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的扩张
侯景之乱揭开了南梁动荡的序幕，当时侯景攻克台城，饿死梁武帝，拥立萧纲。南梁藩王本应该团结一心，但上游勤王之师却反而爆发了矛盾，从而上演了南梁内斗的大戏。襄阳的萧詧为帮助其兄萧誉（后兵败被杀）和萧绎对抗，袭击江陵，结果失败奔回襄阳，因此萧詧“既与湘东王绎为敌，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魏，请为附庸。”而萧绎派遣司州刺史柳仲礼镇守竟陵来图谋对付萧詧，萧詧十分害怕，于是派遣其妃子王氏和世子送到西魏为人质。
当时西魏的当权者是宇文泰，被众人推举上位，并且取得一定的威望（因为击败高欢），而且取得越大的功劳越是有利于自己权力的巩固。宇文泰就中看到机会，于是让开府仪同三司杨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诸军事，镇守穰城为萧詧支撑。萧绎派出的柳仲礼北伐一开始取得了战果，获取安陆，接着率领一万人直上襄阳，而宇文泰则派出杨忠和行台仆射长孙俭来救援，杨忠先围安陆，柳仲礼连忙来救，诸将担心柳仲礼来了，安陆就难以拿下，然而杨忠却说：“攻守势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师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可克。克仲礼，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定也。”于是挑选两千起兵衔枚夜进，一举击败了柳仲礼，俘虏了柳仲礼本人和他的侄子柳礼，“尽俘其众”。因为南梁军失败，于是安陆、竟陵都投降了西魏，“于是汉东之地尽入于魏”。这是西魏第一次乘火打劫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之后郢州的邵陵王萧纶讨伐侯景失败，又被萧绎讨伐，逃入北齐，后来又被侯景击败，屯驻在南阳，然后想要夺取西魏的竟陵，结果反而兵败身亡。
宇文泰曾经试图东进图谋北齐，然而当时北齐正是英雄天子高洋当权，宇文泰“自弘农为桥，济河，至建州。”而高洋“自将出顿东城”，宇文泰听说高洋军容严盛，叹息说：“高欢不死矣！”（xx不死在古人语境中是赞扬继承者的，比如朱温感叹李存勖说：“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即为此意），因此此次进攻西魏徒劳无功，“会久雨，自秋及冬，魏军畜产多死，乃自蒲阪还”。因此，与其进攻如日中天的北齐，不如进攻内乱孱弱的南梁，这也是当时北齐、西魏所共同做出的决定（当时北齐也在攻略淮南一带，几乎隔江）
下一个扩张的对象是汉中之地，也就是进入蜀地的门户。而这时候蜀地又爆发内乱，当时黎州百姓赶走了黎州刺史李贲，迎接了氐酋杨法琛占据黎州，并且于550年十月一日派遣使者附属于西魏。然后萧纪派遣“潼州刺州杨乾运、南梁州刺史谯淹合兵二万讨杨法琛”，将其赶出剑阁和治所，但是隐约埋下了一颗地雷（后叙）。而这时候又有一个好机会是，柳仲礼战败后，萧绎注意维护和西魏的关系。之后侯景逼近江陵，萧绎为了争取西魏支援，“命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循以南郑与魏”，也就是将汉中之地出卖给了西魏，然而萧循认为，“无故输城，非忠臣故”，于是不肯将城池交出。宇文泰乘机派遣大将军达奚武率领三万军队夺取汉中（551年10月），又派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谷进攻上津。萧循连忙向益州刺史萧纪求援，萧纪派出潼州刺史杨乾运救援。西魏军进展顺利，王雄拿下了上津、魏兴等地，而东梁州刺史李迁哲兵败投降西魏，萧纪派出的援军又在南郑城下战败，最终粮食吃尽，萧循选择了投降（552年六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曾经因为南郑久久未能攻下，一度西魏军想要屠城，这个是西魏表现出残暴性的一个小点，后面将会有更多这样的表现。
