和形式。

先秦时期呈现井喷的“诸子百家”，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艺术形式，到了汉朝时期，出现了赋，随后的大唐盛世，出现了唐诗，这种对仗工整，朗朗上口的文学形式是全新的题材，但拘泥于句式和韵脚，直到后来宋词的出现让文学变得不拘一格。

婉约派以李清照为代表，豪放派的主要任务就是“东坡居士”苏轼，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展现思念的千古名句，随后出现的佳作也让苏轼名声大噪，人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他的弟弟苏辙同样成就非凡。

或许是哥哥的光芒太过耀眼，但弟弟苏辙的才华同样不容忽略，他曾为了捞哥哥苏轼，险些坐上了皇帝的位置。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其实不只是这二人，要说苏家的豪杰和人才，还得带上另外一人，他就是苏洵，他是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父亲，与他们并列在唐宋八大家之中，足见这个家族的不平凡，苏洵虽然是父辈，但无论是才华还是名声都比不上两个儿子。

再看苏轼和苏辙，虽然在文学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但苏轼的知名度的确是要更高一些的，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苏轼在当时是一等一的社交天花板，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他的兴趣爱好广泛，这个特点就可以把他区别于父亲和弟弟。

寻常人所了解到的苏家，只是外表上看起来的“苏门三学士”而已，如果详细了解，就会发现苏轼其实是三人之中最为显眼的一个，不仅是因为他在文学上的超高造诣，是他兼容性极高的交流方式，即在社交之中没有人群和阶级的区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向上可以和玉皇大帝聊天攀谈，向下可以和坐在田埂间乞讨的叫花子畅聊，丝毫不会因为对方身份的高低产生态度上的变化，因为在苏轼眼中，天下之人都是好人，这种认识或许就是他豪放派的本质。

但正所谓虎父无犬子，苏轼和苏辙二人的多方面成就除了自身的天赋之外，少不了父亲苏洵的培养和引导，这一点也是兄弟二人之后有所作为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因为父亲苏洵的博学多识，所以从小就是兄弟二人文学道路上的引领人，不仅是基于亲情和血缘关系的父子，还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到后来学有所成之后，更是文学上互相切磋进步的朋友，三人在血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亦师亦友的重要关系。

再者，长兄如父，苏辙年幼，所以除了父亲的影响之外，哥哥苏轼对他在生活中的帮助更大，因为二人几乎同龄，所以在平时的交流和切磋次数就更多一些，另外，这种建立在兄弟默契之间的惺惺相惜如果运用到文章上，或许会产生锦上添花的独特效果。

其实从根本上来讲，兄弟二人的文学天赋是毋庸置疑的，父亲苏洵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只起到了开端的引导作用，此外都是二人在互相帮助学习，比如苏辙小时候的识字读文，几乎都是跟着哥哥苏轼进行的，苏辙后来对这一点也是十分肯定。

他曾经说过，自己幼年在学习的时候是没有老师教授的，乃是“幼学于兄”，即大都为哥哥苏轼的文化灌输，所以真正亦师亦友的关系，是苏轼和苏洵之间，因为兄弟二人在后来曾经发生了许多无可奈何的聚散和别离，还产生了许多情感共鸣。

比如求学途中，兄弟二人曾一起读到了韦应物的诗，几番研读之后，二人发现其中的离别之意跃然纸上，不禁悲从中来，再看到夜里旁边的树木寂寥空虚，顿觉思绪万千，于是二人便相约一起回家，同榻而卧，珍惜兄弟二人相聚的时光。

这便是二人所说的“对床之约”，因为兄弟二人自幼开始就是形影不离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知道彼此在将来的分离是在所难免的事情，所以便争取在没有彻底分开之前多次进行对床之约，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兄弟二人关系的深厚，也为后续的事件埋下伏笔。

