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无处不在的停滞不前，新多极世界的战略规划者们迫切希望找到奇迹疗法。这本《网络化增长宣言》借鉴了合肥的"六大资本模式"，提供了一些绝佳的可能性。

实现增长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无论在哪里，各国政府都在努力重振疲软的经济，改革摇摇欲坠的社会。问题似乎无穷无尽，绝望比比皆是。闭上眼睛想一想：后疫情时期的经济灾难、军事冲突、超级大国对立和随之而来的贸易战、人口老龄化、医疗保健系统迅速恶化、教育危机、文化战争等等。这似乎是成为悲观主义者的最佳时机。

然而，有一个明显的奇迹正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合肥模式"。如果你认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应该是与起点的比较，而不仅仅是绝对值，那么合肥的表现就令人瞩目。这座中国安徽省的省会城市在两个方面令人惊叹：它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蜕变为"万亿元城市"，尖端技术集群遍布。它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功归功于我所说的"六大资本"模式（见Schlevogt教授的《指南针》№1），它巧妙地融合了相辅相成的物质资本、制度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这种新模式或其中的关键要素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国、俄罗斯、印度、非洲各国和其他地方的战略规划者可以利用这种新模式，在后疫情多极世界或"多中心世界"中以可控的方式实现快速、转型发展。他们能从这一创新范式中汲取哪些重要经验呢？让我与大家分享一份新的"网络化增长宣言"，其中包含一些相互关联的重要见解，这些见解不仅关注个别政策，更重要的是关注我从合肥经验中提炼出的基本原则（见图1）。有时，我采用否定式方法，重点关注合肥政府违背传统智慧所没有做的事情。

图1

关于究竟是政治家还是商人推动经济增长和统治至高无上的地位，争论由来已久。学者们对是思想还是物质因素才是变革的决定性驱动力存在分歧。合肥模式归纳出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由具有创新理念的精明且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政治领导人发起并维持。重要的是，他们不仅要创造和维护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环境条件，还要发起和引领变革，在新兴的竞争领域以积极主动的经济行为者身份加入竞争。这种姿态与西方大多数政治家只满足于被动制定法律法规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理念与行动的完美结合，合肥政府的领导者们让一个物质资源有限的城市成为了真正的世界明星。

圣彼得堡曾是一片沼泽地）、拉斯维加斯就建在沙漠当中、新加坡曾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破败的附属国，普鲁士是众所周知的沙盒，这些案例，也证明了企业家掌舵人所倡导的理念的首要地位。在这些不太可能的地方，积极的变革也是由有远见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发起和领导的，他们为未来描绘了令人信服的蓝图。即使是十月革命，也是从一个想法开始的。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说法，那就是在一个物质条件尚未准备好实行共产主义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实驳斥了共产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

在物质因素方面，合肥还展示了另一个值得战略规划者们利用的趋势，即"新地方主义"范式的力量，它将掀起一场名副其实的"大都市革命"。在国家行政中心的官僚机构日益僵化和纠结的背景下（想想华盛顿的"深层国家"就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城市"的市长们需要锐意进取，在各个层面推动多维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想起关于新加坡的传统智慧。

当我称赞新加坡模式时，我的合作者通常会承认它的成功，但拒绝将其作为较大国家的典范。他们通常认为，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很容易得到有效和高效的管理，但要统治像俄罗斯、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大国却要困难得多。在这样的讨论中，我建议在一个国家内部建立多样化的"城邦组合"，而不是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统治。从本质上讲，一个大国应被划分为许多规模较小、相当自治的新加坡式或合肥式的单位。然后，委托创业型领导人负责这些单位的发展，并对结果负责。在一个倾向于由单一地点进行统治的国家，这种方法可称为"地方充实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术语有助于避免中心与边缘的二分法，因为这种二分法往往会贬低不构成中心的部分。

为了启动这一进程，一个大国的国家领导人可以指定一个小地区作为"小新加坡"或"小合肥"，并邀请"原"地区的领导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像特许经营一样管理该地区，甚至可能使用其本国的法律法规。之后，就像经济特区的情况一样，这种模式的成功（用变革管理的语言来说就是"速赢"）可以作为一种令人信服的论据，将这种模式推广到重点城市的周边地区和其他地区。我把这种模式称为"反向马特罗什卡系统"，即从远离中心的核心开始，围绕这个可扩展的核心建立更大的层次，而不是仅仅关注国家中心的发展。这个系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复制，从而形成一个多中心的成长型马特里奥什卡（Matryoshkas）组合，这些马特里奥什卡是对原有中心的补充，而不是与之抗衡。