而萧绎在宗室内斗中获胜后，也开始进讨侯景，并且得到陈霸先的归附，大军于552年三月十九日攻入建康，侯景于四月十二日授首。
萧纪的失败
萧纪是萧衍的第八子。少勤学，有文才，是梁武帝萧衍任命的益州刺史，在蜀地十七年，“南开宁州、越雟，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政，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有马八千匹。”太清五年（551）夏四月，萧纪率领军队东下到达巴郡一带，以讨伐侯景为名，实际上是谋取荆州。
而当时萧绎正在受到陆纳造反的困扰。平定建康时，王僧辩御下无方，梁军军纪不好（向来如此），《南史》说：“军人卤掠，驱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头至于东城，被执缚者，男女裸露，衵衣不免。缘淮号叫，翻思景焉。”劫掠程度居然能够把百姓搞得思念残暴的侯景，可见梁军军纪之差。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人物就是王琳和杜龛，两人功列第一，“王琳、杜龛军人掠之”，仅仅是掠夺百姓倒也没什么，毕竟在统治者看来军人抢掠百姓，弄死几个人也没什么，可关键问题是，“是夜，军士遗火。焚太极殿及东西堂，宝器、羽仪、辇辂无遗。”这就完了，皇室的宫殿和宝物被烧了，王僧辩迅速反应过来，“以宫殿之烧，恐得罪，欲以琳塞责”，于是秘密给湘东王打小报告，把责任推给王琳，请求诛杀之。很快王琳就被调往湘州，王琳发觉事情正在起变化，让自己的长史陆纳带着部曲到湘州，自己亲自前往江陵谢罪，结果就被抓住了（时为552年十月，“执湘州刺史王琳于殿中，杀其副将殷晏。”“王下琳吏”。）接着陆纳就起兵反抗，袭取了湘州，又击败了衡州刺史丁道贵，萧绎甚至调王僧辩这种重臣前往平定（遣使征司徒王僧辩、右卫将军杜崱、平北将军裴之横与宜丰侯循共讨纳），但也没有立刻镇压下去，一直到553年六月四日，王琳才被派到长沙去见陆纳，之后陆纳要求萧绎赦免王琳，才肯偷袭，王僧辩不许，将王琳送往江陵，之后萧绎因为时局所限，于是又恢复王琳官职，让其进入长沙，陆纳最终投降，湘州平定。陆纳的起兵牵制了萧绎大量的兵力和精力，因此萧纪选择此时进军，正当其时。而且萧纪已于552年四月八日称帝，立其子萧圆照为太子，所谓天无二日，双方必有一场死斗。
萧纪的失败是由于受到了西魏和萧绎的双重夹击。当时萧绎面对萧纪大军来犯，非常担心惧怕，于是给西魏写信说：“子纠，亲也，请君讨之。”化用《左传》典故希望宇文泰能够出兵，宇文泰坚定地说：“取蜀制梁，在兹一举。”当时西魏诸将大多以为取蜀困难，而宇文泰的外甥尉迟迥却认为必克，因此宇文泰“遣迥督开府仪同三司原珍等六军，甲士万二千，骑万匹，自散关伐蜀。”（时为553年3月），让萧纪面临两线作战的处境，当时萧纪已经走到巴郡，听说西魏派军入犯，派遣前梁州刺史巴西人谯淹还军救蜀，本来以蜀中山川险要，抵抗一时不成问题，然而萧纪内部又出问题。本来杨乾运希望担任梁州刺史，被萧纪任命为潼州，而杨法琛希望担任黎州刺史，又被萧纪任命为沙州刺史，两人都不愉快。这是杨乾运的侄子劝说杨乾运道：“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国宁民，而兄弟寻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难佐。不如送款关中，可以功名两全。”于是杨乾运派遣杨略镇守剑阁，又让自己女婿乐广镇守安州，和杨法琛一起与西魏里应外合，于是西魏不战而取剑阁、安州，直接进到涪水，杨乾运又直接偷袭，于是尉迟迥长驱直入到成都城下。“时成都见兵不满万人，仓库空竭，永丰侯捴婴城自守”，被尉迟迥包围，回军救援的谯淹派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赵拔扈救援成都，都被西魏军击走。经过五旬的围困，萧纪的军队屡战无功，于是“乃请降”，尉迟迥接受，八月时萧捴和萧圆肃率领成都守军投降，由此“剑南平”，蜀地落入西魏之手，大大加大了西魏的控制区。尉迟迥之后被西魏朝廷任命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诸军事、益州刺史。