后续随着二人高中为官，自然是难以避免分道扬镳的结局，嘉佑年间，苏轼被外调至凤翔，苏辙则留在京城协助自己的父亲苏洵，二人临别之际，苏轼曾写诗相送，悉心劝解，这便是兄弟二人的第一次分离，后来遇到苏轼调职，苏辙亲自出京城前去迎接。

最终二人在河南地区相会，不仅作诗表达了双方相见时候的激动之情，二人也是实现了久违的对床约定，当然后来还有过几次分别和相遇，但这些并没有冲淡二人之间的感情，只会因为长时间不见而变得更加深厚。

虽然苏辙在文化成就和历史影响力上无法与苏轼相比，但其起到的作用却是无法替代的，他之所以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因为苏辙在政治，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表现，相比于这些，苏辙更加值得去重视的乃是他政治家的身份。

从当时的情况看，苏轼属于在外当官行列，真正是“山高皇帝远”，所以行事作风更加偏向作诗，并非是一些政治斗争，苏辙则与其相反，因为经常待在京城，其父又在欧阳修的提携之下名声大噪，所以入朝为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但就在这时，朝廷的一件事情出了问题，那就是王安石变法，这场变法的主要目的是拯救宋朝政治上所面临的一些危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进行，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目的是好的，但最终却夭折了。

变法开始执行是在宋神宗年间，但提出的一切措施都有一些理想化，导致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再加上王安石所用之人的执行力不到位，进而导致了多种负面效果出现，不仅让王安石的相位坐不稳，还引起朝中多人的非议。

早从这时候开始，王安石变法就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趋势，虽然有皇帝的支持，但在很多方面已经难以继续执行了，随着宋神宗去世，所有变法的措施全都废除，包括苏轼在内的一众变法支持者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当时苏轼尚且在外，但遭到了朝中小人的陷害，诽谤其作诗歌污蔑朝廷，就这样，苏轼被捕入狱，直接被关在了御史台，污蔑朝廷这种罪名在当时的定罪不亚于造反，所以苏轼在狱中几乎是受尽了苦痛折磨，就连他自己都觉得死亡离自己不远了。

于是便用自认为的最后一段时间，写诗给自己的弟弟苏辙，在这篇诀别之作中，苏轼首先对皇帝进行了一番夸奖和赞扬，其次再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一番忏悔，最后才是写给弟弟和家人的话，也正是因为这番慷慨陈词，让苏辙开始想方设法解救蒙难的哥哥。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王安石变法这一方面，苏辙和苏轼的态度是相反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支持王安石变法，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两人出现了相反的命运，苏辙在宋神宗时期并没有受到重视，等到下一位皇帝彻底废除变法之后，此前反对“青苗法”的他重新被重用。

随着皇帝对苏辙的重用，他的政治蓝图就此展开，并且官职一路平步青云，不断向上提升，最后直接被任命为副宰相，这个官位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此时的苏辙自然是知道哥哥苏轼的处境，所以主动担任起了照顾苏轼的责任。

但苏轼命运的波折总是接二连三的，就在不久之后，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问题，再次被朝廷贬谪，直至偏远的黄州地区，从此与弟弟山水相隔，尽管是这样，苏辙依然选择义无反顾追随自己的哥哥，带着自己的家小直接赶往黄州。

这一场寻兄之路似乎并不平坦，苏辙还因为中途风浪过大被滞留在路上两天，为此他甚至因为自己延误了时日作诗自我调侃，诗中曾表示自己和哥哥即使跨越梦境也要前去相会。

最终在经历一番苦难之后，兄弟二人再次相会，苏辙终于凭借自己的努力让哥哥苏轼摆脱了困境，回首看来，这种种困难也很难让苏辙不感叹一句，“实在是太难了”。

不得不说这种血浓于水又双向奔赴的兄弟情着实是让人感动，并且苏轼和苏辙将兄弟情也践行到了最后，二人先后去世之后，就连墓穴也是相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