最后，合肥发展的唯一有利物理因素之一就是靠近上海，这告诉其他地方的领导者，与发展中心的最佳距离非常重要。

要想在一个地方创造增长奇迹，如果没有空降的顶尖人才，那么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孕育变革推动者的机构。在合肥，文革期间迁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帮助发展和吸引了其他强大的组织，共同创造了极其宝贵的人力资本。事实证明，这些人才是这座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黑马城市"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当然，现代大多数政治家都口头上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然而，这往往是"资助和奖励A，同时希望B"。套用一篇经典管理文章标题的略微改动版本。下面就是这种预算和奖励结构不一致的一个例子：许多政治家期望取得巨大的教育成果，但却将大部分资金分配给其他用途，如建立军队或通过社会支出进行财富再分配。相反，应采取"预算重要"的方法，帮助创建、塑造和激励强大的教育集群。

在创造和吸引顶尖人才方面，重点地区的大学不应只专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还应注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领导艺术和科学，因为首先需要的是全面的舵手。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苏联的教育模式极具启发意义，因为它非常重视提供广泛的教育，而不是提倡狭隘的专业化。

此外，合肥的例子说明了我所说的"精英意志"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大学需要实施严格的入学考试，并确保只有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才能从大学毕业，其中包括许多高素质的男性。这与西方的大趋势形成了鲜明对比，目前西方社会的主要关注点是意识形态而非成绩。因此，顶尖大学会尽量避免给人留下精英主义的印象，转而提拔表面上的弱势群体，如女性、少数民族和LGBT+人士，即使为此需要降低一般教育标准也在所不惜。由此产生的技能较低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往往会降低雇主的绩效，这也是西方国家集体绩效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部分原因。

大学在为自己是精英而自豪的同时，也应确保自己不会成为象牙塔。关于这种跨界行为，合肥的经验再次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其成功之处在于，真正的人才和强大的思想能够跨越组织界限自由交流。

在合肥，宝贵的制度资本使其有可能铸造和吸引各专业领域的顶尖人才。这些人力资源在聘用他们的组织内部得到进一步开发。在这方面，世界各地的战略规划者可以再次借鉴合肥模式，尤其是在政府领导人的塑造方面。

重要的是，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需要通过高明的培训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成长为合肥模式下名副其实的"国家企业家"。他们应该与基层企业界建立紧密联系，这也是法国领导方法的一个丰富版本。效仿合肥的中国式谦逊，他们只应进入经济舞台，创造、引导、授权和支持敢于冒险的商人，尽可能利用市场优势，激发企业家精神。这一使命的一部分，就是在国家官僚机构之外培养和吸引聪明的人才，这部分可以通过政府、企业和学术界之间不断的人员交流来实现。在高层强有力的领导下，这种积极主动的培养方式与例外管理截然不同，后者只是在经济出现问题（如市场扭曲）时，政府才做出反应，介入其中。

此外，我还提出了另一个否定式观察：关于合肥的人力资本，在我对该城市模式的整个研究中，我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建设"多元化"劳动力的提法。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适得其反的先入之见，在西方政府行为者和管理者的议程中占主导地位，他们都一味地追随强大利益集团（如LGBT+游说团体）所设定的趋势。在合肥，你看不到西方公司喜欢炫耀的那种"我们的团队"的照片，一定要把一名女性员工放在最前面，周围是一群多种族的人，男性处于从属地位。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证明公司遵守了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标准。

中国最大的"黑马城市"的政府，没有被意识形态所左右，而是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高绩效带来财富的积累，并使许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受益。顺便提一句，合肥的案例反驳了宣传者的说法，即要建立创意和高科技企业，就必须采取支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LGBT+）的政策，因为据称这一群体拥有大量举足轻重的人才。

世界各地的领导者，也可以从合肥积累智力资本的方法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尤其是其精明的战略规划方法。其基本思路是，首先提出崇高而有远见的愿望，然后找出障碍，最后制定克服障碍的战略和组织架构。愿望的内容可以完全由梦想驱动，也可以是梦想与资源（包括潜在资源）的结合。后一种方法融合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要素，其蓝图基于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及其"潜在比较优势"。然而，如果孤立地使用这种方法，就会将机会集局限于当前存在的现实，而不是利用梦想的力量，梦想的力量甚至可以激励推动者和变革者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在开发上述增长型"马特里奥什卡"投资组合时，各国面临着新地方主义范式固有的以下危险，这种危险有时在中国也很明显：城市政府及其各自的官僚机构根据"以邻为壑"的原则进行零和游戏竞争。为避免这种危险，需要制定国家总体战略，帮助协调地方努力，以指数级速度建设新兴战略产业，并从根本上改变全球技术前沿。

