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往的主体是所有现实的人，在东印度群岛这种早期交往总是以异性交往为基础。在海外，欧洲女性的匮乏是欧洲人进行殖民扩张时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领域内尤其如此。

比如，1678年，马六甲共有558名欧洲男性，但只有6名欧洲女性，其中4人与公司员工结婚；科钦在1760年有89名欧洲男子，但没有妇女，三十年后有15名来自欧洲的男性但是只有3名女性。极端不平衡的性别比例只能通过吸引当地女性来解决，种族融合几乎与殖民化进程同时进行。

当1618年，反荷兰东印度公司联盟包围了位于加卡特拉的荷兰大院时，高级商人彼得·范·登·布洛克清点了一下院内的所有人。名单上一共有350人，包括自由人和亚洲奴隶，还有欧洲商人、移民者、女性和士兵。

此时荷兰人已经表现出了他们在亚洲定居时的持久特征，而这些在荷兰本土是没有先例的：他们是奴隶的主人，并以当地妇女为妾。事实上，不仅是与自由妇女，从一开始就有了与女性奴隶最自由的交往，她们大多数都是家庭奴隶。

起初，几乎无法控制这种局面。士兵和水手们远离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与女性社会的联系，他们常常听到有关高级军官为了个人服务而获取奴隶的传闻。在这种情况下，从荷兰学到的道德约束在这个陌生的文明社会已不再适用。

因此，科恩在第一任期内决定要将印度尼西亚的“可耻生活”转变为文明社会。1640年，巴达维亚政府颁布了第一条禁止蓄妾条例：居住在巴达维亚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人，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得在其家中或其他地方豢养女奴、情妇或者妾。1642年，法律再次扩大：与奴隶或者自由女性同居，无论她们是少女还是寡妇，都将处以50西班牙币的罚款。

在禁止婚外关系的同时，巴达维亚政府还促进低级雇员与进口到定居点的女性奴隶之间的合法结合。这样的婚姻必须得到当局的书面许可，结婚公告必须在婚礼前三周公布。此外，准新郎还必须赎买新娘的自由，并为她取一个基督徒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懂荷兰语也成为结婚的正式要求。

事实上，这些规定从未起到应有的约束力，执行工作完全掌握在公司官员的手中，而他们与这种行为有密切的联系。过多且严苛的规定甚至让那些想要合法婚姻的人望而却步，因此以女奴为妾仍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做法。对于公司员工或者较贫穷的自由市民来说，以女奴为妾具有多重诱惑。

首先，蓄奴是东南亚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其次，与女奴为妾也避免了可能要承担的婚姻后果。根据公司法律，任何与亚洲或部分亚洲血统的女子结婚的男人都不能返回荷兰。

最后，与自由女性相比，女性奴隶更容易获取，也更容易控制，当他们返回欧洲时，甚至还可以将她们出售掉。以女奴为妾是如此普遍，于是混血儿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开始在殖民社会兴起。

对于混血男孩和女孩来说，他们的命运可能千差万别。在巴达维亚，社会阶层被两股移民浪潮压得喘不过气来。一方面是来自欧洲的新移民，他们始终在公司中占据着上层地位；另一方面是奴隶。

在公司眼中，除非一个人有欧洲教育背景，否则在当地出生的各个种族的男孩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都处于同样卑微的地位，可以被用于同样的目的，比如士兵或者公司的抄写员。对于女性混血儿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她们是公司员工的潜在妻子。许多东印度的荷兰人，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妻子都有奴隶背景。

比如议员范·巴塞尔（1710-1770）的岳母便是一位来自望加锡的奴隶，而他们的女儿则嫁给了东印度共济会的领袖。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定居点，士兵一直是最大的欧洲人组成部分。单纯从人数上看，他们是与当地人民接触最多的群体，而且主要是通过与亚洲妇女的联系。

由于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受过教育，也就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公司士兵和亚洲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只能猜测，欧洲文明的传播方式很少。由于缺乏正规教育，士兵们无法将欧洲文明传给他们的妻子、情妇或孩子们。在这些孩子中，几乎没有人在成年后认为自己是欧洲群体的一员。

少数人可能会被送到公司的救济院或孤儿院。剩下的可能生活在母亲居住的种族社区，勉强度日。和平与暴力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中相互交织。通过与公司的员工和自由人结婚，许多女奴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身份地位，同时也将亚洲文明传递给了她们的伴侣和后代。在荷兰人抵达之后，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语言变化。

在巴达维亚建立的头几十年中葡萄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始终占据统治地位，这部分可以归因于这一时期的奴隶多来自印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和马拉巴尔海岸，他们早已熟悉了葡萄牙语。印尼统治者和公司官员之间的官方通信经常使用葡萄牙语，包养情妇的家庭中也能听到葡萄牙语。随着越来越多的群岛居民加入了奴隶行列，马来语也成为了日常通用语言。

