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周人平定了纣王之子武庚的反叛。为了防止商朝遗民再次反叛，就将他们分为两部分，参与反叛的那部分“顽固”商族被迁到东都洛邑，严密监视；而保持“中立”态度的那部分商族则受到优待，并立为典型。

在“国际”政治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将其全部消灭固然是一种解决方案，但不是最佳解决方案。根据先前时代的惯例：一个正统王朝的建立，要先做好"兴灭国，继绝世"，这样才能使"天下之民归心焉"。因此，一个商族后裔国家﹣﹣宋国建立了。

纣王庶出兄长微子启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君主，以奉商朝宗祀。周王甚至还破例授予宋公这一爵位，要知道，公一般只授予周王直系子嗣，即使燕、齐、晋等国最初也只是被封为第二等的侯爵。但这些并不说明周王室对宋真的 放心。相反，周王室在宋国周边建立数个姬姓封国（卫、鲁）以对其进行监视，又派遣周军三大主力之一的殷八师驻防于殷之故地朝歌，以时刻应对商族。这种恩威并施、区别对待的方案，为稳定西周的统治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宋国的腹地位于今河南商丘市境内，据考证这里曾是殷商诸多都城之一。仔细观察宋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不难发现，这是一块平坦辽阔的土地，大道和航道纵横，"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这种四通八达、交通便利的地理条件，为宋国发展商业带来可能。经商是商族人的老本行。与视农业为本的周朝相比，商朝是一个商业国家（有人推断说"商人"这个名词现在作为交易中间人的代名词，可能就是源自"商族")，商族在经商和手工业方面十分擅长。

商人经商，周公是支持的，还确立了"优待殷人"的原则﹣﹣商族百姓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习俗生活，而不必完全按照周礼的约束。典型的例子就是商族人可以聚众饮酒作乐（商族很喜欢杯中之物），而周人这样做则要受到严厉处罚。这些优待政策，促进商族创造了数量可观的财富，为宋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发展经济只是商族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业，复兴殷商才是宋国上下最大的梦想。春秋初期"小霸"郑国的崛起，让宋国不敢轻举妄动。直到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去世、中原霸主之位空悬，宋襄公看到了希望。

在宋襄公看来，资格才是首位的。如果周王室权威尚存，或许会论资排辈地选出一个"诸侯之长"。尽管宋人非姬姓。但殷商王族后裔和公国之尊的双重身份，让他自视比他国更有资格成为新盟主。公元前639年，宋、楚及陈、蔡等国在盂（今河南睢县境内）会盟，宋襄公呵斥楚成王："汝以假公压吾真公乎？"纵观历史，一国不通过与其他大国进行一场甚至数场战争，是根本无法获得稳固霸主地位的。宋襄公仅仅通过对几个小国的胜利（如曹国），就要称霸是不可想象的。

更可悲的是，第二年，公元前638年秋，宋楚爆发泓水之战（古河流名，今河南拓城境内）。楚军来犯之时，宋军本可依托泓水作为防线，但这条天然防线并未发挥任何战术作用，原因是宋襄公命令"不击半渡、不鼓不成列"。可惜春秋无义战，宋襄公的"仁义道德"使霸业成空。

与战国时期中原其他几个老牌诸侯国相比，宋国的状态还算不错。宋的西邻、曾经的"小霸"郑国，在公元前375年就被韩国吞并了：北边显赫一时的卫国，公元前330年沦为魏国的附属；至于东面的鲁国，公元前323年仅剩都城曲阜及周边一带。而宋国的地缘实力并未见削弱，最起码在战国七雄相继称王之后，宋国国君子偃于公元前318年自立为王。之后，宋国东伐齐，攻取五城；南败楚，拓地三百里；西战魏，攻取二城。宋国又攻灭滕国、讨伐薛国（今山东滕州境内），其国力达至顶峰，被称为"五千乘之劲宋"。

不过，宋国从欲"称霸"转向"称王"还是发生了质的变化。"称霸"所谋求的是在体系中的独大；而"称王"所追求的则是将整个体系归于一家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在诸国相继称王之后，天下重归一统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公元前286年，齐楚魏联合灭宋。

如果说战国七雄是战国时代主角，那么还有一些春秋时代的老牌诸侯国在夹缝中求生存，比如郑、宋、卫、鲁等。不过，配角也有配角的排名。如果要为配角们做个排序的话，战国后期曾经中兴一时的宋国绝对可以排在前列，这个由商族遗民建立的“东方以色列”，甚至可谓最佳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