而另外一线萧纪进展而不顺利。在陆法和坚持抵抗的情况下，萧绎从狱中将任约（被萧绎俘虏的侯景部下）放出来，配给禁军，让其前往支援陆法和，并且对他说：“汝罪不容诛，我不杀，本为今日！”在威慑的同时又“许妻以庐陵王续之女”，又“使宣猛将军刘棻与之俱”。但是任约前往前线后，战事仍然不乐观，陆法和不断告急，553年六月初一日，萧绎又从狱中提拔谢答仁（本为侯景将领），任命为步兵校尉前去增援陆法和。直到陆纳平定，萧绎又派出王琳率领军队西援峡口，得到生力军援助的梁军很快就将萧纪击败，七月时，萧纪这位吝啬鬼最终死于军中（战前以金饼为诱饵，战后不认账），不过蜀地也落入西魏之手。一开始萧纪和陆法和对峙时，萧绎许诺让其“专制一方”，结果萧纪不同意，等到陆纳平定，湘州一带的军队陆续西上，萧绎又写信给萧纪说：“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乱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倘遣使乎，良所迟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见之期，让枣推梨，永罢欢愉之日。心乎爱矣，书不尽言。”萧纪见形势不利，于是派乐奉业求和，结果乐奉业反而泄露军情说：“蜀军乏粮，士卒多死，危亡可待。”萧绎反而不许议和了。等到七月萧纪兵败的时候，萧绎反而对追击的樊猛说：“生还，不成功也。”于是萧纪就被杀死了。
萧绎于552年十一月称帝于江陵，代表着南梁的复兴，但是这种新生的政权仍很脆弱，而且面对着西魏和北齐的双重压力，梁元帝的政权又属草创，可谓十分危险。
元帝的江陵政权
等到萧纪败亡后，萧绎的江陵政权消灭了侯景，又击败了萧纪，是为当时南方最强之势，然而控制区域并不广大，根据《南史》记载说：“自侯景之难，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缘以长江为限。荆州界北尽武宁，西拒峡口；自岭以南，复为萧勃所据。文轨所同，千里而近，人户着籍，不盈三万。中兴之盛，尽于是矣。”可见萧绎势力最强的时候，亦不过人户三万，并非很强的势力，而且很多地方都是独立或者半独立势力。
萧绎本人又非贤君，战略安排也很有问题。萧绎为人“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所谓元帝多猜忌，“元帝多猜忌”，在萧绎手下办事非常煎熬。留守江陵的胡僧祐曾经下狱（《梁书·胡僧佑传》：时西沮蛮反，使僧佑讨之，令尽诛其渠帅，僧佑谏，忤旨下狱。）；王僧辩下狱，还差点死了（遣左右数十人收僧辩……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辩闷绝，久之方苏。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侄，并皆系之。）；如王琳被猜忌，蹲过狱，手下陆纳反叛；徐文盛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坐怨望，下狱死”；任约，是侯景降将，在狱里，本来也差点被杀；谢答仁也是侯景降将，在狱中被提拔。如果是降将蹲过狱尚不为奇，但萧绎手下的嫡系大多蹲过狱或者受猜忌，就很反应萧绎的猜忌心，无疑加剧了江陵政权的脆弱。
