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各类应酬、聚会骤增,喝酒交际更是难以避免。但是,饮酒先要懂酒。

中医认为,酒有活血通脉、引行药势、增进食欲、消除疲劳、陶冶情志、使人愉快并有御寒提神的功能,少量饮用白酒特别是低度酒可以扩张小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延缓胆固醇等脂质在血管壁沉积,故对循环系统及心脑血管有利

“酒能益人，亦能损人。饮之失度，体气使弱，精神侵昏”。 ——《养生要集》

我国是酒的故乡，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饮酒的记载。酒与饮酒，早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酒文化与中国传统医学更是有着长远而密切的联系。

酒有多种，然其功效大都为“通血脉，温肠胃，御风寒”。酒性温，味辛而苦甘，温能祛寒，辛能发散，所以酒能疏通经脉、行气和血、蠲痹散结、温阳祛寒；又因酒多为谷物酿造，味甘能补，故还可补益肠胃。

此外，《博物志》记载：“昔有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此酒势辟恶，胜于他物之故也。”可见酒还能杀虫驱邪、辟恶逐秽。

医家之所以喜好用酒，是取其善行药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之性。《汉书・食货志》中说：“酒，百药之长”。对于这句话，既可以理解为在众多的药物中，酒是效果最好的药，另一方面是说，酒可以提高其它药物的效果。酒的发散之性可以帮助药力外达于表，使理气行血药物的作用得到较好的发挥，也能使滋补药物补而不滞。其次，酒有助于药物有效成分的析出。

采用煎煮法和浸渍法制备药酒大致始于汉代。约在汉代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曾有论述，“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

中药的多种成分都能够溶解于酒精之中，许多药物的有效成分都可借助于酒的这一特性提取出来。此外，酒精还有防腐作用，能保存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而不变质。

古人不仅常用酒来服药，更是将各种中药与酒一起经过浸泡或煎煮制成酒剂，以药之功，借酒之力，既可治疗又可预防疾病，由此发展出我国独特的一个重要剂型――药酒。药酒的发明，是医疗史上的一大进步。

唐宋时期，药酒疗法到达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唐代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所载药酒应用范围已涉及内、外、妇、五官诸科。《千金要方》卷七列有“酒醴”专节，卷十二设“风虚杂补酒煎”专节。《千金翼方》卷十六列有“诸酒”专节。

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卷三十一设“古今诸家酒方”专节。宋代官修的方剂巨著《太平圣惠方》所设的药酒专节达六处之多。用药味数较多的复方药酒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是当时的显著特点。

元明清时期，药酒在整理前人经验、创制新配方、发展配制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蒙古族营养学家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中关于饮酒避忌的内容，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25条下，设有“附诸药酒方”的专目，列有69种不同功效的药酒。缪希雍所著的《炮炙大法》对药酒的制作和服用方法有详细的论述。

此外，明代朱棣等人的《普济方》、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清代吴谦等人的《医宗金鉴》、汪昂的《医方集解》、程钟龄的《医学心悟》等书，均收录有多种药酒方，药酒到此时已发展的较为完整。

《吕氏春秋・尽数篇》说：“凡养生，莫若知本……饮必小咽，端直无戾”。清代朱彝尊撰写的《食宪鸿秘》提出，“饮酒不宜气粗及速，粗速伤肺。肺为五脏华盖，尤不可伤。且粗速无品”。这是讲饮酒应慢，不可速饮豪饮。

《养生要集》中有这样一段话：“酒能益人，亦能损人。饮之失度，体气使弱，精神侵昏”。可见饮酒需适度，无太过，亦无不及。太过伤损身体，不及等于无饮，起不到养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