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是一个国家的实权人物，但一些国家的总统算得上是“高危职业”，比如韩国总统中似乎存在蹲号子的惯例。巴基斯坦的总统布托更惨一点，他直接失去了生命，还是被以绞刑的方式处死的，极其痛苦。
他死后，遗体还被悬挂了30分钟。布托在政变中被夺权，随后又被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刑，用刑前他坚称自己是无罪之人。
1979年4月4日，51岁的布托被押送着走上了绞刑架，即将迎来自己生命的尽头。民众都对他的命运感到愤愤不平。在他被确定判处死刑后，巴基斯坦内有很多人以自焚来表示抗议，希望能左右政府的决定，但这都是徒劳的。
他此时已经在死牢中被关了1年，久不见日光，整个人萎靡苍白。死牢中其他犯人看到布托走上死亡之路，自发地齐齐背诵起来古兰经。
布托知道，自己的死亡无可转圜。只是他接受了必死的结局，但拒绝接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这点即使在他走上绞刑架之后也不曾改变。
不祥的绞索已经环上了他的脖颈，死亡阴影近在眼前，布托留下了他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一句话：“天哪！救救我吧。因为我是无罪的人！”
随后，开始行刑，生命迹象从布托身上一点点流逝。虽然极其罕见，但也有被处于绞刑的人不会立刻死去，所以当地法律规定受绞刑者要被在绞刑架上悬挂30分钟。布托也是如此，30分钟过去后，监刑官员才宣布时间到了，他的遗体这才被放下。
这之后，布托的遗体被辗转送到了他的故乡，被安葬在他农庄的附近。他的亲属们在哪里为他举行了葬礼，被进行祷告。只是，布托的妻子和女儿贝娜齐尔还被警察局软禁着，没能来参加，见他最后一面。
布托对女儿有着很大的期望，他希望精心培养的女儿贝娜齐尔能继承自己的衣钵，继续斗争，把事业发扬光大。他嘱咐妻子要提名贝娜齐尔作为自己的继任，成为巴基斯坦人民党的终身主席。
贝娜齐尔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她此后一直活跃在政坛，成为了巴基斯坦的总理。继承父亲的遗志。她立志于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改变巴基斯坦的社会现状，为人民谋福利。然而，可惜的是，她和父亲布托一样，没能善终，在2007年12月27遭遇自杀式袭击而去世。
布托家族似乎遭遇了某种不可言说的诅咒，家族成员在功成名就的同时总是会遭遇不幸。然而，虽然他们已经逝去，但巴基斯坦人民会一直铭记布托和贝娜齐尔，铭记他们为巴基斯坦所作的一切。
布托出身贵族，有过在美国学习的经历。他先后担任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大使和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他深知巴基斯坦面临的困境，在外交方面力图独立自强，同时也主张对华友好，大力促进中巴友好合作。
布托生前曾9次访问中国，达成了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使巴基斯坦得到了750平方英里的争议领土，还额外获赠了来自毛主席的一顶帽子。除此之外，他还提议修建了中巴友谊之路——喀喇昆仑公路，加强两国合作交流。
1965年，布托迎来了自己仕途的一个转折，这是一个难关，也带来了他的新生。因为巴基斯坦是从印度中独立出来的，两国之间时有摩擦。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印度先发制人，轰炸了巴基斯坦的一些城市。
疲于迎战的巴基斯坦选择了和印度谈判，和平解决这场冲突。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总统做出了让步，和印度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签署了“塔什干宣言”。
而布托因此和总统产生了分歧，他认为巴基斯坦此时处于优势地位，不必做出那么大的让步，损害巴基斯坦的利益，同时宣言里也只字不提印度首先挑起争端。经过一番挣扎后，布托选择了辞职，他失去了职位，但是收获了人民的认同以及良好声誉。
尽管暂时离开了政坛，但是布托并没有就此放弃追求，而是韬光养晦。他在思考一个问题——把伊斯兰教与现代文明接轨，从而完成对巴基斯坦的现代化改造。1967年，布托根据自己的政治理想创建了巴基斯坦人民党，正式与总统阿尤布・汗总统分道扬镳。
在韬光养晦的时光里，布托从没有停止思考，他看遍这个国家的现状，找到了症结所在和治疗用的良药。一般的政治家很少去争取偏远地区人民，但布托不一样，他真正看到了底层人民。
