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是明成祖自南京迁都北京、百事待举的繁忙时刻，疏浚新通的千里运河上驶来一列长长船队。船上警卫森严，拉纤划桨的舵工水手亦极尽小心。船上装运的，正是从南京拨来的典籍珍品，整个船队也成为移动的“国家图书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那完工仅有十来年、内页仍墨香扑鼻的《永乐大典》。
▲典籍博物馆《永乐大典》展。（图片来自《北京日报》）
高僧监修成“大典”
《永乐大典》的编纂，始于明初有“大才子”之称的解缙。但真正将其监修成功的，却是一位出家的高僧，即被后人誉为“缁衣宰相”的姚广孝。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凭借“靖难”以武力夺取帝位的明成祖开始重视留意人文，指示时任侍读学士解缙主持编纂一部全新的朝廷大书，并强调：“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解缙早在洪武年间就有修书意向，当即召集人员，着手编纂。至次年十一月完成，成祖非常高兴，赐名《文献大成》。
但细加翻阅，成祖发现书中尚多“未备”，深感失望。这可能源于两个原因。其一是解缙一向怀有“致君尧舜上”的心态，因而编纂时很可能偏重经史、轻视“杂书”，对诸子百家及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医卜释道等文献少有采纳。这与成祖“无所不包”的理念存在较大差距。其二则是从篇幅而言，解缙仅组织一百四十多人，历时亦不过一年数月，编成的卷数很可能并不太多，远未能达到成祖以巨著彰显“文治”的政治目标。
明成祖随即下令“重修”，并选择身兼三教的“靖难第一功臣”、太子少师姚广孝出任监修。成祖起初旨令由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篪、大学士解缙三人“总其事”，但解缙不久失去信任，永乐五年初降迁广西，次年更远谪交阯（今越南），对于重修所起作用迅速降低。作为职爵最高的监修人姚广孝，则始终深受成祖尊崇，成书后又领衔进呈，成为重修大典的实际责任人。
在重修过程中，姚广孝不拘资历，不限门户，广引人才，儒、释、道三教“深通文义者”均多参与。如负责释教典籍副总裁僧人道联、“博学能文辞”的道士林复真、以御医出任古今方总裁的蒋用文等，都与姚广孝有着长期交往。以布衣受召、对重修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都总裁陈济，更与姚广孝十分投契。陈济为江南武进（今江苏常州）人，自小酷爱读书，有“两脚书橱”之誉，与姚广孝一样“博通三教”。大典重修时，他与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书成后陈济因功受赏，姚广孝有诗相庆：“群书博记羡儒魁，胸次森森武库开。赞辅不无稽古力，登庸多有济时才。”可证两人之间的特殊情谊。
以姚广孝为首的重修团队精心组织，永乐五年十一月，篇幅22211卷的重修初稿完成。姚广孝领衔呈进，成祖十分满意，下令更名《永乐大典》，并亲制序文，盛赞其“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粲然明备”（《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三）。到次年十二月，经过两千多人通力协作，《永乐大典》最终誊录定稿，在初稿基础上又增加666卷，再辑录目录60卷，合计高达22937卷，成为前所未有的鸿篇巨制。
《永乐大典》定本装订成11095册，总字数超过四亿，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它汇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历代文献七八千种，基本实现了成祖将历代典籍、诸子百家“备辑为一书”的宏大目标。这是明初的文化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史上标榜千秋的“文治”盛举。
嘉靖嗜读诏重录
永乐十九年迁都，大典定本移送北京。明成祖对大典纂修倾注了大量心血，但书成后一直忙于都城北迁、亲征出塞等军政大事，未有闲暇阅览。弘治年间，明孝宗曾将大典“取置宫中，时自省览”，又令内阁抄录“累朝御制诗”以供阅读。但总体来说，永乐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大典基本上是秘藏于深宫内府，鲜有人阅读与利用。直到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间，才真正引起重视。
嘉靖帝以外藩继承大统，对《永乐大典》抱有特殊偏爱。明人沈德符有记，称大典“即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惟世宗笃嗜之”。嘉靖帝诏令重录全书，定本因此又有正、副两个版本，开启了大典流传的新纪元。
嘉靖帝继位，出于“大礼议”等辩论的需要，对类聚“古礼文”的大典“时取探讨，殊宝爱之”，“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深深感受到这部旷世典籍的独特价值。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紫禁城发生大火，他担心储藏在文楼的《永乐大典》被牵连，一夜中再三传谕，方使其幸免于难。
嘉靖帝决心将大典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几经酝酿，嘉靖四十一年秋，他正式任命礼部左侍郎高拱、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出任总校，开始校理重录。其全局由大学士徐阶擘画，又有右春坊右中允张居正等出任分校，并通过“糊名”考试，录取善于楷书的儒士程南道等109人担任誊录官生。重录时，每人每天限抄3页，抄完后专人校对，若有讹误发回重抄。每册后再详细注出总校、分校、抄录、圈点等人姓名，以备稽查。
由于篇幅巨大，首倡其事的嘉靖帝未能看到全书告成。直至新帝登基的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历经1700天近五年的持续努力，大典重录方最后完工。无论是内容、版式，还是装订外观，嘉靖副本几乎都与永乐正本无异，成为一次完美的典籍“克隆”。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典，都是明中期抄录而来的副本。也正是因为嘉靖帝下令重录，才为今人留下了管窥大典风姿的机会。
隔代辑佚存故典
后人赞誉《永乐大典》“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但这部旷世宏编保存典籍的文献学意义，则在易鼎之后的清代方得以体现。
