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缪明丰]
1968年，我下乡插队，开始与其他知青一样，都是干繁重且辛劳的农活，后来公社得知我从小学过医术，就让我做了一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给农民看病吃药不花钱，我与社员们的感情比较融洽，渡过了九年饱满“人情味”的插队生涯。
我的父亲祖居在江阴市长泾镇一个叫小缪家的村庄，后迁到长泾镇老南街中桥附近。我有兄妹四人，我排行老二。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正在长泾中学读高二，作为文革逍遥派的我整日无所事事。
这时，我的邻居、一位在长泾医院工作的江苏省名中医陈家栋先生对我父母说：“我看你家明丰悟性尚好，人也机灵，长此下去会荒废年华的，不如跟我学医吧。”我的父母也以为然，于是我就遵父命正式拜师学医，并与陈医师的儿子陈苏及另一个徒弟黄锦成了师兄弟，一起学起了中医。
1968年下半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城镇知识青年纷纷打起背包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我的大哥已到青海军工厂“支内”去了，而小妹还在读小学，符合下乡插队条件的我和我的大妹缪静娟，在那一年的“9·18”就成了“插队青年”。
我与另一个叫缪国芳的本家兄弟分到了老家长泾公社长东大队顾家巷路里三队，村民们原本就是老乡亲，因此“待遇”就比其他的插青好。
小队长顾岳中对我们很是热情，倾力进行安置，在一户住房比较宽裕的农家腾出一间房子给我们住，前灶后卧(前半间烧饭、放杂物，后半间铺两张床做卧室)，比人家住猪圈、柴房的要好多了。
我记得第一天出工干的农活是采棉花。尽管队长和老农手把手地教，但对平生未曾干过农活的我来说简直无从下手。
经过半天的努力，终于开始有点入门了，但已是背心出汗、手心起泡了。中午回家又手忙脚乱学煮饭炒菜，至于菜做得味道怎么样、饭烧得熟不熟全然顾不上了，只求吃饱，因为一会儿上工的哨子又要吹响了。几个月下来，农活有点会了，人也熟识了，我被社员们“升任”为小队记工会员。
1969年初，农村开始搞起了合作医疗，各大队办起了卫生室，由公社医院抽调医生负责，同时由各大队抽调有文化的青年学习医务知识，为本大队的社员看病治疗。当时长东大队书记顾掌坤了解到我是老三届高中生，并且学过中医，于是就选拔我到大4队卫生室边学边看病，当起了“赤脚医生”。
长东大队卫生室设在大队部所在的西缪家村，一间房子两个人，主治医生是长泾医院下派的翁祖伦医生，我作为助手跟他学习。那时，我的师兄陈苏到了花园大队，黄锦到了叶桥大队，都成了合作医疗卫生室的医生。
之所以称为“赤脚医生”，一来是我们依旧是社员身份，不拿工资只拿大队下拨的“误工”，年终参加小队分红(公社医院下派的医生仍旧在医院拿工资)；另外，我们上午在卫生室接诊、坐诊，下午须背着药箱下乡巡回。巡回时穿村走巷，甚至到地头场边，直到卷起“裤脚管”下田给农民服务。因为要方便下田，所以赤脚的时候多，故此称为“赤脚医生”。
当时农民到卫生室看病只收5分钱挂号费，不收药费。一般的小毛病我们就可以治愈，既省了农民的钱又省了到镇上医院看病的功夫。只有大病重症者，家属才请人用竹躺椅或用河泥船(离镇较远的)把病人送到公社医院。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村办合作医疗确实解决了农村和农民缺医少药就医难、无钱看病不治疗的问题，是农民的“福音”，所以很受农民的欢迎，直到现在还有不少老农还怀念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好处。
有一个实例发生在还没有实行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的年代。那是一位我们长泾中学高一的同学，周六放假回到北润家里后，因吃虾时不小心把虾头上的尖刺呛到了气管里，由于没有医生及时帮助处理，等家人用河泥船把他送到公社医院时，为时已晚，一个年轻的生命就凋零了。
我当了赤脚医生后，有一段时间参加了血防灭螺查病工作。血吸虫病曾经是危害南方水网地区农民的“瘟神”，毛主席曾经发动过“送瘟神”的战役。
当时，在公社医院邹秀玲医师的带领下，各村抽调的人员集体吃住在后巷，对习礼、东新这两个病害高发区，一个个河浜、一片片湿地仔细排查，施药灭螺。同时分区分人包管，收取村民大便进行化验排查患者。那时我们都不怕脏、不怕累、不计报酬、不讲条件，认真恪职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充分展示了“赤脚医生”的本色。