布托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试图用富有激情的语言唤醒劳苦大众：“站起来！不要在别人面前卑射屈膝！你们是人，有自己的权利。要争取民主，穷人的选票与有钱人的选票一样，具有同样的分量。”
人人平等正是布托社会改革设想中的重要部分，他向民众解释自己的经济改革，目标正是消灭折磨人民的贫穷、饥饿和疾病。这些话无疑是说到了百姓的心里，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布托的思想，成为他的拥护者。
布托获得了空前的支持，这是阿尤布所不愿看到的。他动用多种手段试图处理掉布托，先是进行逮捕，后来又派出杀手。但这些都没有得逞，反而更暴露出他的无能。
失去民心的他被迫下台，不过他没有就此把权力转交给布托，而是制定陆军参谋长叶海亚·汗任命为自己的继承人。这也意味着，巴基斯坦还是逃脱不了受军人独裁的命运。
布托似乎失去了把政治设想变成现实的机会，不过，1971年，机会再次出现，而幸运之神这次眷顾了布托。当时，东巴基斯坦的30万孟加拉人遭到巴基斯坦军队镇压屠杀，导致千万孟加拉人出逃印度。
由此爆发了又一次的“印巴战争”，印度看准这个时机，入侵东巴基斯坦的同时，还企图染指西巴基斯坦。而这一烂摊子的始作俑者叶海亚·汗无可奈何，只能向布托低头。因为此时只有布托才能力挽狂澜，让巴基斯坦免于毁灭。
布托接受了这个沉重的任务，并用结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尽管东巴基斯坦还是独立为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但布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据理力争，指责大国袖手旁观，放任侵略者得逞，展现了坚定的立场。
帮助巴基斯坦挺过这场危机后，布托获得了国内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敬爱，并成功在1971年12月20日成为总统。布托上台后，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在西方国家学习生活多年，认可西方的民主制度，并计划将其移植到巴基斯坦。
1973年，新宪法通过，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同时禁止种族和教派歧视。总统制也被改为了议会制。而布托是多数派的领袖，因此当选总理，建立了人民党政府。初步改革稳步进行，改革蓝图在布托眼前一点点展开。
夯实国家的工业基础，推进农业现代化，保证稳定的水供应……他的每一步改革都和人民息息相关，致力于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为了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把生产资料重新交到穷人手里，布托对土地进行了再分配。
在改革中，很多垄断的工业企业也被收归国有，很有社会主义风格。布托很看重保障劳动人民的权益，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避免工人被部落头人和供业主剥削进行无偿劳动。同时，工人也被鼓励组建工会。
贫穷地区建起了一座座学校，扫盲计划也逐步开展，巴基斯坦在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进。然而，就和历史上任何一场改革一样，布托收到的不只是喝彩和支持，也有嘘声和反对。前者自然是因此而受益的底层人民，而后者主要是既得利益者。
垄断企业家们因为企业被收归国有，失去了赚钱的门路。地主们手中的土地也被分配给了农民，他们不能再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了。他们反对布托的改革，原因不只是自己的利益受损，他们尤其不喜欢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
这些原教旨主义者看不惯宪法赋予女性的平等权力，女人不用戴面纱，还能和男人同进同出，甚至外出工作，抢夺男人的工作机会，这可怎么得了！
尽管反对的声音如浪潮一般汹涌，但这并没有阻止布托改革的脚步，他将之视为变革到来前的时代阵痛。最关键的是，布托掌握着绝对的优势——军队。巴基斯坦内部派系林立，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军队是实力最强大的一股力量。
