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家世

我的祖籍在陕西省澄城县，世代务农为生。大约是清末光绪年间，陕西渭北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千里赤地，饿殍遍野。为了逃一条活命，刚刚成亲的爷爷刘本宽、奶奶黄氏被迫离乡背井，漫无目标地踏上了逃荒之路。他们一路打零工、讨饭，到了陕西西北的保安县吴起镇，在这里给有钱人打长工、放牛羊，暂时安顿下来。我奶奶先后生下我的大伯刘生枝、父亲刘生财、叔叔刘生发和一个姑姑。后来，父辈们逐渐长大，仍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到了七八岁时也同爷爷一样当长工、打短工，在别人的土地上刨食吃。

庄稼汉都想有自己的土地。爷爷听说相邻的属于甘肃省庆阳地界的深山里荒无人烟，有废弃的山林坡地无人耕种，便毅然携家带口南下，在柔远城子东边约20里的老爷岭北麓一个叫"刘沟"的地方落了脚。这里是子午岭的余脉，山高沟深，我幼年时还是林木繁茂，遍布杨、栎、桦、柳、榆等和灌木混生的梢林，林莽中山鸡、狐、狼、野兔成群出没，还有豹子、野猪，十分荒凉僻背。现在虽人烟稠密，梢林却难见到了，生态环境破坏得十分严重。

刘沟村由相距百余米的前后两庄组成。两条山沟，两股溪水，一条正东，一条偏北，常年顺山沟奔流而下，在村东口交汇，向西淙淙注入柔远川河，是当地百姓赖以为生的命脉。沿沟有几十孔坍塌或缺门少窗的土窑洞，周围山坡上散落着许多荒坟和曾经耕作过而又废弃的耕地。据说这里过去曾有二三十户农家繁衍生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挑拨离间，回汉两族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互相残杀，死人无数，侥幸没死的人也跑光了。

我爷爷、奶奶带着子女来到这里时，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独家村"，只有一户从陕西吴起镇迁来的姓刘的贫苦农民，"刘沟"这个村名也许就是这样叫出来的。我家的到来，又添了一户刘家，"刘沟村"就更加名副其实了。

破窑洞是现成的，稍加修整就可栖身；没有主的熟荒地满山遍野，只要舍得汗水和力气就能种上庄稼。我家种上点儿玉米、豆子和洋芋。虽然坡陡地瘠。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一亩地也打不下一斗几升，但广种薄收，维持温饱还可以。所以，我爷爷带着子女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我大伯和我父亲成年后，先后结婚成家。我母亲也是华池县的一户农家姑娘。我出生于1916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1916年9月20日）。我记事时，刘沟村仍只有两户人家。迫于生计，我父亲和叔叔到别的村去给财东拉活。我八九岁起给大伯家放羊。大伯家光管饭，不给工钱，每年给我几只小羊羔。放了几年羊，我也有十几只羊了，就辞了工，给自家放羊。那时候，刘沟周围人烟稀少，梢林密布，野兽经常出没，一个孩子出去放羊，不仅要受风霜雨雪之苦，还很危险，我防身靠的就是两只狗。我十来岁给自家放羊时，是我家境最好的时候，我自己还上山住在一个躲土匪用的草棚里开荒种地，十天半月才能回一次家，保护我的也是狗。

赌博和吸毒，是封建社会农村的一大弊病，也是有钱人家掠夺普通农户财产、导致贫富悬殊的罪恶手段之一。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因柔远城子一带赌博、吸毒成风，在坏人诱惑下，父亲沾染了赌博和吸食鸦片的恶习。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境很快就败落了，牲畜连同我的羊只转眼间就变成了别人的财产。全家生活，就靠我种一点儿地同时给人打短工，勉强糊口。不久，我们那里流行伤寒，父亲和我先后被传染。我被伤寒的高热折磨得人事不知时，身体极度衰弱的父亲已撒手人寰了，我病了几个月后死里逃生。为了活下去，没等病好，就拖着疲弱的身体，拿起放羊鞭又去给大伯家放羊。

