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络》作者：吴军
在上一节，吴军老师谈到，在汹涌向前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应保持定力，做一个坚定的长期主义者，创造个体的生命意义，活出精彩人生。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来看看吴军老师通过对时代大脉络的观察，在“教育公平”和“技术平等”方面做出的分析与思考。
哪些因素影响着教育公平
我们先从大家关心的教育话题讲起。很多人抱怨说现在的教育环境不公平，四五线城市和一线城市比不公平，寒门子弟和富家孩子比不公平……对此，吴军老师告诉我们，教育自古就是一项不公平的特权，而现在我们国家的教育才是最为公平的。
为什么吴军老师会这么说呢？我们先从古代的教育环境讲起。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好传统，只要家里有口饭吃，就会送孩子去读书。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测。实际上，古人识字率极低，普通人家根本没有意愿，也没能力供孩子读书。
尽管科举制度发端于隋唐，但直到宋朝才大规模发展起来。宋朝并不抑制经商，所以像福建、浙江两地因为外贸非常富有。而教育水平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所以闽浙一带的南方地区考出来的进士就比较多，以至于司马光和欧阳修这两位文学大家还曾为此争执过。
司马光认为北方几十年来进士数量少得可怜，很不公平，以后应该按照人口比例来分配录取名额。欧阳修却不这么看，他认为全国一张卷统一录取，这是多么公平的制度。北方中举的人数少，只能说明他们的书没有读好。
等到明清时，南北方的教育水平差异变得更大了。朱元璋当政时，有一年会试放榜，51名进士竟没有一名北方学子。于是北方学子群情激愤，联名向皇帝告状。朱元璋换了一个主考官重新阅卷，没想到新录取的进士也都是南方学子。
为了人为地拉平这种教育差距，明朝干脆设计了一个“南北卷”制度，强行要求南方学子录取人数占60%，北方学子录取人数占40%。到了清代，这种制度被进一步细化，变成了按省分配进士名额。
尽管进士的名额分配照顾到了北方学子，但由于考试用的同一张卷，而且排名不再考虑地域因素，因此前几名的分布又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了一致。例如清代一共出的114个状元中，仅江苏的苏州府就出了24个，超过了总量的1/5。
所以说，教育和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古代生产力低下，只有经济好的地方人们才有余力、有机会去读书。而反观近现代，直到中国开启了工业化，孩子们才实现了普遍有书可读的局面。
对此，其它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读书最初也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教育只是大多数人不敢想的奢侈品。直到工业化需要大批高质量的工程师，国家才大力发展教育，降低了读书的成本。此外，大学尤其是名校毕业后前途远大，家长也才愿意把孩子送进校园。
现在，许多家长觉得自家孩子读书很卷，但同为孩子的家长，吴军老师观察到有些国家教育内卷得更厉害。比如韩国，学生们拼命努力去考首尔、高丽和延世这三所大学，否则一辈子都不可能在工业界和政界有出头的机会。还有印度，为了以后能进入高门槛、高收入的软件行业工作，孩子们从小就得过“无假期、无周末、无节日”的日子，有些家庭甚至节衣缩食，每门课都给他们请一位家教。
但教育的需求端越旺盛，供给端的高质量资源就显得越稀缺，人们的不公平感就越强烈。那么，对于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吴军老师认为，要解决教育的不公平，就不能只着眼于教育，而是要尽可能实现职业的公平性。
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总会有分工，有人做科学研究，就会有人在餐厅做服务员。如果服务员的工作能得到和科学家一样的尊重，并拿到相对理想的报酬，那么人们心中对于教育不公平的执念，也会会慢慢减弱和消退。
技术不平等下，普通人如何自救
好，前面我们讲的是教育的不平等，接下来我们说说技术的不平等。随着技术的进步，很多人开始担忧自己的饭碗会被AI夺走；同时社会学家也开始担心，技术进步会造成财富分化加剧，最终在技术精英和普通人之间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对此，吴军老师指出：技术引发的不平等，自古就是存在的。19世纪时，法国学者商博良破译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英国学者罗林森破译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他们的研究帮人们认识到祭司阶层是如何凭借着知识的力量，在早期社会中脱颖而出的。
人类最早组成的是以血缘关系连接的部落社会，当很多部落聚居在一起，就形成了城市或邦国。由于人数激增，光靠部落首领是无法直接管理的，于是专职的管理阶层就出现了。他们通常是一些识字的神职人员，国内称之为祭司。
