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回忆录中写道：“1949年，我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卢汉把它压在云南30年。后来因管理档案发现而承认我的起义，1980年，遂把我改为‘起义将领’。”

沈醉“起义”是被迫而非真心，所以所以1980年要撤销特赦通知书而将其身份从特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时，他拒绝了：“像我这样过去做了那么多恶事的人，得到‘确已改恶从善’的高度评价，我非常珍惜，不用说，我自己不会去请求改换，就是通知我改换，我也会以感激的心情加以婉谢。我将永远保留这张最珍贵的特赦令，而不想要起义将领的证明书。”

沈醉不要起义将领身份，是因为知道文强在岛上存了一百万美元“薪水”而自己也想要，还是良心发现觉得自己“起义”是“潜伏”，这都是问题，咱们今天通过一件“小事”，就能看出他对老蒋夫妻的“忠诚”——1941年，一个小商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揭发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贪污航空救国捐款，沈醉只用了三天就“侦破”此案，为此宋美龄打赏了他两支派克金笔，而那个写揭发信的小商人结局有多悲惨，沈醉根本就没在乎过。

沈醉的“赦字第玖号”特赦通知书是这样写的：“该犯关押已经11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沈醉确实改恶从善了吗？这一点笔者不好断然下结论，但是看过沈醉系列回忆录的读者诸君，一定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他藏匿的想法。

首先一点我们可以肯定，沈醉的“起义”绝非真心，他是想假起义真潜伏，同样在起义通电上签字、被释放后又对昆明发起进攻的李弥和余程万都可以作证，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讳言，可能就是写给岛上那伙人看的：“12日上午，李弥发起，我们七人应结为患难兄弟，因有这一段难得的同生死的机会，大家都很赞成……七个人都不甘心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

沈醉敢如此“坦白”的目的何在，笔者揣测不透，但他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云南游击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的身份，注定了他不会甘心束手就擒，也不会像正规军将领那样言出必行——伪装是特务的基本技能，说假话都不用打草稿。

沈醉用“自我批评”的语气，讲了一件他为宋美龄“办案”的“功劳”以及宋美龄对他的赏赐：“由于稽查处说明这是‘奉蒋夫人亲自交办’的案子，所以判得很快。结案以后，有天郑介民带我去见宋美龄，向她报告办理与判处徒刑的经过。她听了很高兴，立刻拿出一对派克金笔给我，算是办理这案的赏赐。四个人的徒刑，十多年的冤狱，换得一对水笔和几句奖励。这足以说明特务们是如何忠心耿耿地为豪门充当鹰犬！”

当时的沈醉还不是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而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上校督察长，案子是宋美龄通过军统局二号人物郑介民交到沈醉手上的，这让沈醉十分兴奋，用了不到三天就“成功侦破”：“三天期限未满，郑介民亲自跑来问了两次。他很高兴地把这一结果向宋美龄去回复，宋指示一定要严办。卫戍总部军法处把其中一个写信的判了十五年徒刑，其余三个也以同谋罪判了轻一点的刑。”

写了一封信，就被“第一夫人”指示一定严办，那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沈醉当然不会明写，只是含糊其辞地转述了郑介民交代任务时的场景：“1941年秋间，敌机经常轰炸重庆，有一天天刚亮，我起了床，军统第二号大头目郑介民冒雨来到稽查处，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现在居然有人写信去骂夫人。夫人看了大发脾气，限你们三天破案，对写这信的人一定要逮捕起来严办！’”

沈醉从十八岁就当特务，侦办这类案件自然得心应手，当天就查明了信件来源——写信的那人根本就没有隐瞒身份，他是一个小商人，捐过几次航空救国捐，希望政府买飞机抵抗日本。听说买来的飞机破烂不堪已不能用，钱都是主要负责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进了腰包，以致弄得敌机天天来没有法子抵抗。他经营多年的一家小商店也被炸光，儿女也被炸死，非常痛恨，所以写这封信出出自己的怨气。

这封信只是举报宋美龄而不是邮寄到宋美龄手中，连沈醉也不知道这封信为什么会被宋美龄看到，但是主子下令，鹰犬必然迅速行动，他们马上判定黄家垭口一家被炸的商店老板嫌疑很大，只经过半天的搜查，特务便抓到跟那老板有关的四个人。