父亲死后，老实善良的母亲没了主意，只好带着年幼的弟妹回到北边20里外的高山畔，长年累月地"熬娘家"。我则一直在大伯家打工。

我的家乡刘沟那时根本不可能有学校。即使有，像我这样的贫穷子弟又哪能读得起书呢？幸好我的大伯识几个字，能读懂《三字经》、《千字文》。在他教儿子识字时，我也站在旁边，跟着堂弟一起认，这就是我最初的启蒙教育。字虽认得了几个，但一个也不会写。

参加南梁苏维埃政府保卫队

我的家乡（今华池县）属于甘肃省的陇东地区。1930年，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就在这里搞过兵运活动。1931年秋，刘志丹和马锡五同志在毗邻的合水县平定川创建了陕甘边第一支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1933年10月中旬，照金根据地失守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开辟南梁根据地。我的家乡刘沟村，正位于根据地的西部边缘。11月上旬，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成立后，南梁地区的武装斗争闹得十分红火。当时，张秀山同志在陇东一带做发动群众、组织农会、赤卫军的工作，在我们那里远近闻名。张秀山有时还在我们刘沟村过往宿营，就借住在我大伯家里。

张秀山他们来之前，我已听说过刘志丹的家乡保安县"闹红"。红军游击队到了我们村后，我看到红军战士个个精神抖擞，情绪饱满，从心眼里很羡慕，真想跟他们走。但想到家里全靠自己糊口，又觉得走不开。

1934年初，马仰西同志（陕西绥德县人，解放后曾任宝鸡市民政局局长等职）在我们那一片开辟地方工作。他常帮我一块儿干活、拉话，讲刘志丹的故事，告诉我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要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还对我讲参加红军后，苏维埃政府会优抚红军家属的，让我消除了后顾之忧。这期间，张秀山同志又到我家来过，也动员我加入红军。1934年1月，我17岁时，老马秘密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先参加了赤卫军，紧接着又参加了刚成立的南梁苏维埃政府保卫队，成了一名红军战士。保卫队最初只有七八个人，四五支枪，没有队长，只有一个指导员叫杨占敖，是陕西关中地区合阳、大荔那一带的人，有文化，能讲会写。保卫队的任务是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打土豪和配合游击队打仗。

记得刚当兵不久，保卫队接到老百姓报告，说他们村来了个收账的，正在那里做坏事。这种收账人就像《白毛女》中的穆仁智，仗着豪绅财主的势力，逼租索债，绑人打人，要吃要喝，欺男霸女，老百姓恨之入骨。杨占敖派人把他抓住，关在悦乐镇东北边山沟里一个小村的一个窑洞里，决定杀掉他以平民愤。杨占敖带着我和另一个战士进了那个窑洞，我用绳子绑住他后推他出去，这坏蛋用身子抵住窑洞门框不往外走，我就在前面拉住绳子头像人拉犁那样把他往外拖，另一个战士在后面推。杨占敖见他不走，也上前推他。一到小村边上，杨占敖大喝一声"跪下！"那坏蛋当即吓得跪倒在地上。遵照杨占敖的命令，我和那个战士一起处决了这个坏蛋。

1934年五六月，保卫队已增加到十几个人，领导还是杨占敖指导员一个人。到了下半年，保卫队并入了庆阳游击队，我当上副班长。那时庆阳游击队已有100多人，基本上人手一枪，队长姓张。庆阳游击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统属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是杨琪同志。根据地的游击队一共分为三路。陕甘边根据地反敌军第一次"围剿"即将胜利。在近7个月的反"围剿"中，第一、二、三路游击队配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同敌人进行了大小30余次战斗，歼灭敌军和反动民团武装3000余人。庆阳游击队也进一步壮大了实力。这些仗，大部分都是我到庆阳游击队之前打的。我入队后，只参加了几次小的战斗。

就在我参加红军的同时，我的二表兄李兴玉也参加了游击队。他曾任庆阳游击队队长，陕北红独立师二团连指导员等职。1936年7月在甘肃环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的下落是最近我写这部回忆录时才查到的。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