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美国与台湾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在会上，美国公然叫嚣：“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有权力动用核武器。”

而早在1945年，美国发射的两枚原子弹，早已向世界说明了核武器威力之大。

这一次，再次掏出原子弹来威胁，也是让新中国大为头疼。

毛主席意识到：必须要发展新中国自己的核武器了，没有核武器，在与大国的交锋中便会丧失话语权。

在会上，毛主席还强调道：“帝国主义看不起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

从那以后，中国开始布局原子弹研制。

然而，正是围绕原子弹的研制，却引发了一场从国内到民间的大争论... ...

六十年代初，此时距离新中国决定研制原子弹，已经过了五年多，几个困难却将原子弹研制计划推到了悬崖边上。

一个原因是苏联。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虽然也在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心底里还是不觉得中国共产党能赢。

这并非苏联对中国共产党不够信任，而是国民党过于强大。

当时的国民党，不论是军队数量还是装备质量，都是远胜于共产党。

美国为了争夺远东的控制权，也是下了血本支持国民党。

而反观苏联，此时二战刚结束没几年，在二战中元气大伤的苏联还在休养生息，显然也不适合直接下场与美国对峙，因此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支援也十分有限。

然而，正是这样不被看好的中国共产党，却在几年内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

这让苏联大喜过望，东亚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苏联的东部边境稳定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都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苏联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大国。

并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从那以后，苏联为新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其中更是包括军工和工业领域的专家和技术支持。

然而，1953年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

赫鲁晓夫是外表粗犷，内心狭隘的人，他在上台之后，重新审视了过去与中国的外交。

惊讶地发现：在与中国的外交中，苏联一直在做“亏本买卖”。

在赫鲁晓夫的认知，我既然花了大力气支持你，你就要有所回报，比如像东欧那样，自觉接受苏联的控制。

但新中国虽然亲苏，但却并非一味地听从苏联，而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这让苏联大为恼火。

此后，中苏关系越来越差，最终，苏联将援助中国的专家全部召回。

当时中国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底气之一，便是苏联的援助。

如今苏联将援助撤回，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国内的艰难处境。

50年代末，在三大改造结束后，中国虽然已经步入社会主义，但发展程度还是十分落后。

与美国的关系一向不好，如今又与苏联交恶，新中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飞跃式的发展，唯有如此才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

中央在审查后，认为想要经济发展的更快，就要再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同时动员民众的积极性，努力搞生产。

可1959到1961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又碰到了罕见的自然灾害，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一个问题也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原子弹的研制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但现如今百姓们连饭都吃不起，到底还要不要继续研制原子弹呢？

原子弹作为当时的尖端科技，继续研制必然要花费难以计数的费用。

而这些费用若是拿去赈灾，也许可以让许多民众吃得起饭。

然而，要是放弃研制原子弹，意味着过去的努力全都白费，再想重启便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

中国将继续受到美苏原子弹的威胁，难以成为世界军事强国。

围绕“是否要放弃研制原子弹”，高层里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

为了决定原子弹工作是否暂停，1961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一场国防工作会议。

在会上，贺龙、陈毅等等几位元帅，支持继续研制原子弹。

他们或是曾经干过国防工作，或是当下就在从事国防工作，对于军事科技“卡脖子”的痛苦深有体会，因此迫切地希望我国尽可能研制出原子弹。

而另一派则，是主持经济工作的高层。

他们虽然对原子弹的了解并不详细，却对经济情况的了解胜于贺龙、陈毅等人。

会议刚一开始，众人就吵得面红脖子粗的。

陈毅一拍桌子，厉声说道：“就算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氢弹、导弹研制出来。”

对面主持经济工作的人，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了，光着屁股咱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他沉吟片刻，而后说道：“我知道各位想搞好国防的心，但现在困难实在太多，经济困难、苏联撤回援助，现在就应该暂缓原子弹研发，等经济好转起来再继续，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

听到他的话，会上不少人纷纷点头，显然是支持这位经搞济工作的人的观点。

然而，身为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却充满焦虑地说道：“研制工作一旦暂停，再想重启就很难了，研制原子弹绝对是极有前瞻性的一步措施，我们也不能只顾及当下，我们不能退，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都会骂我们的，我很着急，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睡不着觉。”

不少军方高层听到聂荣臻的讲话，也是纷纷表示赞同。

眼看双方又要争执起来，刘少奇赶紧调停：“原子能工能的现状是怎样，我们是不知道的，究竟要不要继续搞，我们还是应该把情况弄清楚再做决定。”