陆纳平定后，萧绎于承圣二年（553年）11日将王僧辩调回建康防守，又将陈霸先调回京口防御，而之后任命陆法和为郢州刺史（这一安排于当时北齐动向有关，当时郭元建治水军二万于合肥，准备袭击建康，后继又有援军，下游实在是岌岌可危）。承圣三年（554）五月二十日时，王琳被萧绎任命为广州刺史，因为“（王）琳部众强盛，又得众心，故欲远之”，王琳就尖锐的指出：“今天下未定，迁琳岭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王琳也指出“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窃揆官意不过疑琳，琳分望有限，岂与官争为帝乎！何不以琳为雍州刺史、镇武宁，琳自放兵作田，为国御捍。”然而萧绎没有同意，当时萧绎另一名将领陆法和“大聚兵舰，欲袭襄阳而入武关”，可谓野心勃勃地对付萧詧和西魏政权，然而萧绎却对其有猜忌之心，以至于陆法和直言说：“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释梵天王（即帝释与梵王）坐处，岂规王位。但于空王佛（过去世之一佛的名称）所与主上有香火因缘，见主人应有报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业定（佛教中是‘一定受报的业’）不可改也。”
在萧绎的安排下，王琳远在广州；而王僧辩和陈霸先则率领重兵镇守下游；陆法和在郢州；任约在马头岸（江陵南岸）驻扎，倒是距离较近，但是毕竟也是降将；身边大将只剩下胡僧祐，而萧绎又不肯迁往建康，留在了江陵，以此来给了西魏一个绝好的机会，可谓萧绎作茧自缚。而萧绎之所以留在江陵，一方面是下游受到北齐军的威胁，仅有一江之隔，建康又经过战乱已成废墟，而且群臣大多是荆州人，不愿意远离家乡，最终没有成功启行，最终兵力分散的江陵政权被人所乘。
江陵之战
承圣三年（554）三月二十三日，西魏的使者宇文仁恕到了江陵，恰逢北齐的使者也到达江陵，萧绎对待宇文仁恕不如对待北齐使者那样，宇文仁恕回去后告诉了宇文泰，而萧绎又派去使者希望根据旧地图来划定疆界。宇文泰正好抓住了借口，说了一句：“‘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荆州刺史长孙俭屡次陈述攻取江陵的计策，宇文泰让其入朝，问以经略，之后又让其回镇秘密准备。这件事被马伯符（当年杨忠入侵投降的，因此留在了西魏）知道了，告诉了萧绎，萧绎却没有相信。
九月22日，西魏派出柱国常山公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率领五万军队进攻南梁的江陵政权，十月，大军从长安出发。出发前，长孙俭问于谨估计萧绎会怎么应对，于谨回答说：“耀兵汉、沔，席卷度江，直据丹杨，上策也；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中策也；若难于移动，据守罗郭，下策也。”可见当时萧绎如果及时撤退到长江下游一带，让西魏军扑空，是为上策，其次决心死守待援，迁移民众，加强防御，不失为中策，而呆板地防守城墙，是下策，而萧绎后来选择了下策。长孙俭又问：“萧绎会采取何种计策？”于谨回答说：“下策。”长孙俭问：“为什么呢？”于谨则回答说：“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愚民难与虑始，皆恋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可谓庙算多者胜，庙算少者败。
而当时武宁太守宗均告诉萧绎西魏军即将到来，萧绎召集公卿询问，领军胡僧佑、太府卿黄罗汉都说：“二国通好，未有嫌隙，必应不尔。”而侍中王琛则回答说：“臣揣宇文（当指宇文仁恕）容色，必无此理。”全然没有料到西魏大军入犯，胡三省曾点评说：“江陵诸将，胡僧佑其巨擘也，识见如此，乌能敌于谨哉！”在没有商议出西魏军是否到来的前提下，萧绎决定派去王琛前去打探虚实，而于谨进军神速，到达樊城、邓城后会和襄阳萧詧的部队，继续南下。这时候萧绎似乎有所察觉，下令停讲，内外戒严，但是王琛出使到达石㭝，没有看见西魏大军，于是写信报告黄罗汉说：“吾至石㭝，境上帖然，前言皆儿戏耳。”萧绎于是又心生犹豫，再次“复讲”，只是这时候百官穿着“戎服”（军中的衣服）听讲，气氛多了一份紧张。由此可见，当时江陵诸人对于西魏大军到来全然没有防备，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萧绎这时候的一系列行为又非常迷惑，首先是陆法和听说魏军来入侵，从郢州到达汉口，准备入援，但是被萧绎阻拦，陆法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陵陷入危急。而另一方面，萧绎又登上凤皇阁叹息说：“客星入翼、轸，今必败矣！”旁边的妃子都哭泣起来，显得极度悲观。