合肥还为全球战略规划者提供了另一个启示：在制定未来蓝图时，你需要从整体、系统和动态的角度考虑，建立产业集群组合和其中的完整价值链。让我来解释一下。

首先，与西方对服务业的痴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工业的关注，这对于避免工业空心化甚至彻底去工业化至关重要。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如果工业基础消失，许多服务业也将被淘汰。例如，提供服务的研究与开发（R&D）中心需要附近制造业的客户，这不仅是出于经济原因，也是为了密切合作，从而相互学习和定制产品。与此相反，如果首先关注工业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就主要是出于需要。最终，一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规模和质量通常取决于政府的规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区的繁荣程度。

其次，整体观避免了西方许多国家政府所采用的"枪打出头鸟"的做法。这些政府往往只是简单地对问题做出反应，并屈从于隧道视野，只在某些企业的行为导致市场扭曲时才介入，随后又纠正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扭曲。支持离岸外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以近视眼的方式来计算离岸外包的好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在大肆炒作商业活动向海外转移的时候，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试图具体说明经济收益，据称这些收益可以用来在国内发展其他更现代化的产业。然而，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未能全面、动态地考虑到社会成本（由特定实体承担但由社会支付的外部化成本），例如离岸外包导致的国内失业率上升和税收减少。有志于借鉴合肥经验的领导者，应高度重视建设整个充满活力的产业集群、完整和紧密相连的价值链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并不断提升所有这些资产，而不是促进分崩离析。

第三，系统动态观点既考虑了指数级增长的拐点，也考虑了溢出效应。例如，一旦一个核心企业按照政府的蓝图建立起来或被吸引到一个新兴产业中，许多上下游企业往往会被发展起来或被吸引到新兴产业集群中。这往往会产生滚雪球效应，导致指数式增长，其特点是不同的相互促进的产业集群和产品不断聚集，附加值越来越高。合肥先进芯片、显示器、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的集成就是一个相互促进、价值越来越高的"集群的集群"的例子。

在生态系统的组织设计方面，全球各地的领导者应注重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通过跨越边界的人类纽带进行密集的双向交流。这就避免了西方常见的单向交易陷阱。

目前，西方各国政府都在竞相争夺谁能提供最高的补贴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通常情况下，这些财政注资都是纯粹的馈赠，没有任何直接回报。例如，英特尔计划在马格德堡投资300亿欧元建设芯片制造中心，德国纳税人将通过补贴为该项目提供约100亿欧元的资金。但是，即使承诺提供如此丰厚的馈赠，对这个相当贪婪的潜在投资者来说也还是不够。这家美国公司随后还要求20年内每兆瓦时100欧元的固定能源价格。这尤其令人不安，因为德国失去从俄罗斯供应廉价天然气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乌克兰冲突期间的侵略行动。这导致德国能源价格暴涨，而一家美国公司却希望得到德国政府的保护。

此外，西方政府倾向于向"僵尸企业"提供补贴，这些企业在商业上已经死亡，只能通过人为的资金注入来维持生命。此外，国家在老龄化人口的社会救济方面花费越来越高，因为这些对公民的补贴会为他们在日益壮大的选民群体中赢得选票。

合肥模式向全球战略规划者传授了一种更明智的方法，可以避免全球补贴竞赛和肆虐。更具体地说，与其分发礼物，不如明智地投资于初创企业或其他年轻企业，好比做风险资本家一样，以及经营历史较长的非上市老牌企业，好比做私募股权投资者一样。这样，政府除了为整体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外，还能从投资中获得实际回报。这种方法的核心不是再分配（如何切蛋糕），而是增长（扩大蛋糕的规模）。"政府公司化"避免了零和博弈，从理论上讲，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可能从国家行动中获利。

此外，政府投资的一大好处是，国家行为者可以多维度、多层次地评估其总价值，考虑到集群内企业之间和集群之间的溢出效应，以及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而企业的净现值计算却没有考虑到这些定量和定性因素，因为企业无法从这一更高的视角进行运作，只能孤立地看待单个项目。

政府官员应放弃一味追求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做法，要勇于偏袒和挑选潜在的赢家，这也需要有失败的勇气。这意味着，当地领导人不应只是试图将西方企业大举撤离时流失的公司重新转移到其他地方，而应积极参与创建新公司，进而使其成为增长的领头羊。