毛主席也对刘少奇的说法表示认同。

就这样，这次会议并没有做出决定，原子弹研制项目也被暂时保留了下来。

然而，这次会议之后，两派在后来的讲话中依旧强烈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而这也引起了民间的讨论，更吸引了一位著名作家的注意力，那便是金庸。

金庸出生于书香门第，家里个个都是为国为民的忠良人士。

受此影响，在年轻时，金庸便十分关注国家大事。

1948年，金庸在大学毕业，进入《大公报》，随后被调往香港分社。

但当时的报纸多为私立，背后往往有金主支持，受金主的政治立场影响，各家报社都很难做到客观评议一些政治和社会事件，或是对一些敏感新闻置之不理，这让金庸很是失望。

他希望能有一家报社，可以为自己和其他有志之士提供一个能够自由发声的平台。

但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没有的，既然没有，那便想办法创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报刊。

1959年，在报社干了十余年的金庸已经赚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财富。

这一年，他在原来的报社中辞职，拿出所有积蓄，又拉上几个朋友，创办了《明报》。

在创刊会上上，金庸激动地向众人宣布《明报》的宗旨是"公正、善良、独立、不党、不倚"，并希望本报刊成为大陆和港澳台地区民众的传声筒。

事实上，金庸也兑现了他的承诺。

在之后几年，他除了在报纸上刊登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外，其它的功夫全都放在了关注国内形势上，诸如两岸关系，中国外交之类，金庸更是多次撰写文章评议。

1963年，金庸坐在办公室里，观看着国内的报纸。

作为报刊的创办人，多多阅读其它报刊，学习其优点也是十分必要的。

突然，一篇报道吸引了金庸的注意力。

这是一篇国内的政治报道，记录了陈毅在不久前的一次讲话。

陈毅这次讲话的起因还得从苏联说起，苏联撤回对华的专家援助后，对中国大加嘲讽，讥讽中国想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简直是痴心妄想。

为了回应苏联的讥讽，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中国一定会研究成功原子弹，哪怕穷的当裤子也要搞出来核子。

看了这篇报道，一向关心民众的金庸十分气愤。

在他看来，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肯定要优先保证民生。

怎么还能说出，要“核子”不要“裤子”的言论呢？

几天后，一篇名为《要裤子，不要核子》的社评在报刊上发表，署名一栏上赫然写着两个大字——金庸。

在文章中，金庸指名道姓的批评陈毅，称他是“负责首长”，只想着怎么发展军事，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

同时，金庸也在文章指出，原子弹也并非万能，有了原子弹也未必能取得多高的地位。

英国早在1952年，就研制出了原子弹，但在埃及民众的反抗和美苏的重压面前，也还是灰溜溜地滚出苏伊士运河。

由此可见，民心的向背要胜于原子弹。

况且，以西方国家对核技术的封锁，和中国现在的情况，金庸认为新中国不可能搞出原子弹。

唯一的结局，就是无数资源换来研制失败的结果。

当天晚上，陈毅就看到了金庸的这篇社论。

陈毅并没有生气，反而是若有所思的，反复看了一晚上这篇文章。

几天后，陈毅公开承认自己的言论过于极端。

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一样重要，“裤子”和“核子”要两手抓，不能为了“核子”放弃裤子。

同时，陈毅听说香港一些媒体发文章对金庸人身攻击，他也劝说那些媒体不要上纲上线，要欢迎民众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

陈毅的胸襟令各路媒体感到敬佩，这场舆论风波也就这么过去了。

但舆论风波的结束，却并不意味着原子弹研制的结束。

到底要不要继续研制，依旧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经过中央的调查组考察后，认为原子弹的研制项目有很大的可行性。

最终，中央拍板：继续原子弹研制项目。

1964年，罗布泊上升起了一朵巨型“蘑菇云”，标志着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

听到消息的金庸也是惊讶不已，对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社论越来越少，最后彻底消失。

笔者认为，金庸“要裤子，不要核子”的说法，固然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也体现出了以金庸为代表的传统文人的局限性——过于感性的认知。

传统的文人墨客撰写文章，往往从感性出发，感受人或物。

但科学研究则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需要的是实事求是。

金庸只是通过主观感受，没有经过细致的考察，便作出了“要裤子，不要核子”和中国研制不了原子弹的结论，也是在走另一种极端。

反观刘少奇，依据事实判断是否继续进行研制，才是国家科研事业所需要贯彻的精神。

参考文献：

江苏公众科技网《一场“核子与裤子”之争》

袁和平《“两弹一星”筑就大国地位》

宋春丹《1962：在“两弹一星”的“至暗”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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