最早认识到大典巨大价值的，是清前期的徐乾学、全祖望等著名学者。雍乾之际开馆编纂“三礼”，全祖望等人得以利用从皇史宬搬至翰林院的《永乐大典》，发现许多久已失传的“世所未见之书”，“或可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学者们如获至宝，相约每天阅读若干，再请人将需辑录的书籍抄出。全祖望作文感慨，大典卷帙浩繁，“而力不我副”。此次学者自发的誊抄，虽持续时间不长，但效果显著，前后辑出《周官新义》《学易蹊径》《春秋义宗》《尚书讲义》等失传故典十余种。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安徽学政朱筠奏请从大典中辑佚“亡书”，吹响了《四库全书》编纂的号角，也开启了由朝廷组织的系统辑佚。乾隆帝在“四库馆”内，专门设立“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书处”，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人皆参与其中。历经近十年努力，辑出亡佚故典385种，近五千卷，具体包括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这是清代规模最大的辑佚成果，许多重要古籍，如西晋《春秋释例》、唐代《元和姓纂》、宋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后来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医学名著《伤寒微旨》、著名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等等，都是依靠这次辑佚，方得以再现流传于世的。
嘉庆、道光年间，利用编纂《全唐文》《大清一统志》的机会，再次组织对《永乐大典》朝廷辑佚。除辑录唐代佚文之外，亦辑出佚书多篇，可考者近50种，其中以徐松辑录的《宋会要辑稿》最著名。此后又有小规模的个人辑佚，有文廷式辑《元高丽记事》《经世大典》，董康辑《宪台通纪》，缪荃孙辑《顺天府志》等等。清代辑佚前后持续一百多年，数千卷“亡书”故典得以再现流传，充分彰显了《永乐大典》在古籍保存方面，亦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久阅沧桑惜弗全
清代中期“四库”馆开，下令校录《永乐大典》之际，乾隆帝特赋诗八韵“示意”，感叹“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核，久阅沧桑惜弗全”。自成书以来，《永乐大典》历尽劫难，既是国家治乱的政治晴雨表，亦成为民族兴衰的文化象征。
《永乐大典》有稿本、正本、副本三个版本，命运各异。最不受重视的是永乐五年成书的稿本，很长时间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正本誊录告成后，稿本很可能亦收藏在南京的文渊阁内，大约在明代前期毁于大火。
永乐六年底誊清的定本（嘉靖后又称“正本”），先入藏南京文渊阁以东的东阁下层，永乐后期移送北京，临时收藏于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太和殿之东的文楼（后称体仁阁）修葺一新，大典正式迁入，成为内廷珍藏的国家典籍。存放一百多年后的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大典从大火中被抢救出来，移至古今通集库。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元年重录，是其利用效率最高的时刻。此后正本消逝，未再见到任何踪迹。对其下落，学者们各有揣测，言人人殊，成为明清以来最著名的文化“悬案”。
隆庆元年（1567年）重录完成的大典副本，首先贮藏在有“石室金匮”之称的皇史宬。皇史宬为明清两代存放国家典籍的地方，四周石墙厚近两丈，室内金匮则由樟木制成、外包铜皮，既能防水防火，亦可防虫蛀鼠啃。副本于此，安全度过了一百五十多年。清顺治年间，仪制郎张能鳞入宬“委检前代玉牒”，得以一窥黄袱包裹的副本，感叹其书“世所不恒见”，“得沉酣其中者数月”。作为一位普通官员，张能鳞能有机会获睹大典全貌，是数百年间绝无仅有的奇遇。
雍正年间开馆修礼，副本移至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入院抄录的全祖望，感叹“惜乎其阙失几二千册”。他欲奏请“发宫中正本以补足之”，未料到所谓的“宫中正本”早已不存。《四库全书》编纂时，乾隆帝曾下令在宫内仔细查找，结果正本一卷也未发现。至于迁到翰林院的副本，经细致清点，实际丢失一千多册，计2422卷，占到全书篇幅的10.56%。
清代中期所存副本，仍相当可观，乾隆帝谓为“虽原册亡十之一，固不足为全体累也”。但此后随着国势衰落、社会动荡，副本流失的速度越来越快。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时，发现大典已不足五千册。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开馆算起，至此102年，而大典遗失五千余册，损失率超过50%，平均每年计50册。光绪二十年，“帝师”翁同龢再入翰林院查点，仅剩下八百余册。清末二十年间即减少四千多册，每年减损高达二百册，可见其流失之速。其最后劫难，则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6月，甘军围攻东交民巷，毗邻使馆区的翰林院遭波及，残存大典几被焚毁殆尽。仅余64册由同治年间状元陆润庠抢运回府，后拨交筹备组建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
“文运每随国运兴，国脉文脉共相连。”《永乐大典》的流失厄运，正是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象征。统计当今海内外所藏大典，仅残存四百余册共八百多卷，不足原书的4%，令人扼腕长叹。国家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即致力于大典的搜集、保护与修复。历经百余年不懈努力，现已入藏二百二十多册，成为大典收藏最多的单位，大典成为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目前正在典籍博物馆内举办的大典专题展览，更吸引了海内外游客竞相驻足。流连于光洁如新的副本原件与珍贵难寻的文档故纸之间，人们可以充分品味《永乐大典》独具特色的版式之秀美、纸张之精良、书写之端庄，以及插图之工整。（完）
作者/北京市社科院史志学所研究员郑永华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