3年后，各卫生室的下派医生回医院了，于是由我一人独当一面，开始主持大队卫生室工作，因为当时我们大队的合作医疗办得比较好，大队领导决定扩大卫生室。
所以又辟出平房、设立病床以便更好地为村民服务。那时设有4张病床，是全公社各大队卫生室中仅有的设施。我为了方便病人看病，也吃住在卫生室。后来，由于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又增添了夏亦娟作为卫生员、协助我收费、配药、记账、做就诊记录和台账。我们的卫生室办得红红火火，得到了村民和领导的赞扬。
我在长东村插队期间，整整当了9个年头的“赤脚医生”。
在这9年中，无论是春雨秋风、夏雷冬雪，我踏遍了长东的每一条田岸，走遍了每一个村庄，熟悉了每一户农家，关心着每一个病员。我尽最大的医疗技能诊治每一个病人，服务每一个需要的人，由此赢得了村民的尊重，也获得了他们最诚挚的友情。
下乡插队的时候物资紧缺，特别是粮食不够，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尤其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很多社员抽空上山挖野菜、采蘑菇充饥，以此熬过这段缺粮的时间。
一些村民辨识不了那些植物可吃，那些不能吃，我当时就专门跑遍整个生产队，教会乡亲们辨识野菜。相邻的一个田心生产队，就曾有一户社员的小孩，在山上看到大茶药（断肠草）误认为金银花，将根茎挖回来做菜，结果全家中毒。
野生蘑菇也不是全部都能吃，每年进入夏季，一些地方因采摘食用有毒野生蘑菇，造成的中毒事件时有发生，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
野生蘑菇种类繁多，很难分辨出是否有毒蘑菇。我虚心请教生产队的老人，让他们传授我辨别毒蘑菇的方法，如看颜色和形状等等，然后我加以总结经验，再向社员们一一推广。
在我做赤脚医生9年期间，长东生产队没有一例因误食有毒野菜、野生毒蘑菇引发的病例出现。
吴家坝的农妇王某，其丈夫在无锡工作，她一人带一儿三女在家，生计十分窘迫。一次她十岁的女儿吴某病了，咳得厉害，到卫生室来就诊。我一量体温40℃，诊断为肺炎，建议她去长泾医院住院治疗。
但她因无力支付住院的高额费用，要求我就地治疗，并说：“我相信你!”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尽心地为她女儿配药挂水，并通宵陪在病床边观察、换瓶......经过半个月的用药治疗，病人终于治愈了。当时患者仅交了一个挂号费。王某为感谢我，为我烧了两个水浦蛋作夜宵。
数十年过去了，当已经70多岁的王某与我相遇，总会提起往事，且言辞中依然满是感激。
寿山坟自然村的60岁夏老太严重咯血，我前去出诊，经各方诊断为浸润型肺结核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我坚持每天上门为她打链霉素，并让她服用雷米封等口服药，经一年多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因她年迈无经济收人，我把她的挂号费也免掉了。以后她只要遇到我，总会捏着我的手说：“合作医疗好。我多亏了你呀!”
以上的两个实例说明当时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是多么深得民心。我为我曾经是一个赤脚医生而感到自豪。1977年，我应聘成了一间国营厂的厂医。1979年，我作为最后一批上调的知青被分配到周庄氮肥厂做厂医，从此结束了我的插队和赤脚医生生涯。
在我下乡插队的12个年头里，我当了九年的赤脚医生。现在想来，农村确实是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广阔天地。在那里，我学会了基本的农事技能，提高了医疗水平，更重要的是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农民那敦厚淳朴的思想感情和难以忘怀的人间真情，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感染了我，成为了我的立身之本。
直到今天，我曾经服务过的长东村民依然把我当自己的亲人看待，凡婚丧喜庆大事都要招呼我到场。
我退休后，他们还热情地邀请我到社区卫生室服务。平时，他们总会到我处咨询一些健康保健知识，我也总是热情接待，认真为他们检查健康状况，并讲解治疗意见或保健知识，有时还开一些中药处方。
插队生涯是我人生轨迹中最精彩的一段，充满了艰辛甚至痛苦，也充满了欢乐和满足。它是我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