布托深受军人拥护和爱戴，这为他的改革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撑，也是他能在反对者众多的情况下继续改革的主要原因。布托指定齐亚·哈克为自己的陆军参谋长，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了他犯了识人不清的毛病，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齐亚·哈克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惯于阿谀奉承，是政坛特产的那种两面人。他明面上是布托的拥护者，私底下却和反对改革的“伊斯兰促进会”有来往。这个组织内都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可能是最恨布托的人了。
改革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会因为社会结构的改变而产生一系列动荡，巴基斯坦也不例外。反对党趁机兴风作浪，地方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和工业家一起组成了“巴基斯坦全国联盟”，反抗他们共同的对手——巴基斯坦人民党。
他们打起了舆论战，散布了很多针对布托的谣言，企图破坏他的形象。在谣言中，布托是一个极其看重物质享受的人，他靠着把私人财产国有化而赚得盆满钵满，用人民的血肉来滋养自己。
布托面对这些谣言丝毫不惧，没做过的事情就是没做过，他直面挑战，给出了强有力的反驳，反对派的诡计就此落空。
“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的成员很多都是原教旨主义者，他们认为妇女参加工作等新气象都是违反教义的恶行，而布托需要为这些恶行负责。反对派的领导人甚至说出了威胁布托生命的话：“我是在阿吐克桥上吊死布托，还是在拉合尔的路灯柱上吊死布托？”
反对派这样大力出手，为的就是在1977年的选举中让布托的人民党落选，从而“扭转错误”。不过，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布托依然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巴基斯坦人民党获得了154个席位，几乎是压倒性的胜利，而布托成功再次当选总理。
“巴基斯坦全国联盟”没有坦然接受失败，而是转而进行抗议活动。他们深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用钱收买了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的卡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让他们一起参与游行示威。
结果就是，到1977年4月20日时，卡拉奇因为公共交通系统的崩溃，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以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为掩饰，另一场阴谋悄然展开。7月，深受布托信任的齐亚·哈克背叛布托，发起了一场军事政变。
一直以布托后盾示人的陆军，在齐亚·哈克的领导下把矛头对准了有恩于他们的布托。据说，这一事件中也有美国的背后运作。布托带领巴基斯坦努力摆脱西方大国压迫，和中国走得更近，让美国政府感到了压力，因此选择暗中推波助澜，迫使布托下台。
陆军军队包围了布托的总统府，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布托丝毫没有失态，为了保护身边人，也没有发起反抗，他甚至利用这一困境给女儿上了一课。布托问女儿贝娜齐尔：“你认为齐亚之后还会举行大选吗？”
尚且稚嫩的贝娜齐尔天真地回答：“会。齐亚会自己监督，以此堵住反对者的嘴。”
显然还是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久经风霜的布托眼光更毒辣一些，他摇头否定了女儿的猜测：“权力进了军人手里就没有让出的道理，将军们也不是为了民主才发起政变的。”
布托的预测成为了现实，巴基斯坦新生的民主就此消逝，宪法被废除，将军们重新获得了巴基斯坦的统治权，实行军事管制。布托多年的心血就此毁于一旦，他辛苦建立的文官政府被解散，巴基斯坦人民短暂地见到了光明，却又极快地失去了它。
原教旨主义者在齐亚的放纵下耀武扬威起来，他们以极端保守的教条约束着大众，严重侵犯了公民权力。布托一朝失势，他的政敌们试图让他陷入更深的泥潭，永难翻身。他的政敌们在报纸上刊登消息，以不实的谣言指责布人民并没有失去对布托的信心。
