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路经西安，董健吾带他见了一人，那人一上来就用力抓着他的胳膊：“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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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当美国记者斯诺得知自己有机会到延安去看看时，他难以掩饰激动的心情。斯诺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由于国民党对红军根据地的封锁，各国记者们对红军了解甚微，他们不能明白，共产党人头顶上随时笼罩着死刑的威胁，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前仆后继？共产党人真如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凶残吗？

带着一堆问题，斯诺登上了去往西安的列车，那是他的第一站。

那天，他的身体极度不舒服，心里却十分高兴。之所以难受，是因为他在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够弄到的一切预防针，天花、伤寒、霍乱等等。

到西安需要两天两夜，为了打发时间，斯诺观察起了身边的人：一个青年人。

青年人十分热情，很快就与斯诺攀谈了起来。青年人要回四川老家去，不过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据说他家乡附近有土匪活动。

说到土匪，斯诺想起了报纸上刊登着的“共匪”两个字，问：“你是说红军吗？”

“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青年人急忙否定。

“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

青年人脸上露出笑容：“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为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么做。”

从青年人言语中，斯诺感觉不到他对红军的任何惧怕，甚至提到红军给农民重新分配的土地时还有些欣喜。青年人的话，让斯诺对红军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到达西安后，斯诺见了杨虎城将军，此时他只是感觉到政治局面有些异样，但并没有预料到不久之后，杨虎城将军和张学良发起了一场震惊全中国的事变。

之后斯诺在旅馆住了下来，他受到指点，要在这里等一个人，至于对方是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他一概不知。他只知道，这个人会设法给他安排到延安的飞机。

几天后，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些圆滚滚的，身体壮实的中国人来到了旅馆，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斯诺打着招呼。

斯诺称这个人为“王牧师”，但后来人们查出此人就是董健吾。

董健吾与张学良交涉，却并不能借来飞机，只好给斯诺安排了卡车。斯诺倒不介意交通工具是什么，只期盼能够快点儿去延安。

一天早晨，董健吾同一个穿着东北军军官制服的人来见斯诺，他们一起到西安城外的汉朝古城遗址游玩。

这个军官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到目的地时卸下墨镜，摘掉白帽，一头黑黝黝的浓发下面有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

他盯着斯诺，突然用双手抓住斯诺的胳膊，斯诺瞬间感到一股疼痛。

“瞧瞧我，你认出我来了吗？”东北军军官说。

斯诺一头雾水，胳膊上的疼痛让他对眼前这个人没有好感，脑子里搜寻了一番也没有认出对方。斯诺摇摇头，表示自己不知道，那人终于松开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胸脯说：“我以为你可能在什么地方见过我的照片。”

接着又说：“我是邓发。”

斯诺突然反应过来，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国民党特务到现在还悬赏五万元要他的首级，他居然大摇大摆地在国民党部队中。

邓发很热情，他们聊了一个多小时，斯诺被眼前这个共产党人产生了敬佩之情。

“你不怕丢掉你的脑袋吗？”斯诺终于问出了心中的问题。

“不比张学良更怕，我同他住在一起。”说这话时，邓发眼中含着笑意，没有半分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