牧师弗朗索瓦·瓦伦汀对巴达维亚语言的描述，可以看作是那一时期普通荷兰人对自己周围环境的认识总结。“巴达维亚的通用语言是葡萄牙语，粗浅的马来语和荷兰语。这里也有爪哇语、汉语和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的所有其他语言，但这些只在相互交谈时使用，从未被其他民族使用。

而葡萄牙语和马来语这两种语言可以与各民族的人轻松交流，不仅在巴达维亚，还在印度，甚至远到波斯。”在班达群岛每年举行的“征服日”活动上，荷兰官员都会用马来语向形形色色的人群发表公开讲话。这表明，在那时，马来语已经成了整个群岛一般居民最容易理解的语言。

这种情况将传递给他们的后代，因为一旦孩子出生，那些母亲就会将他们交给一位女性奴隶，毫无例外，这些奴隶从不会说荷兰语。对于在这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欧亚混血儿来说，荷兰语仍是一种民族标志和地位的象征，但已不再是日常互动的媒介。从这一层面来说，早期城市的多元化特征，在荷兰人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政策下并没有消失。

奴隶制还在城市生活模式上留下了其他痕迹。奴隶贸易几乎与释放奴隶同时进行，这些被释放的奴隶在东印度群岛组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马尔迪吉基尔人。据亨克·尼迈耶所说，多数人居住在巴达维亚东郊，还有一小部分生活在城镇的西部。多数人在是奴隶时便成为了基督徒，并获得一个荷兰名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群人与印尼人截然不同，他们是被释放的非印尼血统的奴隶，也是归正教会的成员，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16世纪葡萄牙人在印度海岸的定居点。在巴达维亚，作为种族政策的一部分，他们被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坚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

作为葡属印度地区混血文化的继承人，马尔迪吉基尔人的衣着通常融合了欧洲和亚洲的元素。对于那些曾经造访过巴达维亚的旅行者来说，没有比这更滑稽的事了。旅行者雅各布·哈夫纳写道，“这些富有的黑葡萄牙人大肆炫耀，特别是他们的穿着；然而，对那些不习惯的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奇怪的景象了。他们穿着最华丽的衣服，衣袖带着褶边，但是光着脚，既不穿鞋也不穿袜子就在街上闲逛。”

在17世纪由于奴隶主要来自南亚地区，马尔迪吉基尔人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为了保持这一独立的身份必须不断地有来自南亚的奴隶涌入。在18世纪，来自印度的奴隶逐渐干涸，印尼群岛的奴隶逐渐增多，他们与被释放的奴隶和那些被白人父亲抛弃的欧亚混血儿也加入了这一社区，于是侵蚀了说葡萄牙语的马尔迪吉基尔人的文化，他们的日常语言也由葡萄牙语转变成了马来语。因此，在巴达维亚，除了欧洲人，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明显。

在巴达维亚，虽然马尔迪吉基尔人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但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关键在于他是否具有奴隶血统。如果有一个人声称他的祖先是葡萄牙人，那么就意味着他极有可能是奴隶的后代，这种污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消失。

东印度群岛的议员科梅利斯·查斯特莱因猛烈地抨击马尔迪吉基尔人，“这些马尔迪吉基尔人穿着可笑的葡萄牙人式的衣服，有点像我们欧洲人，但是没有穿衬衫、袜子或鞋子；有的人穿着一件女式的浅色外套，通常是破旧衣服，乌黑的脸和衣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就好像穿着华丽衣服的江湖游医的猴子一样，但他们还经常吹嘘和我们一样。”种族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在这个看似和谐的殖民社会暗潮涌动。

马尔迪吉基尔人中很少有人拥有资本，如果有幸学会写作，或懂点荷兰语或许可以在公司内部的一个办事处找到工作，但多数人处于社会下层，靠卖农产品，或为人写字为生，许多甚至不得不靠政府的救济过活。

1740-1750年间，巴达维亚的救济院里大约有175人到75人，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马尔迪吉基尔人。很少有马尔迪吉基尔人能在历史上留有一席之位，但至少艾萨克·扬斯是其中一个，他或许也是唯一一位留下自传的马尔迪吉基尔人。

更多的人仍处于社会底层，不得不依靠体力劳动为生，勤劳而不是血缘才是决定他们生活质量的关键。回顾荷兰人的殖民历程，几乎从他们抵达东印度群岛伊始，种族间的交往便已经在悄悄进行。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繁荣促进了不同种族之间合法与非法的交往，加速了种族融合的进程。

虽然，巴达维亚早期的统治者曾试图对跨种族的关系予以限制，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任其发展。看似随意的婚姻法律，却恰恰成功地促进了社区的发展，欧洲人在传播了自己的文化同时也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