然而即使如此，萧绎也不会束手待毙，十一月一日，萧绎大阅兵于津阳门外，可惜天公不作美，遇到北风暴雨，于是被迫回去。同日西魏军渡过汉水，于谨让宇文护、杨忠等人率领精锐骑兵控制江津，切断萧绎的东路。二日时，宇文护已经攻克了武宁，抓住了宗均。又是在同一天，萧绎出兵巡视木栅（用木头做的，周长六十里），萧绎任命“领军将军胡僧佑都督城东诸军事，尚书右仆射张绾为之副，左仆射王褒都督城西诸军事，四厢领直元景亮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然后又于四日让太子巡行城楼，城忠民众帮忙搬运木石。而这天夜里，西魏军到达夜化，距离江陵仅仅只有四十里。六日时，梁军出战，略微取得一点战果，而十五日时，江陵栅内不知为何突然起火，焚烧了数千家和城楼二十五，萧绎登上被焚烧的城楼，望着西魏军渡江而来，只能叹息而已。随后于谨率领军队修筑长围，中外消息断绝，江陵处境岌岌可危。
在之前消息没有断绝前，萧绎曾经任命广州刺史王琳为湘东刺史，让其领兵入援，然后又让王僧辩率军入援。两路援军情况如下：王琳率领军队到达长沙后，府中长史裴政请求从小路前往报告江陵，结果走到百里洲，被西魏军俘虏，萧詧对裴政说：“我，武皇帝之孙也，不可为尔君乎？若从我计，贵及子孙；如或不然，腰领分矣。”也就是不听他的话要被腰斩，裴政假意答应，萧詧让他说：“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王琳孤弱，不能复来。”然而裴政到城下却说：“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间使被擒，当碎身报国。”萧詧大怒，把他杀了，不过被手下蔡大业劝阻而止。至于王僧辩自然也没有自称为帝，而是选择了救援。根据《梁书》记载，当时萧绎派李膺给王僧辩说：“黑泰背盟，忽便举斧。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陜之众，悉非劲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悬也。”王僧辩任命豫州刺史侯瑱等为前军，兖州刺史杜僧明等为后军。处分完毕后，又对李膺说：“泰兵骁猛，难与争锐，众军若集，吾便直指汉江，截其后路。凡千里馈粮，尚有饥色，况贼越数千里者乎？此孙膑克庞涓时也。”可见王僧辩仍有围魏救赵之打算，可惜江陵陷落太快，所谓“俄而京城陷没，宫车晏驾。”而王琳也是远道而至，距离较远，距离近的任约兵力微弱，不能救援，而陆法和又之前被萧绎命令不准入援，由此江陵一时竟孤立无援。在援军还没到达前，西魏军急忙攻城，胡僧佑亲当矢石，昼夜督战，奖励将士，明行赏罚，因此一直西魏军一直没有攻城成功，但不幸的是，胡僧佑中箭而死，南梁军士气崩溃，直接西门又被西魏军的内应打开，南梁军被迫退守金城。
很快城南都破了，城北将士苦战，等到天黑听说城池陷落，也散去了。萧绎在绝望之下焚烧了自己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此说法稍有异说，如《隋书》提到：“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又如《南史》提到：“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北齐书》为颜之推《哀吾生赋》提到：“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馀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可见江陵焚书规模之大。