祭司具有两大优势：第一，他们拥有对神的意志的解释权，用信息论的术语讲，他们控制了人与神的信息传播信道；第二，他们识字，能通过文书发号施令，进而控制了人与人的信息传播信道。而这些就让他们拥有了足够的权力，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等到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时期，因为几乎每个公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会读书写字，这使得独属于祭司的技术优势消失了，他们的特权也因此消失。再到中世纪后，因为贵族和农奴大多是文盲，只有修道院里的教士识字，所以教士代替祭司，成为了新的特权阶层。
再到工业革命之后，技术引发的不平等代替了识字引发的不平等，新的特权阶层，也就是那些技术精英们出现了。
我们前面提到的教育不平等，其本质就是因为不同职业的含金量不一样，需要的教育水平也不同。但一开始这种不平等引发的社会效应尚不显著。直到从20世纪60年代，硅谷引燃信息革命之后，技术引发的不平等才开始加速。例如之前欧美在机械、航空等领域的发展水平相差不大，但后来，美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在新的技术革命中取得先机，就把传统的欧洲老牌强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而那些硅谷制造出的技术精英们，也借助这场技术革命迅速积累财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的收入每20年就增加10倍，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增速。而且他们也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影响力，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祭司”，新的特权阶层。
那么，当他们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的利益就会受损。比如现在大热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很多和它们相关的企业，诸如谷歌、亚马逊、脸书等，都在重塑全球的经济结构，并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使得很多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专业和方向，比如之前的很多传统媒体人，开始转行去从事那些最基础的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工作，尽管很多人是当年的媒体精英。
那么，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既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就让孩子选这个专业，以后工作机会多，收入也高。
对此，吴军老师劝大家不要着急下定论，因为他讲的科技精英是金字塔顶端的少数派，而非普通从业者，并且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他认为之后软件开发行业是人工智能首批要夺走的饭碗。
那么，在技术日益不平等的时代大背景下，普通人该怎么办呢？
吴军老师建议我们，首先不要急功近利跟着风口转，而是耐下心来夯实基础。就像学习钢琴，练好基本功才是关键，而不是以弹出几首曲子为目标。好的科学家、工程师也该如此。
其次我们要保持平常心。就像吴军老师的女儿也选了计算机专业，但他从没期待过女儿取得比自己更大的成就，因为时代变了。当年吴军老师刚进谷歌时，公司才百十来个工程师，有大把的课题可以研究，这是时代赋予的红利，到女儿这一代那时这种红利已经没有了。
最后，吴军老师建议家长朋友千万不要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做伤害孩子创造力的事情。吴军认识一位朋友，一路优秀着走了过来，无论是初高中参加竞赛，还是考上国内顶级名校，拿到美国顶尖博士，进入最好的跨国公司任职，他一步都没走错。
但就在40多岁时，这位朋友近乎抑郁了。他发现自己一辈子都跟在别人后面学习，没有自己的创见。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只停留在了过去，获得竞赛金牌，拿到大学通知书，拿到博士证书，拿到第一个offer……此后就剩下无尽的乏味和黯淡。
这个朋友的人生际遇，反映了国内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家长喜欢大包大揽，替孩子做规划；喜欢管孩子，让他们要乖乖地听话。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想把孩子培养成技术精英，那最需要的创造力，往往会被这些“包办、规划、听话”所束缚，所消磨。
因此，真的为孩子好，应该给他们合理的空间和耐心的引导，做孩子的人生教练，而不是指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