军统的酷刑加上笔迹比对，沈醉确定了写信人，也审问出了写信原因：老蒋那么多飞机，却不能免于平民被轰炸，他们是出于气愤才写了这份举报信，没想到居然有人把这封信送给了宋美龄。

重庆大轰炸有多惨烈，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但是可能有人不知道，当时老蒋并不是没有飞机，而那些飞机的实际掌控者，不是老蒋而是宋美龄。1937年的英文《大美晚报》将宋美龄称为“不带军衔的空军司令”、“空军之母”：“她经常在新闻稿上提到‘我的空军’。”

老蒋在内战中经常出动大批轰炸机，炸弹不要钱似的往中国人头上扔，但是跟日军作战，却需要由不要钱的苏联援华航空队和花钱雇来的美国飞虎队充当主力。

实事求是地说，抗战期间，确实有不少中国飞行员浴血蓝天，飞虎队拿钱干活也功不可没，而苏联空军的贡献，蒋家不愿意提，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苏联人不收钱，老蒋家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就赚不到钱，真所谓这钱苏联人不拿，蒋夫人和他的姐姐弟弟怎么拿？

那位小商人说的航空捐款，在宋美龄掌管空军的时候是常事，仅以老蒋五十大寿为例，我们就知道宋美龄有多大胆子：她下令全国开展“献机祝寿运动”，一县捐献一架机，不捐飞机也可以折价捐款十万银圆。

一开始说是一个县出大洋十万或一架飞机，但是后来宋美龄又开出加码，说要订购一批美国最新的马丁式飞机，每架四十万元，南洋华侨亦还组建了一个“南洋购机寿蒋会”，推举姓陈的爱国商人担任会长（后来此公看蒋家实在太腐坏，就与之分道扬镳了）。

老蒋五十大寿的那年10月底，宋美龄总共募集了六百五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四元，其中马来西亚华侨捐款一百三十万元，新加坡华侨二十多万元，古巴华侨一万五千万元，泰国、英、美等地华侨二百多万元。

华侨纷纷慷慨解囊，国内当然也不甘落后：广东省捐了一百多万元和二十架飞机、南京捐款二十万元和十八架飞机，其他如上海、福建、浙江、湖南也“捐献”了十架到三架，就连陆海空三军，也“捐献”飞机八架——笔者一直不知道，军队捐飞机给蒋夫人，这是怎么个捐法？

宋美龄既要飞机也要大洋，当时公布的数字显示，另外的捐款还有香港五十多万元、晋绥两省十八万元、新疆两万元。

10月31日，南京故宫机场上举行盛大的献机典礼，由何应钦代表老蒋接受了一百零五架献献的飞机——这些飞机放在当时，也可以算是一支绝对可观的力量，但是后来重庆被轰炸，却不见有多少飞机与日军作战，那么多飞机都干什么却了呢？

有一个在岛上领薪水的作家写了一本书，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1942年3月3日，宋美龄在云南大学演讲时对“讨孔”的昆明学生解释，传说中孔小姐的狗在飞机上有座位是假的，洋狗乃飞机机师所带，箱笼等物资也不是孔家的财产，我阿姐（宋霭龄）是最怕狗的。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宋美龄掌控的空军战斗机和运输机都在干什么，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老百姓和小商人感触最深，他们的“防空洞”因陋就简经常被炸塌，而老蒋和宋美龄的住处，原子弹也未必能炸穿。

如果飞机真是在卫国空战中损失，老百姓只会痛惜而不会痛恨，那些小商人大商人和老百姓，只看见自己白花花的银圆捐出去，然后是日军黑压压的飞机投炸弹，却不见捐款“购买”的飞机迎战，不被炸死，也要被气死了。

给老蒋祝寿能弄到一百多架飞机，保卫重庆的时候，那些飞机在哪里？我们仅从一个名为“广大华行”的企业发展史中就能看出端倪：该公司依靠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大获其利，1942年至1944年就赚了法币五百多万、美金三十多万。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老蒋用一杯清水表示清廉，他的夫人却利用飞机大发国难财，老蒋不败，哪还有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