即颜之推所哀叹说：“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也是萧绎自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萧绎在焚书的同时，还把宝剑砍柱折断，故称文武。）后来长孙俭问萧绎为何焚书，萧绎回答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颇有当今读书无用论的身影。谢答仁、朱买臣劝说道：“城中兵衆犹强，乘暗突围而出，贼必惊，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约。”当时任约在马头岸，距离江陵仅仅只有一江之隔，而萧绎素来不擅长骑马（这也是南梁士族的通病），于是说：“事必无成，祗增辱耳！”谢答仁称可以扶着萧绎走，萧绎和王褒商议，王褒却认为谢答仁是侯景降将，不可信，不如直接投降西魏。谢答仁又请求守子城，萧绎本来打算听从，结果又被王褒所沮，于是决定投降。萧绎白马素衣出东门投降，抽剑击门感叹说：“萧世诚一至此乎？”12月4日，徐世谱、任约退守巴陵，19日，萧绎为西魏军所杀，之后西魏扶立萧詧，将江陵一带三百里之地给他，但是又夺走了萧詧原来所占的襄阳之地。
江陵沦陷
于谨率领的西魏军在江陵的所作所为极其凶残，据《梁书》记载：“乃选百姓数万，分为奴婢，驱入长安；小弱者杀之”，又有《周书》记载：“辛亥，进 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余万，其免者二百余家。”可见当时有十多万人沦为北周的奴婢，又记载当时萧詧的将领尹德毅对萧詧说的一番话：“臣闻人主之行，与匹夫不同。匹夫者，饰小行，竞小廉，以取名誉。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虏贪惏，罔顾吊民伐罪之义，必欲肆其残忍，多所诛夷，俘囚士庶，并为军实。然此等戚属，咸在江东，念其充饵豺狼，见拘异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也就是提出西魏军残暴异常，以至于“多所诛夷，俘囚士庶”，希望萧詧设下鸿门宴斩杀于谨等人，而萧詧没有听从，等到后来“阖城长幼，被虏入关，又失襄阳之地”，萧詧才后悔说：“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于是。”当时在西梁政权“邑居残毁，干戈日用”，因此萧詧“耻其威略不振，常怀忧愤。”但是也不能够又所作为，只能够写写词赋以抒己情。根据颜之推的《观我生赋》说：“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踣于途而受掠。冤乘舆之残酷，轸人神之无状。”从中略微窥探出当时情况之惨烈，可见西魏军攻占江陵后滥杀无辜，丧失民心。
然而即使如此，西魏通过一连串战争都是南梁宗室内斗，给了外敌可乘之机，宇文泰部署得当，总是给打击到敌人最虚弱的地方，从而奠定了胜局，而杨忠、尉迟迥、于谨、宇文护等人在战争中发挥重要地位，无形之中又让宇文泰的嫡系势力进一步扩张，朝中威望日渐提高，为北周的建立奠定基础。此外，地盘的扩张也使得西魏/北周实力更加充实，更能够以应对来自北齐的挑战。
江陵的陷落，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灾难（萧绎焚书），一场民众的灾难（十多万民众沦为俘虏，还有大量无辜老弱受到杀害），还是一场政治的灾难，从侯景之乱以来的南梁动荡正在逐渐恢复稳定，但是因江陵陷落，梁元帝被杀，南方即将要重新陷入动乱之中……
“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 。拨乱之主忽焉，中兴之宗不祀 。”——《哀江南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