巴基斯坦的领导人更换频繁，人民也早已习惯，新的不去旧的不来，对新任领导人总是接受良好。不过，布托显然是个例外，即使他已经下台，失去了所有的政治力量。
听到他被从“保护性拘禁中”释放的消息后，数百万人民赶着来见他。人群聚集在一起想要触摸他，拥挤的人潮把他的汽车都压变形了，甚至他家门前的水泥墙也被推倒了。
墙倒众人推，承受推力的不只是那面墙，更是布托。他被指控在上次大选中企图杀害自己的政敌，这一指控来自于艾哈迈德·拉扎·卡苏利。卡苏利和家人在3年前乘车外出时遭到伏击，他的父亲因此丧命，凶手则逍遥法外。
卡苏利虽然也是人民党的成员，但他和布托存在竞争关系，因此他当时就怀疑布托策划了此事，目标是自己。不过，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他的猜测是站不住脚的。
3年后的1977年，民主党内部没有支持卡苏利参与竞选，卡苏利选择了旧事重提，再次指控布托犯了谋杀罪。此时，布托已经失势，齐亚就缺一个处置他的借口，自然乐见其成。
于是，布托又站上了被告席。这个指控无疑是不实的，布托毕竟有过律师的从业经历，他在法院针对指控一一辩驳，靠着雄辩表明了自己的清白。负责此案的法官也指出案件材料互相矛盾且存在缺失，因此宣布他无罪。
齐亚对着媒体做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没有阻止布托获释出狱。他真的不在意吗？同年9月17日，齐亚再次指使警察逮捕了布托，还是以那莫须有的控告作为借口。齐亚这时已经彻底撕下了面具，如布托所预料的那样取消了选举，控制了法院、军队和媒体。
10月24日，法院对此案再度进行审理。这整个审理都是不合程序的，直接由高级法院审理，不经低级法院之手，而且布托也没有上诉权，几乎就把他的路堵死了。本该做到公正公平的法官团也徒有其名，这次的法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对结果心照不宣。
为了让布托因为从没做过的事而被定罪，齐亚煞费苦心，在政变之初就开始进行筹划。当时，他逮捕了安全部队局长马苏德·马赫慕德供词，对其进行了严酷的刑讯，最后迫使他做出了不利于布托的证词，承认自己参与了刺杀活动。
因为被许诺主要供出同谋就可以减轻罪行，马苏德・马赫慕德当庭指认布托也参与了针对卡苏利的谋杀活动，成为了案件的“关键证据”，同时也是唯一证据。和他一样被屈打成招的还有其他安全部队成员，比如米安·阿巴斯。
不同的是，米安·阿巴斯在庭上翻供了。他坚定地承认:“我的供词是在严刑下被迫作出的。”然而，他的坦白并没有帮到布托，法庭可以忽视他的话，第二天他也没能出庭，理由是生病了。
为了给布托定罪，首席法官想法设法地曲解马苏德・马赫慕德的司机的证词，证明布托和他之间的联系。在多方“努力”下，受命于齐亚的法官认为布托的罪名成立，判处他死刑。
死神的屠刀悬在了布托的头顶，这一消息传出，全世界一片哗然。所有人都坚信布托无罪，并为他抱不平。不少国家的领导人都希望齐亚能撤销死刑判决，对布托从宽处理。
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给齐亚写信求情；我国的华国锋也细数布托为中巴友好做出的贡献，呼吁改判；法国总统给齐亚写信，要求其允许布托流亡海外。
埃及总统、伊拉克总统、沙特总统，甚至布托曾经的宿敌英迪拉·甘地也发声呼吁，这其中还包括加拿大、希腊、波兰和联合国。个人的生死竟然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布托的政治影响力可见一斑。
因此，国际呼吁声越来越大，反而坚定了齐亚处死布托的决心。一个已经失势的布托都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未必不能东山再起。所以，不能把布托监禁，也不能放任他流亡海外，只有剥夺了他奋斗的根基，也就是生命，齐亚才能算是高枕无忧。
在律师的努力争取和民众的呼声下，布托在12月18日获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他此时已经被关押了将近半年，但依旧镇定自持，以逻辑清晰的言语反驳了那些捏造出的不利证据。
他的自我辩护进行了4天，这是他对不公的最后一次抗争。可是，这一举动也是徒劳而无意义的。最清楚他无罪的恰恰是那些陷害了他的人，这些人又掌握了他的生死。这是一场由齐亚控制的骗局，布托从入局开始就输了。
他的辩护无效，维持死刑判决。外国首脑再度向齐亚呼吁，希望能为布托争取到活下来的机会，对于这些呼吁，齐亚拒绝回应。1979年2月6日，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针对他的处刑方式展开投票，最后确定对布托施以绞刑。
布托去世了，巴基斯坦的民主也随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