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罗荣桓同为新中国开国元帅，他们同一年入党，是从井冈山上走下，出生入死，历经枪林弹雨的战友。

1953年，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的罗荣桓，因病在北戴河疗养，作为老战友的彭德怀自然要前去探望。

此时的彭德怀，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

罗荣桓作为“下级”，却“以下犯上”，直截了当的批评彭德怀：“你糊涂啊！”

是什么让罗荣桓如此不顾情面，向来刚直的彭德怀，又是如何应对？

1952年7月，周总理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建议道：“我提议，将彭德怀同志，从抗美援朝前线，调回国内。留在北京，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兼任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话音刚落，与会人员悉数举手同意。

于是，彭德怀就从扬威朝鲜半岛的志愿军总司令，成了中央军委工作的负责人。

彭德怀刚到任，就遇见了棘手的问题：怎么正确对待苏联顾问？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因此，大量的苏联顾问被请进中国。

他们广泛分布在各大军区和机关单位还有军事学院，为中国军队的发展建言献策。

毛主席的想法，只有一个：“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

不过，红军时期，外国顾问“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教训历历在目，所以不少人都对这些‘顾问’两个字，有些情绪。

1950年，刘伯承就曾向周总理建言：“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

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对苏联顾问的态度也很谨慎。

彭德怀很尊重他们的意见，但也不是言听计从。

彭德怀嘱咐大家，各部门要经常与苏联顾问开座谈会，征询他们的意见，以改进工作。

同时他又告诫众人，既不能不听顾问们的意见，也不要完全依赖于顾问。

当然，也的确有不少苏联顾问，把苏联红军的模式，“机械式”搬进中国，不符合中国国情。

1953年初，有关部门苏联顾问的意见，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

彭德怀听后，火冒三丈，怒斥道：“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 （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

而不同部门的苏联顾问，也会发生分歧。

在各军种、兵种工作的苏联顾问，都有扩大本军种、兵种的强烈情绪。

炮兵顾问说，“炮兵是战争之神”；装甲兵顾问说，“装甲兵是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工程兵顾问说，“工兵是战场上的开路先锋”；海军、空军的顾问更加强调，“海、空军决胜”。

这些顾问的意见，通过代表反映到会议上来，无形中增加了彭德怀的工作难度。

一问发言者何出此言，大家纷纷说：“苏联顾问的意见！”

彭德怀听罢，陷入沉思，他不禁问：“现在是顾问专政了？”

彭德怀对苏联顾问，虽然态度谨慎，却也有“中招”的时候。

1953年上半年，朝鲜战争进入尾声，苏联顾问反复劝说彭德怀，效仿苏联红军，在军队实行“一长制”。

所谓的“一张制”，就是取消政委，实行单一首长制。彭德怀起初并未同意，可是架不住苏联顾问的再三提议。

在他们的软磨硬泡之下，彭德怀有些心动。

随后，彭德怀在军委例会上，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可以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接着，彭德怀把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

4 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

这一点，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

5月，《内务条令》正式下发，明确：“只有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不承认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是首长。在坦克连队中，没有连指导员的位置。”

彭德怀在跟苏联顾问谈话时，还直截了当的表示，1年以后，解放军各部全面取消政委。

罗荣桓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也是4大野战军唯一有资格评元帅的政委。此时的他，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彭德怀准备取消政委，罗荣桓有一肚子话要说。

罗荣桓正准备给彭德怀打电话，商量此事，彭德怀主动找上了门。彭德怀是来看望罗荣桓，他也准备听听这位老政工的意见。

寒暄过后，罗荣桓开门见山：“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

罗荣桓又意味深长的说了句：“你糊涂啊。”

彭德怀是聪明人，一点就透。解放军从小到大，靠的就是“党指挥枪”。如果取消了政委，那么这个优良传统，将不复存在。

回京后，彭德怀作了深刻反省，立即停止推进“一长制”，并在军委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

此后，彭德怀深入思考了“怎样学苏联”的问题，在1954年提出：“向苏联顾问学习的同时，要亲自去摸，到实践中去下一番苦功夫；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条理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提高干部军事理论水平；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机械搬运。”

毛主席对“一长制”是什么态度呢？与罗荣桓意见一致。

毛主席在小组座谈会上提出：“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情况的。目前，有些人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经验主义。要知道朝鲜战争是个大战，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宝贵经验，一定要总结。”

1954年，毛主席委婉的对一些同志作了批评：“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彭德怀迅速在军队中，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传达下去，并总结道，对苏联顾问采取了既“要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又“要破除迷信”的态度。”

那些苏联顾问中，的确有很多飞扬跋扈之辈。

以至于毛主席在彭德怀等人的陪同下，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都不免批评道：“军事学院有个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不准讲朝鲜战争的。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 22 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 3年嘛!”

彭德怀插言道：“彼得罗舍夫斯基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说他污辱了伟大的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其实，苏联顾问表现，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痕。

苏联想把中国当作“加盟共和国”一般对待，而毛主席虽然提倡“一边倒”，却绝不容许出卖主权。苏联从中国身上得不到想要的好处，自然愈发不满。

1960年7月25日，赫鲁晓夫下令，从中国撤走全部的苏联顾问，共1300人。

他们曾广泛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200多个企业和部门。

这些顾问的撤离，让中国很多已经动工的大项目被迫终止或延缓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苏联政府撤走专家 （即顾问）、不“顾”不“问”的举动，标志着中苏关系全面恶化。

3年后，毛主席在会见印尼代表团时，还不由得感叹：“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会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

苏联的专家虽然走了，但中国的发展并未停滞。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尖端武器。

中国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不倚不靠，依然可以过的很好。

参考文献：

苏振兰.彭德怀与苏联军事顾问[J].文史春秋,2010,(07):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