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国家的各种弊端逐步显露出来，富国强兵成了时代的主旋律，作为参知政事的王安石面对国家的现状，意识到只有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安石虽然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者，但结合北宋现状和改革需求，扬弃地借鉴了中国古代其他学派的治理思想，将治国思想贯穿到国家改革与治理之中，系统化地提出自己的治理理论，但将治国思想贯穿到国家改革和治理中，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安石的思想具有独特性和时代性，其范围更广阔，领域更宽广。

王安石的国家治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家治理方案上，而这些国家治理方案，对北宋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而，王安石的思想在北宋乃至中国整个历史时期，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不仅体现了以民为本、经世致用等古代贤者治理理念，也包含着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等解决封建国家现实问题的举措。

虽然王安石的治理思想是封建时期的产物，带有局限性和时代性的色彩，但以国家治理的视角，去了解王安石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思想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是政治、经济等时代大背景的集中反映。王安石生于北宋中期，公元1021年，他的治理思想既吸收了前人智慧的精华，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生活的时代，为他后期执政时期所进行的治理实践，奠定了深厚的现实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品经济不断地发展，到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透过商业发展最为繁华之地——东京汁梁可以窥见一斑，宋代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留存至今，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大繁荣。

北宋在建国之后，便大量地开科取士，这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官队伍庞大，在当时，以文人为主体的封建官僚待遇十分优渥，这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中，以至于后世认为宋代是文人的乐园。

在这种宽松的政治背景下，宋代士人对政治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宋代士人的政治社会意识普遍强化，对国计民生强烈关注。北宋文人留下的文学作品，大多都表达了其对政治的不同见解。

宋朝时期的皇权、相权和台谏官三者总是相互制衡，因为在制度上，文官并没有什么能制约皇帝，因而“祖宗之法”就是文官们，对皇帝行为进行约束的手段之一。

有鉴于此，宋代的统治者就十分尊重文官的意见，文人的地位也就有了保障，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只会随之而增加，不仅敢与皇帝对峙，而且认为天下事就应该与士大夫共治。

台谏官制度在宋真宗时代的职责与权力有了明确的保障，台谏可以“风闻言事”，并且即使所言之事有误也无需承担罪责，这种制度更加促使了文官们大胆地直言进谏。王安石敢于针砭时弊，敢于提出改革建议，与这种良好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

在文以靖国的政治文化之外，统治者对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孟子曾说， “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商朝开国之君商汤对于伊尹，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对于管仲，都是先赏识他们学识，继而任用他们为官。

在专制政体之下，政治家要想有所作为，首先就是要取得君主的信任，由此可见宋神宗对当时政治环境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宋史》中记载神宗非常贤德，天性友爱孝顺，对自己的母亲与祖母十分恭敬，总是垂拱而侍，对老师也是充满尊敬与崇拜之意。

待到执掌政权之后，仍旧可以保持做事谦恭谨慎的态度，敬畏朝臣，体察百姓疾苦。宋神宗的个人品质与道德，我们毋庸置疑。在国势上，神宗皇帝也是一心思变，意图振兴。

他崇尚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实践赵武灵王主张胡服骑射的果断英勇。他为大宋几代以来不断被外族欺辱而感到羞耻，不满于宋朝积贫积弱的悲惨现状，日夜思考如何振兴大宋的良策。

把学习尧舜，成就千秋伟业作为自己志向的神宗皇帝，他的雄心壮志、居安思危可以说已经昭告于天下，他最需要的是有一个可以改变国家局势的人。

王安石把他的地方官从政经验带入朝堂，并依靠他本身几世难得的罕见才干，正好契合了一位志在有所作为的神宗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