同时，他们还应向合肥学习如何避免创造"大白象"，也就是那些昂贵但无用的项目，通常是某些政府高层领导的宠儿。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官员应采取循证的创业思维，而不是追求花哨、自私和空洞的梦想。决定政府是否应进入商业领域的一个关键标准是，这种行动是否能促进当地的私人创业行动。重要的是，政府应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何时退出项目，并坚持自己的目标。为了尽早利用市场竞争的好处，一旦项目在没有国家援助的情况下可行，就应立即退出。与此相反，政府往往出于威望和权力的考虑，在国家参与是必要的很长时间后，仍然紧紧抓住投资不放。

国家投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官员的素质，他们需要对当地产业有深入的了解，必须以最佳的激励机制为指导，帮助避免腐败，提高效率和效益。这种能力不同于德国国有地区银行的普通员工。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酝酿过程中，其中许多人被来自私营部门的精明而无情的银行家所欺骗，将大量国有资金投入到风险极高的资产中，因为他们只关注承诺的回报，而不了解真正的风险。结果，国家蒙受了天文数字的损失。如今，如果求职者的工作经历中包括在地区国有银行工作的经历，私营银行往往会撕毁求职申请。

在工业化和官僚化的现代社会之前，当地社区的各种企业家非常重视信任。这种形式的无形资本只有在"重复博弈"的关系中才能发展起来，这与一次性、公平和匿名的市场交易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在合肥错综复杂的网络中，也积累了这种因强烈的创业精神而丰富的宝贵社会资本。无独有偶，我发现，强烈的企业家精神和对复杂网络中基于信任的关系的重视，是中国民营企业奉行的"中国式管理艺术"的关键要素。

如何在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跨边界网络中建立这种宝贵的社会资本，对于世界各国的领导者来说，向合肥学习非常重要。这就需要放弃排他性的官僚思维，耐心地投资于建立关系。一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对方建立了个人联系，就能建立起信任，获得创业自由。当然，这需要人员和蓝图的连续性。风险投资者尤其重视创始人的个性和能力，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这往往比其他资源和单纯的财务状况更重要。具体来说，这些潜在投资者会寻找证据来证明创始人和管理者是否值得信赖，因为在新项目和不确定的环境中，这种可靠性尤为重要，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起草涵盖所有可能情况的完整合同。

此外，世界可以从合肥式的全面学习中受益，这也是儒家哲学的关键要素。为此，具有新帝国主义思维的西方人，包括认为西方文明优于"野蛮"和"专制"的东方文明的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思维。此外，他们还需要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进行试验，如建立特区，然后推广最佳做法。

***

总之，合肥"六大资本"模式在网络化增长宣言的操作下取得了成功，是多极世界中智慧型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多方面最佳实践案例。新的范式框架展示了政治经济视角的重要性，以及对供给侧驱动型增长的关注，这推动了可能性的前沿。新的范式框架以中国式的综合思维为核心，克服了西方源自古希腊的二分法和对立法。简单地说，中国人喜欢"既......又"而不是"要么......要么"。

其中，双向合肥范式结合了法国指导主义的智慧、新加坡企业国家资本主义的敏捷和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市场主义的自由。该模式结合了硬性和软性增长因素，并将元层面的中央指导与基层的地方知识、主动性和灵活性融为一体，既发挥了智慧型政府的指导作用，又发挥了创造性市场力量的作用。顺便提一下，合肥经验强调在政府层面和基层释放创业精神并赋予其权力，从而驳斥了西方宣传者关于"专制极权政权"压制首创精神、导致停滞并最终导致经济衰退的说法。

创新的合肥模式及其基于地方的创新和产业政策，为寻求转型增长的国家战略规划者提供了宝贵的多中心发展经验。对于那些不属于西方集体、拒绝接受西方强大的反传统思潮、因而特别愿意向中国学习的国家来说，合肥模式尤为重要。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方法，尤其适合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

全球领导人在学习的同时，不仅要关注模仿合肥，更要努力仿效合肥。他们可以通过巧妙地将从"六大资本"模式中获得的可操作性见解与本国的本土理念和其他资源相结合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样，他们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祖国也变成一个典范，向其他想要复制其"衍生"方法的国家传授知识。一言以蔽之，在利用合肥模式方面，新的多中心世界的全球领导者应听取以下儒家格言的建议：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RT2023年8月30日凯-亚历山大-施莱沃特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